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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书第71页
以下几段文字是对正文的注释，我在写作正文时，由于不想妨碍论证的进行，未提及一种成见或偏见（提到的只是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强制流通的政府纸币与银行券相类似），这种偏见会不可避免地使普通人认为：货币的数量（不论是用什么标准检验这种数量）必然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直接影响。我提到的这种偏见，产生于下述似是而非的推理。
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因而在供给给定 的情况下，价格取决于需求。但货币是需求的手段，因此，货币的任何增加必定带来需求的增加，结果必定使价格提高。由于银行券根据定义是货币，银行券的增加必然导致需求的增加，从而必然抬高商品的价格。
已故的詹姆斯·穆勒先生在其《论政治经济学》（第3版，第131页）一书中写了下面一段话，用以支持上述观点，他用普通语言表达的这种观点我不能不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不难理解，正是一国的货币总量，决定了该总量中的多大部分可交换到该国的某一部分货物或商品。
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国家的所有货物都放在一边，这个国家的所有货币都放在另一边，并假设它们立即进行交换，则显而易见，货物的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或是任何其他部分将交换全部货币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或任何其他部分，并且这个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或任何其他部分所包含的数量是大还是小，正好与国家的货币总量是大还是小成比例。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则很显然，货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货币的数量。实际情况似乎正是这样。”
西尼尔先生在一篇有关货币价值的讲演中，以及在一篇我前面提到过的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中，对穆勒先生论文中的以上段落进行了评论，并且指出了它的谬误之处在于忽略了这样一点，即正是贵金属的生产成本而不是它们的数量构成了它们的价值，并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商品的生产成本又用贵金属的价值来衡量。
然而，穆勒先生在第167页的一段话中又用一种假设的情况来举例说明他的观点。他说，“假设市场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市场，一边完全是面包，另一边是货币。假设市场的正常状态为，一边是100个面包，另一边是100先令，因此，面包的价格是1先令1个面包。假设在这种情况下，面包的数量增至200个，而货币的数量则保持不变，十分明显，面包的价格必然下降一半，即每个面包的价格下降到6便士。”
从这一段话来看，穆勒先生似乎给前面一段话表达的观点加上了限制条件，或更为严格地说，也许忘记了那一观点，而认为影响物价的货币数量仅限于在消费者口袋里或手中、准备拿到市场上满足他们直接需要的货币数量。在这一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承认，货币的数量对物价有影响。但是，在这样的限制下，穆勒的观点就与通货原理毫无共同之处了，因为通货原理认为，影响物价的货币数量，在于流通银行券的数量或全部流通手段所表示的货币数量。
（B） 本书第80页
正文中谈到了拥有资本和信用的个人的购买力，对此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解释，在这里我就参照实际情况举例加以说明。我的意思是说，那些拥有充足的资本开展正常业务并在其交易中享有良好信誉的人，如果对他所经营的商品的价格上涨的前景持有乐观的看法，并且这种看法被他投机活动开始时和进行时的情况进一步证实，就可能使其购买活动达到同其资本相比非常巨大的程度。这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市场应该是十分广阔的，并且所经营的商品很容易由于政治原因或自然原因而价格发生大幅度波动；事实上，只有这类商品，才是投机的对象，才足以吸引商人的注意力。我打算用1839年茶叶贸易中所发生的情况（该年中国爆发了动乱 [1] ）以及1838至1842年之间谷物贸易中的投机活动来加以说明。
1839年我们同中国发生了争端，预期茶叶价格将上涨，一些零售商和茶叶商便率先从事投机活动。该行业中一种普遍的倾向是储存货物，即，一次储存够满足顾客未来几个月可能需求的货物。然而，其中一些商人，比其他人对前景更加乐观和更加富有冒险精神，利用他们自己在进口商和批发商那里享有的信用，购进远大于他们的生意中估计需要的数量。由于这种购买活动最初是公开进行的，或许确实是为了合法的用途，并在他们正常生意的范围之内，因而他们能够进行购买而不需要支付保证金；而那些被人知晓的投机者则被要求在这种商品的三个月的付款期限到期之前每箱支付2镑，来补偿可能发生的任何价格上的差额。因此 ，不支付任何形式的实际资本或通货 ，他们便购买了大量茶叶，用出售一部分茶叶所得的利润，他们便能够为购买更多的茶叶支付保证金，通常是在购买数量很大，引起人们注意时，才要求支付保证金。
