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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并且至少最初没有为个别人物的创作对传说的加工整理留下位置，他偏向二律背反的一个方面。布·鲍威尔用其黑格尔主义语言说出了这一点，他说施特劳斯停止在实体的观点上。布·鲍威尔引证黑格尔的话，断言这种停止构成对哲学————当然是黑格尔哲学————的重大罪过，哲学要求从实体向自我意识运动。他也许准备承认实体的权利，但是他要求自我意识也不失去自己的权利。他说：“施特劳斯的错误，不在于他发动这个一般力量 [39] ，而在于他使这种力量从自己的一般性中直接发生作用” [40] 。这句话说得真是好极了。但是在其维护“自我意识”的权利时，鲍威尔表现出过多的热心。他那么热衷于维护这种权利，以致“一般力量”完全处在他的视野之外了。换句话说，他偏向于二律背反的另一方面：他这样地使“实体”迁就“自我意识”，以至于在他那里，自我意识成了一切，而实体则什么也不是。马克思的上述嘲笑的评语，就是由此引起的，它等于对极端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责备。
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在黑格尔思辨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偏向于历史的有规律进程和个别人物的自由活动之间的二侓背反的一个方面。由于他们犯了这种片面性，他们都同样地与自己的老师发生分歧。布·鲍威尔同黑格尔的分歧，标志着他放弃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回复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的“意见支配着世界”(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的观点。
————同上，第754——756页
(二十)
鲍威尔兄弟的思想方法在神学方面是很激进的。这没有什么奇怪。按照他们的老师黑格尔的理论，在宗教中精神表象出自己固有的本质。但是鲍威尔兄弟却得出这样的信念：精神绝不是作为不依赖人类自我意识的某种东西而存在的。显然，他们已经不能用黑格尔的眼光来看宗教了。他们说，在宗教中，表象出自己的本质的不是精神，而是人。但是，人的本质的宗教表象，是它的错误的表象，这样的表象是应该消除的。鲍威尔兄弟的这种宗教观点来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费尔巴哈，我们在后面说到他的时候再谈。这里应该指出的只是下面一点：鲍威尔兄弟在宗教观点————尽管不是他们独立的观点————上，大大地超过了施特劳斯，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停滞在黑格尔同费尔巴哈之间的中间阶段上。他们已经不说宗教同哲学的调和。当这种调和的拥护者之一，说反对某种宗教的思想家必须代之以另一种宗教的时候，布鲁诺·鲍威尔就尖锐地反驳说，如果我们力图使人们脱离一种错误，那么这绝不会责成我们把他们引入另一种错误，如果我们希望赎一次罪，那么这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再犯一次罪 [41] 。
“批判”想提出哲学来代替宗教。但是在它看来，哲学本身也不是目的。哲学的胜利应该为在合理的基础上改造社会，为人类继续向前进展铺平道路。这似乎是十分进步的纲领。但是就在这里也显示出，在19世纪中叶左右要把彻底的革命思想同唯心主义协调起来是多么困难。
布·鲍威尔及其同道者的纲领只有在保持着代数公式的形态时，才是进步的。而在需要用一定的算术数字来代入其中的代数符号的时候，它就具有可疑的甚至简直是保守的性质。鲍威尔兄弟不善于把自己思维的抽象的激进主义跟自己时代的社会倾向联系起来。他们以自己的“批判精神”自傲，轻视“群众”(按照他们的想法，群众是根本不懂批判的)，认为同群众接近是有害的。他们说出这样一个奇怪的思想：自古以来发生的一切伟大历史事件之所以没有显著成就，就因为它们注意到群众并醉心于群众，换句话说，就因为这些事件为之发生的那种思想，一定要指望群众的同情。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恰当：每当“思想”离开“利益”，即不表现整个社会或某一阶级的需要时，它就遭到可耻的失败 [42] 。唯心主义的“批判”对群众的物质利益的严重轻视，使得它不能理解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意义，甚至反对这个运动。在这方面，费尔巴哈表现出丰富得多的理解能力；但是很明显，以他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已经同唯心主义决裂而成为唯物主义哲学了。
————同上，第758——760页
(二十一)
一谈到“主观主义者”，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他们从前经常发表的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滔滔不绝的议论。“主观主义者”断言这些议论重复了和发展了我们伟大的“启蒙运动者”的观点，他们这样说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我们已经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必然会极端夸大“先进的个人”的作用。例如，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持有这种唯心主义，所以他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就接近于“主观主义者”的观点。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他的世界观中也存在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萌芽，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们这里感兴趣的问题的观点是离“主观的”观点就再远没有了。
顺便提一下，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无条件赞赏的格兰诺夫斯基的演说《论通史的目前状况和意义》中，引证了贝尔院士的这样一些话：“世界史的进程决定于外部自然条件。个别人们的影响比起这种条件来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几乎永远只是去实现那种已经这样或那样地准备好的、而且必定要实现的东西。企图建立任何崭新的和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始终是不会成功的，或者只会招致毁灭” [43] 。格兰诺夫斯基一点也不反对这个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关于格兰诺夫斯基的文章里也并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的观点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观点是对后面这种观点的暗示，是科学思想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如此成功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了。实际上，“个人”总是仅仅实现那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在这里贝尔是对的。但当他把个人的影响与外部自然条件的影响相比较的时候，他犯了一个大错误。这后一种影响很少是直接的。自然条件最经常的情况只是间接地、只是通过它们所引起的那些社会关系影响历史。因此，不应该把个人的影响与外部自然条件的影响相比较，而应该把它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相比较。但这种比较在方法论上也可能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社会关系是人们的关系，而不是某种虽然与人有关、但毕竟似乎与人相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实际上历史是人们在创造，但人们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创造历史，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觉地正是要这样而非那样创造历史，而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决定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种种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当然也应当提到外部自然条件；但生产关系应当占有主要地位，这种生产关系是在特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生产力自身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不小的。贝尔曾经清楚地暗示过这一切，无怪乎他谈到外部自然界对个别民族社会关系的影响。但是，这些清楚的暗示中正确的东西，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得到了应有的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论莱辛的著作中这样表述了他对个人在历史上可能起的作用的看法：
