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历代货币制度概览
城乡如何联络，农商如何交流是一大问题，其中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货币为黄金与钱币。春秋时期未使用货币，战国时期使用黄金与钱币，至清代一直盛行。
到东汉时，黄金己少用市上亦不常见。推其原因，自佛教进入中国后，又加上道教等宗教上的需要，因此黄金用于建筑、器物及装饰品上之数量甚大。这是后来只用铜铸钱币的原因。
自三国以来直至唐代，钱币与实物包括五谷与绢同时使用。
中国的钱币汉武帝时开始用五铢钱。南北朝至隋唐不用黄金，只用钱币，五铢钱已减轻。唐代最好的钱为开元通宝，开元通宝较五铢钱略重。自唐至宋，大部分是用开元通宝；即使宋代所铸钱币，亦仿效开元钱之形式。
宋代以单一货币使用不便，主张应有辅币同时使用。当时，遂有铜钱铁钱同时通行，但两者比价相差不远，故使用仍感不便。
宋末，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在华担任泉州市舶司历时30载，日本一学者根据蒲寿庚所述资料著一书，详述宋代海外通商情况，书中述及中国之铜钱往外流遂加禁止并禁私铸铜钱。
中国由于产银极少，可以用作制钱币者，除铜铁外，已无其他适当之金属，即黄金亦不足够。
明代开始，用一块块白银当作货币。
明代的田租不缴米而缴钱。但数以担计的租缴钱币过于繁重，故用白银折交。当时所用白银是银链、元宝，尚有小块之碎银。人民用碎银缴入网库时，要将之熔成大块之元宝，由零碎的变成整块时，便得加上人丁。及损耗故缴纳碎银时要加上若干耗银，此即所谓"火耗问题”。
由于火耗问题，使田租增加。明代开始用银元，直至清末，有了较大数量的墨西哥银元与大清银元流通，银币才有了标准重量。
梁启超曾论到何以银币重量定为七钱二分。其理由是银币不可过重或过轻，故以七钱二分为适合。
中国有了银木位制，由此看出中国经济不能用铜本位制，但汉代以来均用铜钱。清代亦无金本位，因无此需要。中国之货币问题是有铜而无金、银，至清代用银元为本位，始无问题。
两宋的货币制度，较前代复杂，仍以铜钱铁钱兼用，向银亦渐受重视，同时产生了纸币。所谓钞票之使用，乃宋代开始，因单位以铜钱作流边货币已不足以应付。当时一贯铜钱即1000枚，已相当重。宋以”贯”（1000）为钱币之单位。500贯即合后来之一枚银元（如以2000钱折合一银元计，500贯即250银元）。当时如携带5贯钱已极为麻烦，如四川省用铁钱，则携带更为困难。大的铁钱1000枚有25斤，中等的铁钱也有才多斤，不但笨重，而且购买力低，经商十分不便。因此，宋代四川人发明了"交子"，即印一纸当作钱币使用。
"交子"起初先在民间使用，由16位四川富商以信用担保作为货币流通，大致在宋真宗时代，后富商经营失败，交子无法兑现，才改由政府担保。那已是大中祥符末年。
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正式由官方办理。向天圣二年起发行官交子。
古时印交子用的纸质差，故此种钞票有所谓"界"，要每隔数年一换。据《宋史·食货志》载，商办的私交子以二年一换，叫做第一界，接着有第二界，第三界……如此收回旧的，换发新的。但官交子的界分说法，史书似无详述。
交子除先在四川流行外，亦曾流通于河南、陕西等地，但不大受欢迎。到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政府把"交子"改为"钱引"，大观元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此时交子已印发到第43界了。交子的"交"字有"合券取钱川之意；至于"钱引”，”引”字有"凭照"之意。
后来又有所谓"会子"及"关子”。”会子"的用法是商人与政府约定，替政府正式运粮到某地，运到目的地后，政府给一"会子"（等于支票），商人持此会子可到某地换取若干担之盐或茶。会子有人称”引”，有了"引"就可到处经商。后来此会子不必换取实物，而可折成市价若干，当作货币一般在市面上流通。
至于"关子"，相当于"交子"，可作钞票通用。隔数年一换，且要有信用，即要有三成至四成之准备金才可发行。其实，交子是钞票，可兑现；会子非钞票，不能兑现。
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
二、中国漕运与南粮北运问题
漕运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个特别的课题。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而中国独有的一个问题。漕运就是水道运输，中国在古代时，漕运的问题不大。如两汉初年，汉书·食货志》记载，每年只把山东之谷400万倒运到长安即可。
三国鼎立时期，直至南北朝对峙，大家各自立国，亦不闻有南方之粮运往北方之事。
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的鼎立形势打通，东南东北，大兴水运，并非北方需依仗南方之粮。到了唐代，因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将南方租调输送北方京师地区的漕运，就逐渐受到重视。
