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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勰，字彦和，祖籍是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大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左右。祖父刘灵真，事迹不见记载，可能没有出仕或地位较低。父刘尚，曾做过越骑校尉（低级军职），死得很早，所以《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14
齐武帝永明（公元483——493年）间，佛教徒僧祐到江南讲佛学，刘勰就跟随僧祐住在定林寺，协助僧祐整理佛经，历十余年之久。
据《序志》篇所说，刘勰“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可见他是过了三十岁，即在定林寺的后期开始写《文心雕龙》的。大约经过五六年的时间，于公元501年左右完成。由于刘勰的社会地位较低，这部书脱稿后没有引起时人注意。刘勰却“自重其文”，颇有信心；要想取定于当时文坛上负有盛望的沈约。沈约的地位很高，刘勰没有正式见他的资格，便装做货郎在沈约车前挡驾。沈约看后，认为“深得文理”，并放在书案前经常翻阅。从此，刘勰及其书才逐渐为人所知。
刘勰三十八九岁开始做官，其后经历，《梁书·刘勰传》有如下记载：
由于这段记载很简略，其具体时间很难确定。经范文澜、杨明照诸家考订，眉目渐清；但有的具体年代，特别是刘勰的卒年，还存在较大分歧。现据有关材料粗列如下：
天监二年（公元503年），三十九岁，起家奉朝请。15
天监三年，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掌文书。16
天监四年，任车骑仓曹参军，管理仓廪。17
天监六年，任太末（今浙江龙游县）令。18
天监十年，任仁威将军萧绩记室。19
天监十三年，任昭明太子萧统东宫通事舍人，管章奏。20
天监十七年上表，建议二郊农社改用蔬果21。是年奉命与慧震共同在定林寺整理佛经。22
天监十八年，迁步兵校尉，管理东宫警卫工作23，继续兼任通事舍人。
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刘勰在定林寺出家，不到一年就死了。终年五十六岁左右。24
从刘勰的以上经历来看，他在入梁以后，已算是相当幸运的了。梁武帝萧衍在登基之前，曾上表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三十）试吏”，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尤宜刊革”，而主张“唯才是务”25。北齐颜之推有云：“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26这是对的。但萧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缓和一点士庶之间的矛盾，确也任用了朱异等少数出身寒微的人。刘勰能担任东宫通事舍人等职，也就是萧衍父子对他的殊遇了。不过，门阀森严的世族制度，在刘勰身上不能不打上很深的烙印。他不仅是“过立试吏”，且是年近四十才“起家奉朝请”。“体大而思精”的《文心雕龙》，即便是作者乔装小贩，得到沈约的称许，却仍是“未为时流所称”的27。这就与他的出身寒门有关。就刘勰的政治抱负来看，所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刘勰的一生，政治上根本谈不到奉时骋绩，而成为军国的栋梁。最后出家为僧，虽有他的信仰，却只能说是“独善其身”的穷途。
（二）
刘勰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对他写《文心雕龙》一书，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史传》篇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士庶矛盾。既非世家大族而又家道中落的刘勰，不正是一个“迍败之士”？刘勰从“家贫不婚娶”，到书成之后干求沈约等等，在当时是难免于“虽令德而常嗤”的。南朝世族，“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28；出身庶族的人，即使功高位隆，尚难免遭轻视，何况刘勰？所以，他虽是“自重其文”，但也看到这样的现实：“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消，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程器》）涓涓细流和汹涌奔腾的大江大河是不能相比的，它的途程，不能不受到种种障碍而千回百折。因此，刘勰不可能对自己抱太大的希望。但他一方面对现实有所不满，一方面又存一定的幻想：这就是反映在《文心雕龙》中作者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说，刘勰是以这种态度来写《文心雕龙》，来阐发他对文学评论的观点和主张的。