“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进程，像大河奔流一样必不可免和无法阻挡：任何峭壁、任何深渊都拦不住它，更不用说随意设立的堤坝了。无论谁的力量都不能靠堤坝来使莱茵河或伏尔加河改道，力大无穷的河流一冲就把狂人鲁莽的手想用来阻挡它的流动的一切木桩和一切砖头之类的碎料抛上了岸；轻率的政策的唯一后果只是，被河水静静浸泡着的和碧绿的繁盛的被精致的草地绿化了的河岸，将暂时被受到凌辱的怒浪所撕裂和毁坏，————而河流还是走自己的路，淹没一切深渊，冲开山脊，直达它要流向的海洋。种种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实现，既不取决于谁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任何个人。它们是按照如引力定律或有机体成长规律一样确定不移的规律实现的。但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实现得快些或慢些，它以这种方式实现或那种方式实现————这取决于无法预见和无法事先确定的种种情况。这些情况中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个人的出现，他们以自己活动的性质给予事件的固定方向以这种或那种性质，加速或延迟事件的进程，并且凭借自己占优势的力量使得把群众发动起来的种种力量的混乱的波动具有规范性” [44] 。
对这些思想可以补充的只有两点意见。
第一，强有力的个人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早已指出过，强有力的个人往往正是在极其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现在历史上。怎么解释这一点呢？这不过是由于：某一类强有力的个人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能找到运用自己能力的机会。例如，谁也不会争论，拿破仑的强有力的个性在某个历史时代上打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但必须要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拿破仑的力量才能充分地施展出来。如果旧制度再继续维持三十年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拿破仑的一生会成为什么样了。据说革命前几年他曾经想到俄国去，在俄国军队里服务。不用说，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前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会使他走向统治世界。而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元帅呢？在1789年，内伊、缪拉和苏尔特都是士官。如果不发生革命，他们也许一辈子也得不到带穗的军官肩章。在同一年，也就是在革命开始的那年，奥热罗还是个普通的剑术教师，拉纳还是个染色工人，古维翁·圣西尔还是个演员，马尔蒙还是个排字工人，朱诺还是个法科学生，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有很大的军事才能。但是旧制度不会容许他们施展这种才能；大家都知道，在路易十五治下只有一个不属于贵族等级的人获得中将军衔，而在路易十六治下不是贵族出身的人的军事前程就更加困难了 [45] 。因此，某一时期在某个民族那里存在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是否将在某个领域为某一类强有力的个人开辟道路。既然社会关系任何特定结构都是某种完全合乎规律的东西，那么很明显，强有力的个人之出现于历史舞台也就有其规律性。
第二，强有力的个人一旦出现于历史舞台，他就以自己的活动加速事件的进程。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在这里也显而易见，加速的程度则取决于强有力的个人不得不在其中进行活动的那个社会环境的特性。
有了这些附带条件，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就完全可以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要看出这种观点距离我们主观主义社会学家的学说多么遥远，并不需要很多的洞察力。这些先生有一种可爱的习惯，就是责备马克思的“学生们”，说他们仿佛抛弃了60年代的遗产。但如果把他们的牢骚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我们刚才的引文中关于个人作用所说的话作一对照，那么很明显，这些有同样根据的————正确些说，这些完全没有逻辑根据的————牢骚，可能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发，正如它们针对马克思主义者而发一样。在这里，也像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始终忠实于我们60年代的伟大“启蒙运动者”的优秀遗训。
————摘自“车尔尼雪夫斯基”，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四卷，第331——335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二十二)
1764年，伏尔泰给索微兰侯爵的信中预言了法国旧社会制度即将崩溃。他补充说：这将是一个很厉害的骚乱，青年是幸运的：他们将看见非常好的东西。伏尔泰的预言在下面的意义上是实现了，那就是，“骚乱”(tapage)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许多同费尔内的长老 [46] 属于一个流派、活到他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喜欢他的。长老不赏识“群氓”。而群氓也正是发动上一世纪末的“骚乱”的主要力量。不错，在某一时期，群氓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于“正派人”即文明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的设想的。但是逐渐地，群氓如此冲动，变得这样无礼、莽撞和好斗，于是“正派人”感到自己被那些可怜而又不文明的群氓所战败，走到了绝望的地步，真诚的怀疑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为之行动的理性本身的力量，这一理性好像本应正是把自己的体现者和代表人，亦即那些文明的有产者，放在事变的领导地位。从1793年开始，所有那些感觉到自己从阵地上败退和为“群氓”意外的和可怕的胜利所征服的人，对于理性力量的信仰大大减弱了。在以后的事件及其无休止的战争和变革中，军事力量不止一次地取得了对所有文明的人们认为是自己不可争辩的权利的胜利，这只能增加已开始的失望：这些战争和变革准确地嘲弄了理性的要求。于是我们看到，到18世纪末，对理性的信仰完全衰落了，虽然督政时期和执政府时期所谓思想家照老例还在歌颂理性和真理(la raison et la vérité),但是他们已完全没有从前那样的兴奋，而且他们的影响也不大；公众并不听信他们；现在公众像本丢·彼拉多一样，带着怀疑的微笑问：“真理又是什么呢？”熟悉当时法国知识分子情况的斯塔尔夫人说：被事变的可怕进程所吓倒的“多数人”(la plupart des hommes)丧失了任何自我完善的意愿，他们“为偶然性的威力所震惊，已不再相信人类才能的力量了。”
……
政治事变以其迅速巨大和变幻莫测的更替使得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社会活动家们对理性的力量产生了怀疑。这些事变在其向前的运动中本应给社会思想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唤起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重新尝试去发现社会现象潜在的动因。
————摘自“别林斯基与合理的现实”，同上书，第447——450页
(二十三)
据黑格尔的意见，苏格拉底思想的传播可能使旧的雅典生活制度完全崩溃。因此，如果雅典人感觉到交由他们的法庭审判的这个思想家是他们所珍视的社会制度的死敌而把他判处死刑的话，是不能责怪他们的。这还不够：应当坦白地说，他们有责任保卫这一社会制度。但是也应当承认，苏格拉底从自己方面说是对的，他是新的高级的原则自觉的代表；他是自身具有精神的绝对权利的英雄。“在世界历史中，英雄的地位就是这样，他们在以自己的活动创造新世界的时候，跟旧制度发生矛盾，并且摧毁它，他们是现存法律的破坏者。所以他们死亡，但作为个别人物而死亡；对他们的惩罚并没有摧毁他们所代表的原则……后来原则胜利了，虽然是在另一形式中胜利的”。
历史的运动，在我们看来，常常是两种法律原则之间敌对冲突的场面。一种法是现存社会制度、已经确立的道德关系的神圣的法；另一种法是自我意识、科学、主观自由的同样神圣的法。它们的冲突是名副其实的悲剧，悲剧里有人们死亡，不过他们没有过错，每一方从自己角度看都是正确的。
————同上，第454——455页
(二十四)
一个人为了不致成为幻影，应当成为一般者的特殊表现。最进步的世界观同对个人的这种看法是相容的。当苏格拉底出来反对雅典人的陈旧概念时，他正是为“一般的、世界的”东西服务的，他的哲学宣传是雅典人在其历史发展中迈出的新步伐的理想表现。正是因为如此，苏格拉底便成了黑格尔所称呼的英雄。由此可见，在作为一般者的特殊表现的个人以其否定为新的现实，为明天的现实准备历史基础的那个场合，个人跟它周围现实的不协调是完全正当的。
————同上，第475页
(二十五)
最有天才的人，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有他周围的环境的良好影响。
————同上，第490页
(二十六)
黑格尔哲学把人类的历史发展看作是合乎规律的过程，从而消除了偶然性的观点 [47] 。而且黑格尔完全没有按照必然性这个词的通行的含义来理解它。例如，假使我们说，法国旧制度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国王偶然的没有脱逃成功，那么，我们承认，既然脱逃没有成功，旧制度的崩溃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庸俗而肤浅地理解的必然性，只是偶然性的背面。在黑格尔那里，必然性有另外的意义。当他说某一社会现象是必然的，这就是说，这一社会现象是由它从中发生的那个国家的内部发展所准备的……