唐玄宗开元年间，南方的粮帛经长江汇集于运河要冲的扬州，再渡淮河，入汴水，经通济渠到黄河口而入洛水，抵达京师。开元二十二年时，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中运米700万斛。此一时期，北方需南粮仍并不甚殷，直到安史之乱起，由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遂依靠南方转为殷切，自长江人黄河的漕运，遂成为军国要事。
唐肃宗时理财名臣刘晏，便因能整理漕运，使南粮顺利北运而名噪一时。唐朝一节已有较详叙述，此不赘。
到宋代建都汴京，主要是为了方便漕运。按照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所定制度，当时的漕运有四条路线：
第一条是汴河线，即将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各省的米300万石及菽100万石，向长江运入淮河，再转运到汴京。
第二条是黄河线，即将陕西之粟50万石及菽 30万石从三门、白坡经黄河运到汴京。
第三条是惠民河线，即将河南、安徽地区的粟40万石及菽 20万石，从闵河、蔡河运入汴京。
第四条是广济河线，即将京东之粟12万石从五丈河运人汴京。
北宋时代赋税偏重于南方，自上述漕运可知。宋初岁入1600余万缗，为唐代之两倍，至神宗熙宁时已达5000多万缗；至南宋，更增至6000余万缗了。
元代建都燕京，但米粟的供应仍然是靠南方的江南地区。元代是用海上漕运。海运虽秦代已有，唐人亦有将东吴粳稻运上北方幽燕地区，但大规模的海运当始自元代。
元代海漕以30只船为一纲，以大都船900余艘，运漕米300余万石，有船户8000余户。每纲设押官二名，行船时招募水手，先在扬州受训，设专官加以教习。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曾海运250余万石，其后增运至350余万石。
总计元代岁收各地粮数为：
总计以上各地粮数，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及湖广七地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恰为其他七处之一倍，可见元代依赖江南米粟之殷。
明代漕运历经五次变化。先是明成祖永乐元年开始用河运，兼用水陆，自淮河运人黄河；永乐四年开始用海陆兼运之法；十三年开始用支运，即先将江、浙各府之粮拨运到淮安仓及济宁仓，以3000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2000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再以浙、直军、京卫军及山东、河南军分别接驳运到京师每年四次，可运300余万石，谓之支运。后曾增至500万石。稍后改兑运，即先由民间运至淮安、瓜州，再兑与卫所官军运京师。最后一种成为永制，叫收兑。先令旦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再由官军长运，所运船只在天顺以后，定数1万1770只，官军12万人。当时北粮只有南粮的五分之一。京师全靠南粮供应。
清代漕运，定额为400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但乾隆十八年时，为南八北一；四十四年时则为南十北一，可谓仍是依赖南粮为主。总之，历代南粮北运，为国家每年之大耗费。
三、中国的水利问题————黄河、长江、淮水的利与害
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言，山脉是固定的，都邑的变化也较少，但河流水道则变化较大。水一面跟着山脉走如两山之间必有一川；水一面又跟随都邑而定。由于河流的变化大对经济的影响亦大。
中国古代典籍中，首先讲及水利的便是《书经》中的一篇《禹贡》。《禹贡》中讲到夏禹治理黄河。此文提到中国水道变迁的沿革甚详。
清人胡渭作《禹贡锥指》，全书对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讨论十分详明。书中对黄河的水利与物产，也作了详尽的介绍。
中国第二部讲水利的书就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氏为《水经》作注，是讲中国北方水道的一本大著作。
1. 北方的黄河水患问题
现在谈一下黄河的水利情况。
欧洲人说黄河是中同之害。其实也不尽然。据研究所得黄河也曾有利于中国，亦曾撰了一篇几千字的《水利与水害》一文，当时人颇为欣赏。何以黄河有害却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呢？其实，前期的黄河对中国有利，黄河到后期才对中国有害。
黄河的水患据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周定王五年时即鲁宣公七年，此时进入春秋时代已有110年，当时黄河北岸有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故墟，《诗经》上形容她”淇奥绿竹，漠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美丽...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