必须明确的是，刘勰虽然处在地主阶级的下层，对现实的态度存在一定的矛盾，但《文心雕龙》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来立论的。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刘勰的思想上，不可能有什么地位。《文心雕龙》中，不仅没有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张，甚至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在创作上的成就，劳动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29的基本创作经验，都为刘勰所视而不见。他所反复强调的，是“披肝胆以献主”（《论说》），“大明治道”（《议对》），“兴治齐身”（《谐隐》）等等；对文学创作总的要求则是“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原道》），就是要使文学创作在治理封建帝国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作用。这就是刘勰阐述种种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
刘勰从这种思想出发来论文，自然要给他的整个理论带来严重的局限。但《文心雕龙》并没有写成一部反动的文论。它除了在文学理论上正确地总结了许多创作经验外，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来说，在思想意义上，仍不失为一部有益的、较为进步的文学理论。这是因为刘勰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族地主的思想意识，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对现实社会有不满的一面、要求改革的一面。刘勰的全部文学主张，是从有利于整个封建政教出发，而不是为腐朽的世族制度服务。刘勰虽不可能提出揭露、批判当时黑暗、腐败的世族政治的主张，但对“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时序》）的作品是反对的。这两句是对东晋诗坛的批判。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士大夫阶层却“不以物务自婴”30；诗歌创作则平平淡淡，对严重的时局，无动于衷。刘勰对这种诗作的不满，说明他认为诗人是应该关心现实、反映现实的。晋宋以来，垄断文坛的世族文人，完全从享乐主义出发，驰骛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诗作，这却是刘勰所大力反对的。
如果以刘勰和稍晚于他的庾肩吾略加比照，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庾肩吾也曾做过东宫通事舍人，他和其子庾信以及徐摛、徐陵父子在东宫的业绩，就是写《咏美人》、《咏美人看画应令》31之类宫体诗。刘勰终其一生，就止于通事舍人；庾肩吾则飞黄腾达而为度支尚书，最后，“历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32。这个区别的秘密，就在出于“新野庾氏”的庾家，不同于一般的地主门第33。刘勰既为世族所不容，而他也不容于腐化堕落的世族文学。他主张文学创作要“经纬区宇”、“大明治道”、“顺美匡恶”（《明诗》）、“抑止昏暴”（《谐隐》），而反对“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无所匡正”、“无益时用”（《谐隐》）的作品，更一再极力攻击“繁采寡情”、“采滥辞诡”（《情采》）之作。这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着眼，因而和少数世族地主的情趣相抵牾。刘勰的文学思想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即在于此。
正因刘勰的文学思想还有这样一个方面，所以，他对人民群众的创作虽然重视不够，却并不一概反对，并多少有所注意，甚至作了某些肯定。《乐府》篇讲到“匹夫庶妇，讴吟士风”的作品，也可“志感丝篁，气变金石”。《谐隐》篇对春秋时期宋国筑城民工尖锐地嘲讽华元的作品，也作了鲜明的肯定。甚至“廛路浅言，有实无华”的民间谚语，也认为“岂可忽哉”（《书记》）。刘勰对民间文学的肯定，当然有一定的限度，总的来说，就是要有利于封建治道。不符合这一总原则的作品，即便是帝王的御笔，刘勰也要加以指责。《谐隐》篇就说魏文帝的《笑书》“无益时用”，高贵乡公的作品“虽有小巧，用乖远大”。《时序》篇说：“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对《诗经》中《板》、《荡》等诗不满于昏君的愤怒之情，也是肯定的。这类诗讲的虽是比较古老的事，却未必毫无现实意义。《明诗》篇说：“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这里的用意就很明显了。刘勰这样写，显然是当做一种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来总结、来提倡的。在诗歌创作中表达对君王的怨怒不满，刘勰当然不可能正面提出，对刘宋以后的帝王，他只能一一大加颂扬。但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把矛头指向古代的某些昏君，并不是偶尔一次，这就不能没有他的用意。如《谐隐》篇一开始就引用《诗经·大雅·桑柔》的诗说：