————同上，第492页
(二十七)
“没有目的就没有活动，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而没有活动就没有生命。兴趣、目的和活动的源泉是社会生活的实体。……”(别林斯基)
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直到现在还在高谈阔论，然而忘却了这种作用最后是要由“社会生活的实体”来决定的这一点的人们，应该特别注意我国知识分子发展史的这个可悲的方面。
————摘自“别林斯基(1898年)”，同上书，第532——533页
(二十八)
他不能忘记“社会生活的实体”是兴趣、目的和活动的源泉。他所理解的“社会生活的实体”又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摘自“别林斯基(1909年)”，同上书，第565页
(二十九)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随自己的意志去完成使命”就只有在这样一种限度内，即他的“精神上的自由工作”以社会发展有规律的进程为依据，并且是表现这个进程的。
……
把合规律性和自由对立起来，一般说来不符合黑格尔哲学的精神。黑格尔说过：“Die Freiheit ist dies:nichts zu wollen,als sich”(自由在于除自己外不希望任何东西)。而且这是真正天才的定义；然而这个定义丝毫不排除希望产生过程中的合规律性。相反，这个定义一定要以合规律性为前提，因为没有原因，希望是不会产生的。谢林早就指出过，假使没有必然性————即合规律性，————那么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48] 。最后，赫尔岑在这里似乎忽略了，合规律性概念并不限于自然现象的合规律性概念，因为还有历史过程的合规律性。
————摘自“赫尔岑的哲学观点”，同上书，第796页
(三十)
根据本世纪前半期的一些伟大唯心主义者的学说，人类的历史发展完全不是人们的自由意志的产物。完全相反。历史引导人类走向自由，但是哲学的任务在于把这种运动理解为必然的运动。不用说，一般的人，特别是伟大的历史活动家，都不是没有意志的；但是他们的意志在自己每一个仿佛完全自由的自决中是完全服从必然性的。而且人们绝不会百分之百地理解自己行为的未来结果。因此，历史运动的进行在极大程度上完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人的意志。当谢林和黑格尔从理论的观点看问题时，在他们看来事情就是这样。一旦转到实践的问题，他们自然要从另一方面看待它。
意志在自己的自决中服从于必然性。但是，不论意志的任何这种决定是怎样必然的(就是说，不论我们内在的自由是怎样虚幻的)，人们的意志一经确定下来，就会成为行动的源泉，也就成为社会现象的原因。人不认识那决定他的意志的过程，但是他多少明白地认识这个过程的结果，这就是说，他知道目前他想这样行动而不那样行动。当我们追求达到某个实际目的的时候，当我们，比方说，企图废除这种或那种过时的社会设施的时候，我们就是力求这样行动，使我们周围的人们的意志正好按照我们的愿望来决定。我们说服他们，我们同他们争论，我们唤起他们的感情。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影响一定要算作决定他们意志的条件。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在这种场合正如平时一样，将是必然的过程；但是在我们的鼓动工作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人们的意志是后果这个情况上，而是集中在人们的意志总是原因这个情况上，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下，它可以引起我们所愿望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将重视人们的意志，仿佛它是自由的。按照被称为人的意志的自决的那种现象的本性自身讲来，以其他方式行动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一点辩证唯心主义者们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他们在理论中把意志看成是后果，而在实践中认为意志是原因，就是说，仿佛承认了意志的自由。但是，这还完全没有证明他们的进步意愿，正如这既没有构成特别是辩证唯心主义的特征，也没有构成一般唯心主义的特征。唯物主义者(也许只有定命论者雅克是例外)在他们的实践哲学中，对人的意志从来没有表示过另一种观点。让伏伦斯基先生哪怕是回忆一下狄德罗也好。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记得特别清楚：在实践中，人们的意志是改造历史存在的粗糙形式必不可少的杠杆。
————摘自“伏伦斯基《俄国批评家。文学概论》”，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163——165页
(三十一)
如果说基佐把促使莎士比亚的戏剧出现的一切历史条件都列举出来了，那是可笑的。谁要是能够这样列举出来，谁就能给历史开出生产天才作家的药方。
————摘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卷，第176——177页
(三十二)
别林斯基和以前一样抨击那些力求用诗人的私生活来解释诗人创作的性质和历史的批评家。他现在把这些批评家叫做经验主义者。据他看来，经验主义的批评家只见个别不见一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从某个诗人的生平知道他是不幸的，就以为找到了理解他的忧郁作品的钥匙。凭借这种方法，就非常容易地说明例如拜伦诗的阴郁性质。经验主义的批评家们指出，拜伦具有容易激动的性格，他容易忧郁；另一些批评家也许补充说，他有消化不良的毛病，他们“由于自己对胃的看法简单得不像样子，所以一片好心，没有料想到这样细小的原因，其结果不可能产生像拜伦诗歌这样的现象”。事实上，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完全是因为他是自己时代、自己社会，从而也是人类的工具和表达者。“为了猜出像拜伦这样非常了不起的诗人阴郁的诗歌的谜底，首先应当识破他所表现的时代的秘密。为此必须以哲学的火炬照亮事变的历史迷津，人类曾经沿着这条迷津去实现自己伟大的使命————成为永恒理性的化身，必须从哲学上确定人类在其历史运动中与诗人相遇的地点的经纬度。要不然的话，对于事件的一切援引，对于风俗习惯以及对于社会同诗人(和诗人同社会)和社会本身的关系的全部分析，就什么也没有说明”。
……
总之，别林斯基越来越深信，人才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他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他自己的批评就愈来愈成为历史的批评。
————摘自“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同上书，第211——212页
(三十三)
别林斯基关于伟大人物在文学史中的作用的观点，就现在来说也是正确的。现在也不能不承认，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他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伟大时机的表现者。判断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像判断其他任何一个伟大历史活动家一样，按照别林斯基绝妙的说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与人类相遇的道路上的那个地点。很多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这个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给人的个性留下的地方太小了。但是，这种意见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个人虽然成为自己时代普遍意向的表现者，仍然是个人。然而下面这一点是正确的：要十分令人满意地论证别林斯基对伟大人物在艺术史和全部一般人类史中的作用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只有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有可能。事实上，请回忆一下别林斯基在评论《聪明误》一文中所讲的话：“社会总是比个别的人较正确和较高，个别的具有个性的人只有到(他)表现社会的那个程度才是现实，而不是幻影。”有个性的个人应当在什么意义上表现社会呢？当苏格拉底在雅典开始宣传自己哲学的时候，他发表的无疑不是他大多数同胞所抱持的那些观点。可见，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观点。如果不在于观点，那又在于什么呢？大多数是否构成有个性的个人应当为之服务和应当服从的那个“一般的东西”呢？对于这些问题别林斯基无论在自己的文章里还是在书信中都没有回答过。在抛弃了“绝对”观点之后，他简单地宣称，对他说来，个人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这不是对问题作哲学的解决。在黑格尔那里，苏格拉底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的哲学表现了雅典历史发展中一个新的步骤。但是为了判断这一步骤，标准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归根到底只是实用的逻辑，那就应该在绝对观念的辩证发展规律中去寻找标准。这至少是模糊不清的。