序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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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距今29年前写的我的前著《耶稣传》第一版的序言里，我曾特别提到那本书是为神学家们写的；————那时还没有作好为其他人写书的充分准备，因此，那本书是特意用一种不适合于普通人理解的方式写成的。现在这本书则是特意为普通人写的，我特别努力不使有一句话是任何一个有学识或有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至于专业神学家们是否也愿置身于我的读者之列，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一段时期中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现在已不再能认为一般公众对于这种性质的研究没有准备了。完全和我自己的任何行动无关，我的死对头们，就是那些坚决主张为了礼貌我至少也应该用拉丁文来写的人们，已经急遽地把这些问题抛在公众面前了。这些主张慎重的人们的喧嚷，为一些比我自己更不审慎的人加以重复，他们用一种通俗的，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不很愉快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直至德国的政治复苏才终于给宗教的和其他的讨论开放了一个较为自由的讲坛。作为这件事的后果，许多人对于迷恋旧的观念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振作起来，对宗教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同时在我前著出版时被认为还不为人所熟悉的各种基本概念，从那时以来也已经流行开了。而且，认为只有神学家或有学问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问题的想法，仅仅是一种阶级成见罢了。其实，问题的实质是非常简单的，每一个头脑清醒、心地正直的人都可深信不疑，在进行适当思考和正确运用可能方法之后，剩下来他们所不能懂的问题，其本身一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还有，这一段时期已经完全清楚地证明，期望专业神学家们对于这些问题作没有成见的判断，恰恰是最难的事情。其实，他们正是对自己案件判决的当事人。任何对基督教传统信仰对象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作为基础的福音书记载的讨论，似乎都是对于他们作为精神领袖是否确当表示怀疑。至于这种怀疑是否正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对每一阶级或等级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阶级或等级的成员而肯扶助威胁其自身安全的革新运动的总是不多的。很明显，一旦基督教不被认为是奇迹，则僧侣阶级就不会再是他们一直所表现的那种似乎是天赋异才的人了。他们的职务将是教诲而不是祝祷，大家知道，前一职务既很艰难又不讨好，而后一职务则报酬既多又很容易。

    为了使在宗教问题上获得进展，那些摆脱职业成见和利害关系的神学家们就应当不怕特殊，向有思想的普通人士伸出手来。既然神学家们拒绝听从，我们就只有转向人民；正如使徒保罗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教诲时转向异邦人一样 [1] 。当人民中比较有知识的人们对僧侣们所通常提供给他们的精神食粮不再感觉有味的时候，后者就会开始考虑给他们提供一种较好的食物了。但必须对他们加以外部压力；正如必须对旧派法学家们施加压力才能使他们采用陪审制和其他类似的改革一样。我知道，有些先生们会在这里婉言讽刺说这是过时的神学家在企图以精神煽动者的身份重新出现。就算是这样吧！米拉波 [2] 也曾经是一个向人民伸出手来的过时的贵族；而他这一行动的确没有白费。我并不是米拉波，回顾以往更自觉问心无愧，对于即使我受到我所选择的行业排斥的行动尤其是这样。

    供人民使用的这个目的，是我为什么不给旧的《耶稣传》出一新版反而出一部除了基本观念外，和旧著完全不同的新著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情况也导致了同一结果。我早就想趁出新版的机会，在答辩反对观点的同时，用我自己或别人的最新发现成果，对它加以修改和补充，使我这一著作具有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水平。但我很快发现，前著的主要意义正在于它是写在这些发现之前，它所具有的特点将会因对它进行这样的修改而有所改变或者甚至完全失掉，这就未免可惜。因为按照它的实在情况来说，它还是近代神学在一个重要时期的历史纪念碑；它原来的规划在未来的一段时期还会对于学者有用。因此，决定让旧的《耶稣传》仍然保持原状；如果这部现已脱销的著作需要再出新版时，我已用遗嘱规定其按照第一版印刷，但根据第四版略加修改。

    因此，要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就只有尽可能地在这部较为通俗的著作里来做。只要把深奥的细节略去，这样做也并无困难。节略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损失，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收获，因为这样一来，深奥的辩解和自炫就被排除了。这些自炫之一是在科学的自由思想家的著作中所常遇到的那种泰然自信的神情，以为他们研究的全部意义仅是为了纳粹历史的兴趣。我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的话固然是十分尊敬，但也不能不声明一下，他们所说的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能，也不足取。毫无疑问，一个讲论亚述君主或埃及法老的作者的动机可能是纯粹历史的；但基督教是一种活的力量，关于基督教的来源问题，对于当前现实可能产生许多重大的后果，因而在决定这一问题时，一个学者的兴趣如果仅仅限于历史方面，他就必然是愚不可及。