“肺肠”指统治者的坏心肠，它逼得百姓发狂。因此统治者要堵塞老百姓的怨怒之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口是无法堵住的，他们的怨怒之情必然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的是“嗤戏形貌，内怨为俳”，有的则“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如果说根据这些说法还难以判断刘勰的用意，我们可结合刘勰在论“立文之本源”这个根本问题中的正面主张来看。《情采》篇把文学创作分为正反两种类型，一是“为情而造文”，一是“为文而造情”。其主要区别就在：
为情而造文的道路其所以正确，就因为作者有了满腔怒愤之情，而用文学创作来表达其情以讽其统治者。相反，为文而造情者，是作者内心并无郁陶的忧愤，只是为了写作而矫揉造作。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赋予“情”的含义。在整个《情采》篇中，“情”是作为专门术语，用以概括和形式相对的内容的，这里却把“情”的含义具体化为“蓄愤”和“郁陶”，其用意就颇为深微了。要为表达作者的怨怒之情“以讽其上”而造文，并以此作为“立文之本源”，这正是刘勰思想中可贵的一面。这种思想显然不是孤立出现于《文心雕龙》之中的，如上所述，它既和刘勰的整个思想有联系，又是从古代优秀作品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刘勰从这种思想出发，论作家，则肯定“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明诗》）；论写作方法，则强调“畜（蓄）愤以斥言”，“环譬以托讽”（《比兴》）。在六朝动乱分裂和世族地主的黑暗统治之下，几家欢乐几家愁是不待细说的，刘勰强调“蓄愤斥言”、“志思蓄愤”等等，正是时代阴影的折射，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
刘勰自幼深受佛教洗礼，出仕以后，佛教已被正式宣布为国教34，也没有中止其佛教活动，最后燔髮自誓，决心出家；但他的《文心雕龙》，又以尊孔宗经为主旨，口口声声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这是不是一个矛盾，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是了解刘勰思想所必须明确的又一重要问题。
在刘勰的思想中，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怎样处理儒与佛的关系，这是个有待研究的客观存在的问题。过去的论者，或以为《文心雕龙》与佛教思想无关，或以为刘勰的思想前后有别，前期以儒家为主，《文心雕龙》完全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这都与事实难符。近年来有人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提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35的创见；这种看法虽还有待讨论，但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正视问题，敢于提出问题的精神。回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有正视它，并加以研究，才能逐步求得解决。
刘勰前后期思想有所不同，这是事实。但不仅他后来毅然事佛，是前期思想的发展，且《梁书》本传说：“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是前期已然的事了。如超辩于“齐永明十年（公元492年）终于出寺，……沙门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36；僧柔卒于延兴元年（公元494年），也是“东莞刘勰制文”37。这都是刘勰动笔写《文心雕龙》之前的事。既然写《文心雕龙》之前，已“为文长于佛理”，到写《文心雕龙》的时候，他的佛教思想不可能绝然中止；问题只在于刘勰怎样处理他满脑子已有的佛教思想。
传为汉未牟融的《理惑论》，其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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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云子曰”一套儒家的话头来宣讲佛家教义，是汉魏期间普遍存在的事。牟子为了对方易于理解而用《诗》、《书》之语，至少可以说明，对一个佛教徒来说，他口称孔孟之语，却未必是宣扬孔孟之道。这样，范文澜的说法就没有很大的说服力了。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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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理惑论》的例子来看，用儒书语或佛书语并不能说明根本问题；第二，既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又要严格拒绝佛教思想以至佛书词语，这就使矛盾更为加深了，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何以竟对佛家词语都要如此严加拒绝呢？第三，偶用“般若”、“圆通”，这不是个一般的用语问题。仅就“般若”二字来看，刘勰是把一个关键性的词用在关键的地方来了。他是这样说的：