现代唯物主义者对于问题是完全另一种看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部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也在改变。然而新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在新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一下子产生，也不是自行产生的。这种适应应当是人们的事情，是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间斗争的结果。这里就给个人的主动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天才的社会活动家比其他的人较早和较好地预见到社会关系中一定会发生的那些变革。这种杰出的远见使他同自己同胞的观点矛盾起来，他可能一直到死还是少数；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般东西的表现者，成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制度变革的代表者和指示者。正好是这个一般的东西构成他的力量；不论是讥笑也好，侮辱也好，流放也好，毒物也好，都不能从他那里夺走这种力量。为了评价这个一般的东西，现代唯物主义者诉诸社会生产力状况。而社会生产力比黑格尔的宇宙精神可以更好地度量。
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因为他表现了社会发展中的伟大步骤。但是在表现这个步骤的时候，他仍然是个人。在他的性格中和他的生活中，大概有很多的特点和状况，它们同他的历史活动没有丝毫的关系，并且对他的历史活动也不发生丝毫的影响。但是在他的历史活动中，大概也有这样一些特点，它们一点也不改变这个活动的一般历史性质，可是赋予这一活动以个人的色调。这些特点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对诗人的个人性格和诗人生活的特殊环境的详细研究来说明。别林斯基起来反对的那个“经验主义的”批评曾研究过的也就是这些特点。只有当这种批评以为它所研究的个别特点可以说明伟大人物活动的一般性质的时候，才能斥责这种批评。但是，当这种批评举出个别特征只是为了说明这种活动的个人性质的时候，它就既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
————同上，第248——250页
(三十四)
必须回想一下黑格尔的某些历史观点。据黑格尔看来，苏格拉底是雅典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新原则的代表；他的光荣和他的历史功绩就在这里。但是，苏格拉底作为新原则代表出现后，就同雅典所存在的法律发生了冲突。他破坏了那些法律，并且作为这种破坏的牺牲品而死去。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命运一般都是如此：作为大胆的革新者，他们破坏已经建立的合法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犯罪的。已经建立的事物的合法秩序就用死亡来处罚他们。但是，他们活动中的罪过由他们的死亡抵偿了，而他们所代表的原则在他们死后胜利了。这种对英雄人物的历史活动的看法，包含着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指出历史上经常重复出现的，革新者跟已经建立的合法秩序相冲突的事实。第二个因素是力图辨明同样时常重复出现的革新者死亡的事实是正当的。这两个因素是与绝对唯心主义的双重性质符合的。作为辩证的哲学体系，绝对唯心主义从现象的发展中，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中考察现象。历史现象的发展过程是通过人的活动进行的。旧与新的斗争是对立派别的人们的斗争。这个斗争有时要以很多无辜的牺牲为代价。这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黑格尔指出了这个事实，并且阐明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仅是辩证的体系；它还想成为绝对真理的体系。它允诺把我们带入绝对的世界。而在绝对的世界里没有不公正的东西。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硬说：其实，人们从来不会无辜地死亡的；因为他们的行动————个人的行动————本身必然带有局限性的印记，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公正的，另一方面就是不公正的。也正是他们的这种不公正性成了他们死亡的原因。由此可见，“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就对随同人类前进运动而来的苦难不负任何责任了。这样被考察的历史就成了特种的神正论 [49] 。
————摘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同上书，第286——287页
(三十五)
说批判的思想(因此也就是有批判思想的个人)在人类历史上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完全正确的。卡莱尔曾经称呼“英雄”为倡始者(beginners)。可以用这个光荣的名称称呼一切有批判思想的个人。不过要知道历史不是“倡始者”可以在上面书写自己的新词的tabula rasa [50] 。邵可侣自己就承认，如果英雄一方面给周围的环境打上烙印，那么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会感受到环境的影响 [51]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个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具有它那传统的道德、宗教、政治的”环境是由谁组成的呢？也是由诸个人组成的，虽然他们“极大多数”都是没有觉悟的。什么决定着这些个人的“传统的道德、宗教、政治”呢？显然，他们的观念是不能用环境的影响说明的。这些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可以肯定地说，现时“极大多数”的人都具有先前时代的英雄们使之流行起来、而在当时极大“多数”人看来都是有害和危险的那些观念。这甚至是合乎逻辑的：既然社会“是观念造成的”，那就自然会认为思想家是社会的创造者。可是思想家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唯心主义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因为他们认为观念是社会发展最后的、最深刻的原因。
我们的作者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固然，在他那里可以遇到这样几行话：“起先各族人民看到了事变的顺序交替，并不企图发现其中有什么秩序；可是现在，他们要认识事变的联系，研究它们确定不移的逻辑，并且开始懂得，为了自身的解放他们也必须朝特定的方向行动。” [52] 这好像是他脱离唯心主义的倾向。他这里所谓事变确定不移的逻辑，使人产生一种关于社会发展合乎规律的进程的思想。往下他所谓人们研究这种逻辑就会确定自己特有的行动方式，使人有理由认为，按照邵可侣的意见，“各族人民”现在在考虑这种合乎规律的进程。这里有关于社会生活的正确观点的萌芽，如果邵可侣彻底思考过他自己在这里所写下的话，他就会看到自己必须拒绝唯心主义。其实，事变的联系和事变确定不移的逻辑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观念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如果社会是由观念造成的这种说法是对的话。然则为什么观念的进程采取这种方向而不采取另一种方向呢？为什么它在此时此地进行得很快，而在彼时彼地又极为缓慢呢？这里也应该有某种规律性，不过我们认为诉诸“造成社会”的观念是完全不能说明这种规律性的，因为这种做法会使我们走进死胡同。显然，在这里我们应当走出意识形态的圈子，而转入另一个什么领域，这个领域决定着观念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进程。究竟是一个什么领域呢？唯心主义是无法发现它的，因为如果唯心主义发现了它，唯心主义也就不成其为唯心主义了 [53] 。唯物主义则认为，这个领域就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而产生的那些生产关系的领域。这些关系制约着所有其余的社会关系，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后者又决定着“社会环境”的属性，并且在自身的发展中暴露出它固有的客观的和真正确定不移的逻辑。谁懂得这个逻辑的规律，谁就明白，为什么“文明的集体工作”是这样实现的而不是那样实现的，他也就不会回到历史唯心主义去了。
————摘自“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116——118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三十六)