    然而，这一点却是无可争辩的；任何一个认为教会及现代神学关于耶稣一生和其一连串的情节具有超自然性的想法难以容忍的人，一定会发现最有效的摆脱办法乃是进行历史的探索。他既抱有这样的基本信念，认为一切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都是自然地发生的，————即使是最杰出的人物也仍然不过是人，因而初期基督教记载的超自然色彩必然是外加的、不真实的，就自然会认为，越是能够追溯事件经过的真象，则事件的自然性也就会越发显示出来；简言之，他的倾向引导他进行历史的考察，不过这种考察总是在严格的历史批判的制约下进行的。到此为止，我和这些先生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他们大致上也是和我的意见一致的；我们共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恢复已经被湮没了的历史，而是要协助人类精神从教条的压迫奴役下进行自我解放；我完全同意，历史的探索和一般的哲学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最好方法。

    和纯粹历史兴趣的自炫联系着的还有一种保留思想，这种思想阻碍探索充分开展而达到其原定的目标。它不问耶稣到底真的说了或做了什么，而仅问报告人说他说了或做了什么；不问某一福音书记载本身表示了什么，而仅问在一定情况下，按讲述者所固有的倾向性，他所意图或希望表达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只和福音书的作者发生关系，把主弃置不顾：正如立宪政体使责任由内阁来负而免除了君主的责任一样。的确，这是防止狂热攻击的一种明智办法，而且对一开始在批判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加以彻底排除也完全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我们特别希望知道的是：总的来说以及在细节方面，福音书的历史是真实可靠的呢?还是不是呢?只有在和这一重大问题联系着的情况下，这些初步的探索才能有一般的意义。

    在这一方面，这20年来的福音书批判确乎是有几分衰退了。尤其是关于头三本福音书，关于他们的来源、目的，著者和相互关系的新的假设相继被提出来，人们非常热烈地主张这些新假设并彼此攻击，以致我们几乎忘却了另外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争论有永无休止之势，使我们开始感到，如果真的必须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才能解决的话，不知何时才能对主要问题有明确的理解。

    幸好这是不必要的。关于第四福音书和它同其他福音书的关系，的确，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对这些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之前先有明确的理解；但尽管我们还不能绝对肯定马太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或是用希腊文写的；他所写的是一本福音书或者仅是一部言论集或讲演集：路加是否有《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在自己跟前，或者马可手头是否就有现成的《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们对于福音书历史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仍然能够有明确的看法。特别是关于福音书历史不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这类问题而作出自己的确定的意见。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回顾的，历史的而且也是向前展望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一否定如果不是唯一的考虑，至少也应该是主要的考虑。问题在于：对于耶稣本人和其生平，不容许仍然有超自然的说法存在，不容许仍然有任何独断的、不可思议的权威压抑着人们的心灵。我以为我们完全可以不管那些无穷尽的批判问题而对这一否定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无论是一本福音书，或者是所有的福音书在一起，都不可能说它的历史的可靠性要求我们贬低理性到相信神迹的地步。

    和这一否定相对应的肯定方面有两点：第一，对于耶稣本人、其目的和真实历史应抱的看法；第二，关于耶稣生平的非历史部分产生的方式。为了对这些问题作出圆满的答复，无疑必须知道每一福音书的作者关于耶稣生平的描述有哪些部分是他自己凭空加上的，而他所加上的又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在对他们写书的目的与方法，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等进行彻底考察以前是无法知道的。这一要求比在这方面已经达到的成就要高得多；但不时对结果进行检查，分辨哪些是已经确实成立的或者是可能的，哪些是有疑问的，或是不可能的揣测，不仅是容许的，而且还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唤回到主要问题上来；而这一类的要求，由于可以使思想集中，对于科学总是有好处的。

    至于我自己，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立场，同时并努力设法利用晚近的研究成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曾试图向自从我的《耶稣传》第一次出版以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批评的主要人士学习；没有人能够指摘我，说我在著述方面犯了“彼拉多主义” [3] ————这是瑞士人因戈德舍特 [4] 总是坚持他所写的每一个字而送给他的称号。我的新资料多半是从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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