“贵无”和“崇有”是魏晋时期一场激烈的大辩论，它涉及万事万物的“有”或“无”、人生在世应“有为”或“无为”等重要问题，刘勰对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各打五十大板，认为都不是“正理”，然后从佛家的思想武库中搬出“般若之绝境”，认为这才是最正确的观点。所以，他是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用到“般若”一词的。
“般若”学是盛行于魏晋的一个佛家学派；所谓“六家七宗”，“般若”派的支派也是很多的，但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一切皆空，一切皆无。如《大明度经·本无品》中不仅说“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甚至“如来亦尔，是为真本无”40。主张“本无”，但“本无”也是没有的，以至佛家的老祖宗如来佛也是没有的。用这种彻底的“本无”观来对待具体事物，就是既不“有”，也不“无”。如和《大明度经》同经异译的《道行般若经》讲“心”的有无说：“心不有，亦不无”，“亦不有有心，亦不无无心”41。本书《论说》篇的注中曾引晋代僧肇《般若无知论》中“实而不有，虚而不实”、“非有非无，非实非虚”等话，也是一个意思。刘勰既反对“崇有”，也反对“贵无”，其实，就是“非有非无”论，正是地道的佛教思想，彻底的唯心主义。
“般若”一词，一般译为“智慧”。阐释《大品般若经》的《智度论》说：“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等，更无胜者”42。既强调为至高无上的“智慧”，就不是一般世俗之人所有的智慧，而是专指佛徒领会佛义的独特“智慧”。所谓“佛”，原是“浮屠”、“浮陀”等译音演化而来的，意译为“觉者”或“智者”。所以《理惑论》说：“佛之言觉也。”43一般佛徒常名曰“觉”、“慧”、“智”、“悟”等，就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般若”一词，对整个佛家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刘勰认为“有无”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般若之绝境”，就是要人们去领悟那种“非有非无，非实非虚”的佛教最高境界。
这就足以说明，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写作过程中，他的佛教思想并未中止，也无意于“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既然在这种重大的问题上，他可旗帜鲜明地运用佛家的基本思想，其他问题又何惧之有，而要严格拒绝呢？《文心雕龙》中佛家词语不多，主要是它讨论的内容决定的。刘勰写此书既不是为了宣传佛教，也不是参加当时哲学上的争论，而主要是总结文学创作经验，进行文学评论，因此，虽然在必要时并不回避佛教思想的“混入”，却也没有必要把佛教思想强加进去，甚至要“以佛统儒”。
但刘勰毕竟是以“征圣”、“宗经”为指导思想来写《文心雕龙》的，全书也处处以儒家经典为评论作品的依据。这和刘勰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不是有矛盾呢？这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究：
第一，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论“文”，无论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和儒家经典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而承认这一事实并不等于放弃或背离佛家教义。北宋的孤山智圆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于讲佛教外，好读周、孔、杨、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44；甚至称儒道为“吾道”：“老、庄、杨、墨弃仁义，废礼乐，非吾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古道也。故为文入于老、庄者谓之杂，宗于周、孔者谓之纯。”45他这样维护儒道之纯，只对“为文”而言，所以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佛道的立场。智圆是宋代佛教天台宗的“山家山外”之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这场和四明智礼的争论相持七年之久，谁也说不服谁，最后不得不“各开户牖”而分裂为“山家”、“山外”两派46。智圆这种固执己见的态度，很能说明他在文学观点上尊儒，绝不是佛教的立场有了改变。
第二，刘勰确是强调“征圣”、“宗经”，但“征圣”、“宗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清代李家端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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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李家端看来，刘勰这个佛教徒梦与孔子随行的资格也没有，因为他所精熟的是佛理，《文心雕龙》也无益于经训；全书如此，《征圣》、《宗经》两篇，也是有益于词章而无益于经训。这两篇主要是：宣扬儒家圣人的文章“衔华佩实”、“旨远辞文”，论证在写作上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必要，强调要“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认为“文能宗经”就有“情深而不诡”等好处。总之，是主张向儒家经典学习写作，并未阐发六经的经义，也未提出如何用作品以宣扬儒家观点学说的主张。这样的“征圣”、“宗经”观点，当然就和佛家教义不存在什么矛盾。