试想有两个国家，其文化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落后的国家向先进的国家学习，逐渐在各种不同的科学和文学领域里涌现出自己的人物。某些人物可能具有特殊的才能。但是一般说来，落后国家在若干时期之内还将必然成就不大，因而先进国家的知识界对之完全没有，或者很少有兴趣。例如，德国在十三年战争以后，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故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在该世纪上半期，必须向这些国家学习许多东西。因此，德国的哲学和文学虽已获得巨大成就，却仍为这些国家的知识界所不甚知悉。另一例子是，当俄国文学中已有第一流天才从事写作时，西欧(包括德国)的读者却完全不知道俄国文学。不仅如此。落后国家的优秀人物如未在先进国家中得到承认，亦不能在本国得到承认，他们的同胞会对“土生土长的”力量抱着相当大的不信任(“我们哪能比得上啊！”)。不能否认，俄国人只是在西欧对俄国文学表示折服以后，才重视其文学的巨大意义的 [54] 。我不问这是好还是坏，我只是说：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由于非常明白的社会心理原因，过去如此，将来也会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原因，我们便会明白，为什么(如布利奇所设问)罗蒙诺索夫的学术活动不曾对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发生影响？为什么这种活动甚至很少引起与他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俄国学者的注意？他是第一个俄国人，既不曾在国外，也不曾在国内取得理应属于他这样一个具有罕见的才能的人的影响。然而论其遭遇，如俄国古话所说，他“在其同类中，并非最后一人”。
像书籍一样，卓越的思想家也是有其命运的。不能说，他们的命运是他们“自作自受”的。他们的命运是由他们的祖国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的。
然而这还不是一切。罗蒙诺索夫的自然科学著作是很出色的；但他远远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尽其力之所能。他的生活环境迫使他分散了自己的精力。他必须在那些预定的喜庆场合，在各种极为隆重的集会上发表散文和诗；还有各种颂歌、祝词以及“题词”，都占用了他的不少时间，更不用说；他的一切重要职务，也都妨碍他全力以赴地从事他认为重于一切的事业。但他不仅是学者。他同时是教育家。他曾写信给舒瓦洛夫说：“我的唯一愿望就是要使大学成为我们所热望的潮流，从这里能够产生无数罗蒙诺索夫。”
尽人皆知，他为莫斯科大学的建立尽力奔走，并为整顿该校的教学工作，作了许多贡献。其后不久，罗蒙诺索夫又要求对彼得堡大学进行根本改造，这个大学当时附属于科学院，苟延残喘，很难维持下去。他主张这所大学应脱离科学院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他的这一主张，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才得到实现。但是教育机关必须有教科书和教材。于是，罗蒙诺索夫着手编订。他写了《修辞学简明教程》(1744年)、《雄辩学简明教程》(1748年)、《俄语语法》(1755年)、《论宗教书在俄文中的用处》 [55] 。这一切不足以概括他的教育活动，但任何人都能理解，这一切需要很多的时间，而在其他条件下，这些时间是可以用于自然科学的。在罗蒙诺索夫的身上，教育家与学者发生矛盾，从而妨碍他充分发挥他的天才的科学智能。然而罗蒙诺索夫不能放弃他的教育家的活动。他对祖国的热爱不允许他放弃。
我国社会思想史中的主要人物是启蒙思想家。其中某些人物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但是实在说，启蒙活动差不多经常使他们脱离“纯科学”的研究。他们自己也很知道这点。在俄国启蒙思想家中居有极为光荣地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先进俄国人到底应该怎样为祖国服务问题，提出以下值得注意的观点。
他在《俄国文学的果戈里时代概论》中写道：“德、法、英等国的许多伟大人物所致力的目标，虽与其祖国的福利无直接关系，却享有自己的荣誉。例如，……许多伟大学者、诗人、艺术家所注意的只是服务于科学或纯艺术，而不是某种特殊的祖国需要。”这种情形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将来在俄国，也如在其他国家，会有专门为科学与艺术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但在我们还未能在学识上与最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时候，我们每人都有另一更急切的事情要办，这就是尽其力之所及，促使彼得一世所开创的事业的继续发展 [56] 。这一事业迄今仍在要求，而且可能将长期要求祖国的所有最有禀赋的思想和道德力量去全力以赴。” [57]
这一见解不但对罗蒙诺索夫的命运，而且对许多俄国其他启蒙思想家，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命运，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解释。每当怀疑某一特别有天才的俄国人何以没有在“纯”科学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时，想起这些见解是可大有教益的：时常会发现，这是因为他除了从事“纯”理论的研究外，还需承担其比这种研究更为迫切的任务。
————摘自《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第159——162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三十七)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认为，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思想形式————即他们所说的“Opinion”(见解)————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比所有其他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伏尔泰的著名论文《民族风俗与精神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里表现得最为完整和明显。
由于认为“见解”是进步的主要动力，伏尔泰以为伟大人物————特别是那些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是最有影响的进步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物————《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将密诺斯、扎列夫克、摩西、穆罕默德等，都列为这种人物，————在伏尔泰的眼光里，不仅是最有影响的“见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这种“见解”的创造者。伟大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宗教学说奠基人、道德导师、立法者，总之，扮演着人民群众领导者的角色，他们指挥历史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
如果伏尔泰不曾保持一种信念，认为伟大人物的工作，只有在他们利用其聪明才智和权力来推广启蒙运动的情形下，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那他就不是启蒙思想家了 [58] 。他对彼得一世，因其所完成的改革，而极尽赞扬。当然，这些赞颂之词并不都是为了想对当时俄国教育权力的代表者说的恭维话。
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1)俄国能否————如果能，那又在什么程度上————吸收西欧的文明？(2)这种吸收是否需要？这两个为19世纪我国知识界所极为注重的问题，在18世纪就已提出。
如所共知，卢梭对于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持有特殊见解。他在所著《社会契约论》 [59] 一书中提出一种奇特的思想，以为在彼得一世时，俄国民族尚未成熟到可以吸收文明成果的程度，因此，不应教它文明，而应教它养成军事行动的习惯。由于彼得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所以卢梭的结论是：俄国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人。
费尔涅伊的教长尖锐地反驳了卢梭的这一思想。按照他的说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俄国人民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充分证明彼得大帝是立足在巩固、坚实的基础上”。不仅如此，伏尔泰认为继穆罕默德之后，彼得是一个以其改革活动的最大成就而著称于世的立法者。
《风俗论》的作者虽然认为彼得的活动是卓有成果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这看为罕见的历史偶然性。在莫斯科出现彼得大帝这样的沙皇，其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他毕竟出现了。按照伏尔泰的意见，一般说来，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成就只是命运的偶然赏赐。在自然界生产出那个发明耕犁的人和那个创造纺织工艺的人之前，必须经过数量惊人的不同环境和时代。同样，现在在非洲有许多辽阔的国家，需要沙皇彼得。也许，他将在百万年后在那里出现，因为，伏尔泰补充说，一切都出现在遥远的未来 [60] 。
我们探讨他的这些想法。
如果像他在反驳卢梭时所说，彼得一世是立足在特别巩固和坚实的基础上的，则很明显，他所完成的改革是由莫斯科国家以往的发展过程所完全准备好了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同样明显的是，沙皇改革家出现在莫斯科的可能性，完全不像伏尔泰所说是不大的。与此相反，如果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那种按照同一伏尔泰的说法、彼得大帝所赖以完成其改革的异常巩固和坚实的基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彼得大帝传》的作者没有看出他自己的这一矛盾。