投机活动就是这样在价格上涨（上涨100％和100％以上）的情况下进行，直到付款期限几乎到期时为止：如果在付款期限到期时情况一直如此，证明在过去时期流行的那种关于未来的全部供应将中断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无论如何不会回落。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本来可以通过出售已购入的茶叶，即使实现不了全部预期利润，也可以赚得很大一笔钱，用这笔钱他们可以大大扩展其生意，或完全洗手不干了，落得个有远见能赚钱的名声。然而，并没有出现这种有利的结果，同他们的期望相反，碰巧有两三船转运的茶叶一到达这里就被允许进港井发现还有更多的茶叶在直接运往这里。这样，供给的增加就超过了投机者的预计，同时，高昂的价格也减少了消费。因此市场上发生了价格剧烈下跌的情况：投机者不亏本就销售不出去，致使他们无力偿债，他们中的一些人因而破产了。这其中，我要提到一个人，他拥有的资本不超过1 200镑，他把这1 200镑的资本都用来作茶叶生意，设法购买了4 000箱的茶叶，其价值在80 000镑以上，由此遭受的损失大约为16 000镑。
我要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1838年和1842年间谷物市场上的投机买卖。有这样一个人，根据后来的调查发现，他开始范围广泛的投机活动时拥有的资本不超过5 000镑，由于开始时很成功，以及投机过程中情况很有利，他设法大肆购买谷物，以至当他停止支付时，发现他的债务数额已达到500 000镑至600 000镑。可以列举的另外一些例子，是完全没有任何资本的人，他们仅仅凭借信用，在市场状况证实了他们的看法时，就能进行很大规模的购买活动。
请注意，这些以很少的资本或根本不用资本而进行巨额购买的投机活动，是在1839年和1840年进行的，那时的货币市场处于最为紧缩的状态，或者用现代的说法来讲，当时货币极为缺乏。
（C） 本书第84页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尽管1839年利率上升到了6％ ，但物价却保持稳定 ，那么，对于正确理解该年物价与流通状况的关系而言，便很难想象有比包含在下述提问和回答（这是发钞银行委员会对诺曼先生进行调查时的问答）中更为错误的看法：
“1926．主席————1839年商品的价格一般不是由那些不服从规定的发钞银行 在那一时期保持的吗？答：我认为，1839年物价保持得很稳定；但我也认为，英格兰银行的限制性措施对物价有影响 ；因为，我确信贵金属的出口绝不能应付对额外国外支付的需求；作为解释，我要说，我担心从1838年秋季起对谷物的国外支付已达10 000 000镑，我没有发现超过6 000 000镑或7 000 000镑的出口记录。”
在我看来，帕尔默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倒表达了正确的观点：
“1473．主席————如果（1839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减少商业贷款，物价不是必然会下降，这样就能增加出口满足国外支付了吗？答：我认为，从我国资本的数量和其所具有的力量来看，从商人拥有的商品库存的减少来看，是否能达到那一结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D） 本书第108页
彭宁顿先生寄交的论文
“一直有人建议，英格兰银行的业务应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称为发行部门，另一个称为存款部门。发行部门应持有数量固定不变的证券，其职能仅限于以黄金兑换银行券和以银行券兑换黄金。存款部门应根据伦敦银行家所遵守的那些一般原则管理委托给它的基金，并独立于期票部门。
研究一下该计划的可能运作方式，或许是值得的。
我认为，执行这个计划时，首先应该把英格兰银行持有的证券和金块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存款部门，分配给存款部门的证券和金块总额应等于存款总额。因此，如果英格兰银行持有18 000 000镑证券和9 000 000镑金块以抵付18 000 000镑已公开发行的银行券和9 000 000镑存款，就应分配给存款部门6 000 000镑证券和3 000 000镑金块，留给发行部门6 000 000镑金块和12 000 000镑证券。
如果进行这样一种分离，则很明显，由于在这两个部门之间以黄金兑换银行券，或者以银行券兑换黄金，将不影响公众手中银行券的数量 ，由于这样的交换会经常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因而除非人们同时知道存款部门持有的银行券数量，否则已发行的银行券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不会成为衡量流通银行券数量的可靠标准 。
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一计划可能招致的反对意见，而立即看一下向英格兰银行兑换金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假设在上述情况下，存款部门刚一建立，全部3 000 000镑金块就被兑换成了3 000 000镑银行券，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存款部门的行动和状况。此种情况下这两个部门的情况将有如下述：
发行部门 存款部门
已发行的银行券 21 000 000英镑 存 款 9 000 000英镑
证券 12 000 000英镑 证券 6 000 000英镑
金块 9 000 000英镑 银行券 3 000 000英镑
既然这两个部门的情况如此，那么让我们假设逆汇兑创造了对英格兰银行金块的需求用以输出。这样一种对金块的需求，或者可以通过减少公众手中银行券数量的办法，或者可以通过减少英格兰银行存款的办法得到满足。如果通过前一种办法来满足这种需求，那么，把英格兰银行的业务分为两个部门的做法便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通过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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