第三，更主要的还在于，当时即使是真心诚意崇拜孔圣，对于一个虔诚的佛徒也不成其为矛盾。
儒与佛无疑是大异其旨的，但在刘勰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可以把它们统一起来。当时虽也有人认为“泾渭孔释，清浊大悬”48，但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儒佛二教殊途同归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佛入东土之后，不能不遇到土生土长的儒道思想的强大阻力，必须借助于根基雄厚的儒家思想及其词语，以利传播；由此更附会或编造出种种奇谈怪论。有的说孔子自己讲过，他不是圣人，而“西方之人，有圣者焉”49，这个西方圣者就是佛祖；有的更说孔子就是佛门弟子，名曰“儒童菩萨”50。这就真所谓“以佛统儒”，儒佛一家了。另一方面是，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和儒家思想凑合而成的玄学，唯心的因素更加发展了，和佛学就有了某些相通相近之处；而此期的玄学和佛学，正是在相辅相成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样，由魏晋而南朝，就逐步形成了儒佛不二的普遍思潮；其间虽也有夷夏之论、本末之争，但本同末异的观念遍及晋、宋、齐、梁的僧俗儒道以至帝王大臣。现略举要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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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调，千篇一律，举不胜举。这种思潮不只是影响到刘勰，刘勰自己正是这一大合唱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故孔释教殊而道契。”59这种说法，和上引诸说是完全一致的。《灭惑论》的写作时间，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60。虽然写于《文心雕龙》成书之后的可能性更大，但从晋宋以来普遍存在的思潮来看，儒佛二道“本固无二”的思想，在《文心雕龙》成书之前之后，对刘勰这个虔诚的佛徒来说，都是存在的。因此，早已皈依佛门的刘勰，完全可以崇奉周孔，也可公然用“征圣”、“宗经”的旗号来写《文心雕龙》，而不致有什么矛盾。因此，刘勰既可大讲其“征圣”、“宗经”，必要时，也可毫不含糊地运用佛家思想。认清这点，对我们理解刘勰的整个文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四）
在儒佛相融，并渗透到整个思想领域的六朝时期，虽有像范缜等少数人奋起抗争，但唯心主义的宗教思想处于绝对优势，这是当时的客观事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文心雕龙》的可贵，却在它建立了以唯物思想为主的文学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不是哲学著作，它也就不探讨物质的第一性，精神的第二性之类哲学范畴。因此，我们要判断《文心雕龙》倾向于唯心或唯物，不应从只言片语中去找它对哲学问题的回答，而要从它所论述的文学问题上，考察它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
佛教思想自然完全是唯心的。刘勰虽然继承了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儒家古文学派的观点，儒家古文学派也绝非彻底的唯物论者。所以，在《文心雕龙》中，唯心主义的杂质是随处可见的。不仅上述“般若之绝境”是唯心的，他多次讲到“河图”、“洛书”之类原始传说，用专篇论述了祭祀鬼神的文体“祝盟”、“封禅”等，吹捧儒家圣人是“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征圣》），以及儒家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等等，都杂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正纬》篇，其中如“神道阐幽，天命微显”；“有命自天，乃称符谶”；“昊天休命，事以瑞圣”等，唯心主义的成分更多，但仍未可遽定《正纬》篇完全是唯心的。不应忽略《正纬》篇的主旨，正是反对东汉神鬼化、宗教迷信化的谶纬之书。本篇既论证了纬书之伪，又痛斥方士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用“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等来骗人，是“乖道谬典，亦已甚矣”。全书多次提到“河图”、“洛书”，本篇讲的更多。并对这种现象作了刘勰自己的解释：“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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