伏尔泰关于彼得大帝赖以建造其改革大厦的特别巩固基础的论断，显然是出于他对这一改革的同情。这对于一个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充任这一改革的史学家角色的启蒙思想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准备伟大人物出现并决定其创举成败的历史条件，是很少有分析的习惯的。
根据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社会前进运动是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有意识的人们的活动，如谢林所正确地指出，又是自由的，因而是不能加以科学分析的。只有对于必然的过程，才能进行这种分析。在没有必然性的地方，就没有规律性，因而就只能求助于偶然性。我们看到，伏尔泰就是照此行事的，他把沙皇改革家的出现解释为极端罕见的偶然性。他在谈到彼得时所陷入的矛盾，虽然完全不能用他的唯心史观来解决，却是完全可以用它来解释的。
这种唯心史观包含着许多悲观成分。如果进步人士的希望只能预期在历史偶然性中实现，又如果幸福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极端罕见的事情————试回忆伏尔泰所说的“百万年”————那么，进步的事业便是一种很少希望的事业了。任何熟悉18世纪启蒙著作的人都知道，就是在最乐观的启蒙思想家的见解里，也时常听到悲观主义的论调。也许不可理解，既然进步人士只能寄希望于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幸运的偶然性，那他们又从哪里来的乐观情绪呢？这种情绪首先是因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持有的那种对理性的不可抗拒力量的抽象信仰。就是这位唠叨什么在历史上一切都出现在遥远未来的伏尔泰，就曾令人快慰地说：“归根到底，理性终将是正确的”。此外，启蒙思想家虽认为伟大的人物可惜在历史上出现得过于稀少，但他们另一方面，又赋予这种人物完成有益的社会改革的几乎无限能力。他们时常说，立法者是万能的。既然立法者是万能的，尽管伟大的进步立法者在历史上很少出现，但理性的观点毕竟还是有实现的希望的。当启蒙著作在整个欧洲获得极为巨大成功的时候，当启蒙思想家觉得理性终将真正地是正确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就更可以期待理性观念的胜利了。
————摘自《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第141——145页
(三十八)
“谁摧毁了巴士底监狱？谁在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从事了街垒战？谁的武器在柏林击败了专制制度？谁在维也纳推翻了梅特涅？人民，人民，人民，即贫困的劳动者阶级，主要是工人。……任何诡辩都不能从历史上抹杀这样的事实：在西欧各国争取自己政治解放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而且只是人民。”
————摘自《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402页。转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390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三十九)
在各民族的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有时某一领域群星灿烂，或者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才能人物像灾祸一样简直成群结队”，有时则人才寥落。产生这种现象的第一个根本条件也是强大社会需要的存在。“假设在特定国家经常产生大约同样数量的、具有某种才能的人。为了发展这种才能，就像发展其他任何一种才能一样，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的才能之士就会大批大批地涌现出来；如果根本没有这些条件，才能之士就会在幼芽时期死去；如果存在的条件不是非常充分，才能之士就多少是罕见的，但毕竟会有。由此可见，假定这个国家的居民的本性仍旧是完全不变的，我们始终会有可能用诸条件的会合来说明一个历史时期人才的众多和另一历史时期人才的缺乏或稀少。”
————摘自《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四卷，第252——253页，转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398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四十)
关于天才的作用和一般才能人物的作用两者之间的一致和区别，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经济唯物主义”》手稿中曾经写道：“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会否定《资本论》的作者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对于在这种理论中找到了支撑点的那种社会思潮的极其巨大的意义么？当然，可以反驳说：这位大思想家的这部著作由天赋较低的一些人共同努力来完成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第一，这会大大延缓文明的进步，而第二，未必可能产生这种天才的思想所产生的完全同样的结果。千百个平凡的天文学家代替不了哥白尼或牛顿。千百个平凡的音乐家也不会使人们获得贝多芬、舒曼、肖邦给人们的那种享受。……一万个格子的上皮代替不了一个格子的灰色的大脑物质。但这是不是否定有可能根据唯物主义建立心理学呢？看来丝毫不是。同样，一千个庸才代替不了一个马克思这个无可置疑的真理也丝毫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54页)
————摘自《普列汉诺夫读本》，第28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四十一)
真正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不喜欢到处乱套经济因素。关于哪个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提得不恰当，这从黑格尔时代起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正是排除了提出类似问题的可能性。它更为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排除。自从《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出版以来，而且特别是从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以来，只有理论上落后的人才会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历史因素的相对意义发生争吵。
什么是社会历史原因呢？关于这些因素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
举一个例子，格拉古兄弟力图阻止罗马富人侵占公地这一使罗马招致毁灭的过程。富人们反抗格拉古兄弟，发生了斗争。斗争的每一方都热烈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如果我想来描述这场斗争，我可能会把它设想成人类情欲的斗争。于是情欲就成了罗马内部历史的“因素”。然而无论格拉古兄弟还是反对他们的人，在斗争中都利用了罗马的国家法给他们提供的那些手段。我自然不会在我的叙述中忘记这一点，于是罗马的国家法也就成了罗马共和国内部发展的一个因素。其次，进行反格拉古兄弟的斗争的人，对于维护根深蒂固的不法行为有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支持格拉古兄弟的人则对革除这些行为有物质上的利害关系。这种情况，我也要提到。因此我描述的斗争乃是物质利益的斗争、阶级的斗争、穷人和富人的斗争。于是我这里也就有了第三个因素，而且这一次是最有意思的因素：著名的经济因素。如果您有时间和兴致，您，我的读者，可以详细地广泛讨论罗马内部发展的诸因素中正是哪个因素支配所有的因素这个题目：在我的历史叙述中您会找到足够的材料来支持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意见。
至于我，只要不超出单纯叙事者的角色，我就不会一说到各种因素就大光其火。对于这些因素的比较意义，我完全不感兴趣。作为叙事者，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尽可能确切而生动地描述这些事变。为此我应当在这些事变之间建立某种哪怕只是外在的联系，并且用某种透视方法来安排这些事变。如果我提到使斗争各方激动的情欲，或者提到当时罗马的国家制度，最后或者提到罗马存在的财富不均，那么这这样做只是为了连贯地和生动地叙述事变。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无动于衷地让哲学家们去解决是情欲支配经济，还是经济支配情欲，或者最后什么也不支配什么的问题，因为每个“因素”都在利用“你活，也让别人活”的金科玉律。
如果我不超出同任何喜爱“故弄玄虚”都格格不入的单纯叙事者的角色，在这种场合，一切就都会是这样。而如果我不局限于这一角色，如果我要就我所描述的事变来一番高谈阔论，情况会怎样呢？那时我就不会仅仅满足事变的外在联系；那时我会希望发现它们的内在原因，于是我这个几乎仅仅为艺术本能所支配的人先前所强调和提出的那些因素————人类情欲、国家法、经济————现在在我心目中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意义。它们在我看来正是要寻找的这些内在原因，正是其影响可以说明事变的那些“潜在力量”。我创立起一种因素理论。
