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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鸽的飞回家来只是为了它喜欢如此。可是人要做工作。
首先，告诉他要为生活而工作。于是再告诉他要为保卫工作权利而奋斗。我们要随时准备作战，带了枪吃饭，穿着作战长靴而死是远比不穿来得光荣。我们没有自然的自由而回到自然。人们有的是食粮领取证和责任感。百万个训练编排得一样思想的机械人，在他们主人的指挥下咒骂着或颂扬着苏联。
所以威胁今日的文明的不是战争本身，也不是战争的破坏作用，而是几种政治主张所惹起对于生命价值的观念的变动。这些政治主张直接地侵害了人的正常自然的生活权利，而使它们隶属于民族间屠杀的需要。在极权主义者看来屠杀的重要性是远过于生活的重要性的。
无可否认，在为了战争和征服而组织的国家的观点上看来，极权主义是需要的，可是在追求文明服务和生活幸福的目标个人看来，极权主义在这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可取的。消灭时代文明的不是战争，也不是机械，而是把个人权利隶属于这时代思想的有力因素的国家的那种趋势。
罗马帝国也许是被老鼠和蚊子所消灭的，而最后还是因人类的堕落而消灭了。时代文明也可能因那种引起同样的种族堕落的和平而消灭的，这种种族的堕落，不论是如荷顿（Hooton）教授所说的那种物质上的感觉，或是人类自由的丧失的精神的感觉，结果都是一样的。在物质方面，戴了防毒面具的二十一世纪的人是足够吓退一种原始的穴居人了；可是在精神方面，在某种国家中，我怀疑他看来是更值得尊敬的。
普通人的羞耻是早已没有了。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华尔怀德曼的《开路歌》念起来恍恍惚惚的：
<em> 愉快地，我进行着
开路工作，
健康自由的世界
便在我的面前，
我面前长长的，棕色的大道领着我，
向我要去的地方走去，然而他的警告是不能忘记的：
我在路上行走，你会不会对我说，
不要离开我？
你会不会说，
不要冒险吧——如果你离了我，
你便会迷路的？
</em> 只有尊重人类自由的梦想，只有恢复人类生活权利的重要性和价值，才能避免损害时代文明的威胁。我现在更相信那个拒绝舍弃一寸自由的伟大流浪者才是世界的救主。
我开始时就说人类好战的本能和爱好和平的本能只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简直没有人会想，一个报名上前线的志愿兵和那愿在炮火中战死的更高贵的愿望同样是追随着冒险开路的本能的。
兵士俘到一个敌人时比抓到一只迷路的小鸡时更为兴奋的事实，并不就是前线战争的真正面目。真正面目倒是这个事实的反面。一个人在跑过通路时突然觉悟到生命在死神前才是最珍贵最甜蜜的。人们走出了战壕便不会再默念他们的敌人的仇恨了，除非他们因过分的憎恨才杀了他。
一个业余的诗人读到他新近因灵感而写下的一首嘲笑田鼠和村女的打油诗；一个伍长一声不响地抽着烟斗，而全体士兵在静听着一个同伴读Bulwer-Lytton的小说；一个十八岁的白面的，敏感的青年带了他在毁坏了的邻村中发现的紫罗兰走了进来；有人弹着吉他唱着歌。这时，天上百灵鸟的婉啭声和地下蟋蟀的歌唱声在前面似乎更令人迷惑了，更觉得珍贵了。
突然的，兵士发现了人是为自己而生活的伟大真理，当他回头看到后方的人民时，生活的真正的面目便显出了极端的重要性和魅力。在战争开始时的兴奋中，一个志愿兵会马上快活地穿上军服，可是在战壕中度过了二三年以后，如果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打了红领带和他的情人幽闲地散步时，他会觉得这是世上唯一值得留恋的事情了。打红领带的重要性在你不能打时你才会体验到的。对于一个休假回来的兵士，城市生活或是乡村生活最平常的景象——一只夹肉面包的柜子，晚上的霓虹灯，甚至路灯——看来都是美好而令人安心的。即使做一只懒虫，蹲在床上没有什么起身号的幻觉，似乎也能构成一个人类文明的庄严、美德和伟绩。
事实上，一个人突然觉悟到人生的一切美好事物——早晨的咖啡，新鲜空气，午后的漫步，甚至赶乘地下铁路或是在火车上巧遇故人——所有这些都因他们构成了生活的目的而也便构成了文明。战争使我们悟解到我们平时认为当然的事物的非同寻常。没有人会比前线回来的兵士在理发店中修面再觉得愉快的了。
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且和平的时期中我们有时竟会对它发生怀疑。譬如，道德家在蔑视躺在床上的生活，而神学家也常以为困苦便是美德。可是前线的兵士总迟早会觉得躺在床上是文明的至上礼物，而脱了战靴睡觉的生活方式远比穿了睡觉来得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