凡是对社会现象感兴趣的人们，从单纯地直观现象和描述现象转而研究现象间存在着的联系的地方，实际上都必定会产生因素论的某一变种。
此外，因素论是同社会科学中分工的发展一起成长的。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等)所考察的其实只是同一个东西：社会人的活动。不过它们都是从各自特殊的观点考察这个活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会说，它们中间每一个都“主管着”一根特殊的“弦”。每根“弦”都可以看成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且事实上，社会科学中存在多少独立的“学科”，我们现在就可以算出几乎同样多的因素。
经过这番说明，我们希望什么是社会历史因素以及关于这些因素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就容易弄清楚了。
社会历史的因素是一个抽象。关于这个因素的观念是通过抽象作用(抽象活动)的途径产生的。由于抽象活动的过程，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就显出独特的范畴的形态，而社会人的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反映形式————道德、法、经济形式等等————在我们的头脑中就都变成似乎引起和制约这种活动、成为这种活动的最后原因的种种特殊力量。
一旦产生了因素论，就必然要爆发该承认哪个因素是支配因素的种种争论。
“诸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对所有其他因素发生影响，而且反过来受到所有其他因素对自己的影响。结果就出现相互影响、直接作用和反射作用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以致使得立志要弄清社会发展进程的人开始觉得晕头转向，而且感到为了走出这座迷宫非找到一根无论什么样的引线不可。既然痛苦的经验使他相信，相互作用的观点只会叫人晕头转向，那么他就会寻找另一种观点：他就会力求简化自己的任务。他会问自己，社会历史诸因素中会不会出现哪种因素是所有其他因素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因。如果他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他的任务的的确确会简单得多。假定说他相信任何特定国家的一切社会关系在其产生和发展中都是受它的智慧发展过程的制约，而后者反过来又取决于人的本性的属性(唯心主义观点)。那时他就很容易走出相互作用的迷魂阵，和创造或多或少严谨的和连贯的社会发展理论。后来，由于对事物的进一步研究，他也许会看出他犯了错误，不能认为人们的智慧发展是整个社会运动的首要原因。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同时，他大概会发觉，他对智慧因素支配一切其他因素的这个一时的信念，对他说来毕竟有过好处，因为没有这一信念，他不会走出相互作用的死胡同，也不会在理解社会现象方面迈出任何一步。
有人企图在社会历史发展诸因素之间建立这种或那种等级，谴责这些企图会是不公平的。正如因素论本身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一样，这些企图当时同样是必然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比所有其他唯物主义著作家更全面更清楚地分析了这个理论，他说得很对，“历史的因素是比科学差得远而比不可饶恕的谬误高明得多的某种东西。”[参阅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译本，第87页]因素论给科学作出过自己的一份贡献。“过去对历史——社会因素的专门研究，正如现在对任何不超出可见的事物运动的经验研究一样，有利于改进我们的观察手段，并且提供了在那些通过抽象而人为地加以孤立的现象本身中发现把这些现象同社会整体结合起来的那种联系的可能性。”[参阅上书，第86——87页]现在，对于一切想要恢复人类过去生活任何一个部分的人说来，通晓各种专门的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历史科学没有语文学是不会有前途的。而认为罗马法是理性产物的那些片面的罗马法学家给科学作出过的贡献难道还少吗？
然而无论因素论当时是多么合理和有益，现在它却经不起批判。它肢解了社会人的活动，把这种活动的各种方面和表现转化为似乎决定社会历史运动的种种特殊力量。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这种理论起了各个物理力在自然科学中的同样的作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导致了关于这些物理力的统一性的学说，导致了现代的能量学说。同样，社会科学的成就也一定会导致因素论这一社会分析的成果为社会生活的综合观点所取代。
对社会生活的综合观点不是当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特点。我们在黑格尔那里就发现过这个观点。对于黑格尔说来，任务在于科学地说明整体地加以把握的全部社会历史过程，其中也包括科学地说明社会人活动的所有那些被进行抽象思维的人们看作诸独立因素的方面和表现。不过黑格尔，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是用世界精神诸属性来说明社会人的活动的。一旦有了这些属性，就“自在地”有了全部人类历史，也就有了这个历史的最后结果。黑格尔的综合观点同时是目的论的观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从社会科学中彻底清除了目的论。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完全不是为了沿着预先确定的进步道路行进，也不是因为要服从某种抽象的(用拉布里奥拉的话说————形而上学的)进化规律。人们是在力求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而科学则应当向我们说明，满足这些需要的各种方式怎样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他们的精神活动。
满足社会人各种需要的方式，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这些需要本身，都是由社会人在或大或小程度上用来征服自然界的那些工具的属性决定的；换言之，它们取决于社会人的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状况的任何重大变化同时反映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其中也反映在他们的经济关系上。对于一切种类和变种的唯心主义者来说，经济关系是人的本性的函数；辩证唯物主义者们认为这些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的函数。
由此可见，如果辩证唯物主义者们认为不是为了批判这些过时的虚构也可以谈论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的话，那么他们首先就本应公开警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者们说，他们的“支配”因素是变化无常的；现代唯物主义者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唯一符合人的本性，而一切其他种类的社会经济结构则是或多或少压迫人的本性的结果。按照现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符合特定时期生产力状况的任何经济制度，都符合人的本性。反之，任何经济制度一跟生产力状况发生矛盾，就会立即开始跟这一本性的要求相抵触。由此可见，“支配”因素本身原来是受制于另一因素的。试问，既然如此，它究竟是怎样一种“支配”因素呢？
如果这一切都是对的，那就很明显，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不无理由可以称之为经济唯物主义者之间有整整一道鸿沟。
[……]
辩证唯物主义从社会科学中清除任何目的论，并且用社会人的需要以及特定时期存在着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来说明社会人的活动，因而第一次使社会科学具有它的姊妹自然科学常常在它面前夸耀的那种“严密性”。可以说，社会科学本身正在变成自然科学，变成————拉布里奥拉说得对————“notre doctrine naturaliste d'histoire”[“我们的自然主义的历史学说”]。
[……]
从因素论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像是一包沉重的行李，各种不同的“力量”————道德、法、经济，等等————每一个都从自己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引着它。从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看来，局面就完全不同。各种历史“因素”原来是纯粹的抽象，等到它们周围的云雾消散以后，便真相大白：人们创造的并不是若干个互相分立的历史————法的历史、道德的历史、哲学的历史，等等，————而是唯一的一部为每一特定时期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所谓的思想体系不过是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摘自“论唯物主义历史观”，载《普列汉诺夫读本》，第131——13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 * *
[1] 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8——69页。————译者
[2] 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据说，它用女神缪斯传授的谜语作难人，谁猜不着就把他吃掉。这个谜语是：今有一物，先是四足，后是两足，最后三足，这是什么？谜语终于被奥狄浦斯猜中。他说，是人。人在婴儿时期匍匐爬行，成年时步行，年迈时拄杖而行。结果斯芬克斯跳崖自杀。
[3] 就是绝对观念。
[4] 其实，在这里只是表面上存在着影响的双重性质。任何特定的知识总量之积贮，正是因为社会需要促使人们去进行这种积贮，使他们的注意力朝向相应的方面。
[5] 任何特定阶级的审美倾向和审美判断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经济状况，这一点，《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的作者[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知道了。他说，美是生活，而且用这样的见解说明了自己的思想：
“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应当如此的生活’就是吃得饱，住得好，睡眠充足；但是在农民看来，‘生活’这个概念同时总是包括劳动概念在内：生活而不劳动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叫人烦闷的。辛勤劳动、却不致令人精疲力竭那样一种富足生活的结果，使青年农民或农家少女都有非常鲜嫩红润的面色————这照普通人的理解，就是美的第一条件。辛勤劳动，因此农家少女体格强壮，长得结实，————这也是乡下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甚至会给他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而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假如一个农家少女长得很胖，这就是一种疾病，是体格‘虚弱’的标记，人民认为过分肥胖是个缺点；乡下美人因为辛勤劳动，所以不会有纤细的手足，————我们的民歌里就不歌咏美的这些属性。总之，民歌中对美人的描写，没有一个美的特征不是表现着旺盛的健康和均衡的体格，而这永远是生活富足而又经常地、认真地、但并不过度地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了：她的历代祖先都是不靠双手劳动而生活过来的；由于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血液很少流到四肢去；手足的筋肉一代弱似一代，骨骼也越来越小；这一切的必然结果当然是纤细的手足————它们是社会上层阶级觉得是唯一值得过的生活即没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假如上流社会的妇女大手大脚，这或者是她长得不好或者是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标志。……不错，健康在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因为如果不健康，就是大富大贵，穷极奢侈，也生活得不好受，————所以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然而病态、柔弱、委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要那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苍白、慵倦、病态对于上流社会的人还有另外的意义：农民寻求休息和安静，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他们不知有物质的匮乏，也不知有肉体的疲劳，却因为无所事事和没有物质忧虑而常常百无聊赖，寻求‘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这些东西能赋予他们那本来很单调的、没有色彩的上流社会生活以色彩、多样性和魅力。然而强烈的感觉和炽烈的热情很快就会使人憔悴：如果美人的慵倦和苍白是她曾经生活得好的标志，他怎么会不为她的慵倦和苍白而着迷呢？”(参阅《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23——424页。————译者)
[6] 意思是：坏环境必然产生坏人；有漏洞就有人钻。————译者
[7]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8] Systeme de la Nature,I,p.5.(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11、13页。————译者)
[9] Systeme de la Nature,I，p.214.(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216——217页。————译者)
[1]普列汉诺夫指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下面一段话：“有智慧的人，在某一特定时刻知道赋予自然界以灵性的一切力量，和自然界一切构成部分的相对位置，而且如果他的智慧竟十分广博，足以分析这些资料，他就会把宇宙最大的诸天体的运动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包括在一个运动公式内：始终不会有任何东西是不可相信的，而且将来也就像过去一样呈现在他的视线之前。”(拉普拉斯：《谈或然率理论的哲学。或然率理论基础及其应用的通俗阐述》，莫斯科，1908年，第9页)
[10] Système de la Nature,I,p.3(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页。————译者)；比较Système social(《社会体系》)序言。
[11] Le christianisme dévoile,p.35.(《揭穿了的基督教》，第35页)
[12] 即Bacchus,Orpheus和Triptolemus，他们是希腊神话和传说中的酒神、音乐始祖和农业英雄。————译者
[13] Système de la Nature,Ⅱ,pp.24——25.(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7——28页。————译者)
[14] 在古代悲剧中,收场有时靠“神”的干预，这种神，靠机械装置出现在舞台上。所以“deus ex machina”(出自机械的神[或意译“急救神”])这个术语是当人们想说由于未预见、未料到的情况而收场开始的时候使用的。
[15] Système de la Nature，Ⅱ，pp.25——26.(参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8页。————译者)
[16] 指上帝。————译者
[17] 当然，举例来说，拿破仑在耶拿之战中所起的作用，不像法国前线士兵的作用。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人体中的大脑的机能不像下肢足趾的机能。它无疑更重要些。但是这并不证明，用生理学的一般规律说明不了大脑的机能。
[18] Dix ans déctudes historiques,La Haye 1885,p.348.(《历史研究十年》，1885年，海牙，第348页)
[19] 同上。
[20] Dix ans détudes historiques,p.91.(《历史研究十年》，第91页)
[21] Dix ans détudes historiques,pp.91,92.(《历史研究十年》，第91、92页)
[22] Mignet,De la féodalité,parite I,chap.Ⅸ,pp.77——78.(米涅：《封建主义论》，第1部分，第9章，第77——78页)
[23]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I,p.104.(《法国革命史》，第1卷，第104页)
[24] 同上书,第206页。
[25] 1789年7月14日是占领巴士底狱的一天，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1792年8月10日,在人民起义之后消灭了法国的君主制，雅各宾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迫使制宪会议废除了国王的王位。————俄文本编者注
[26]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I.p.286.(《法国革命史》，第1卷，第286页)
[27] Guizot,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4-me essai,p.7.(基佐：《法兰西史论丛》，第4篇，第7页)
[28] 伯恩斯坦：《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第30页注释。
[29] Les manuscrits de Fourier,p.14.(《傅立叶手稿》，第14页)并参看Oeuvres complètes,t.4,Paris 1841,pp.3,4,5.(《傅立叶全集》，第4卷，1841年巴黎版。第3、4、5页)
[30] 法国古铜币名，一苏合四个里亚德。————译者
[31] 《傅立叶手稿》，第17页。
[32] 《傅立叶全集》，第4卷，第121页。
[33] 《傅立叶手稿》，第78页。
[34] 参看他的著作A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Plans on which to Establish Selfsupporting Home-colonies,etc.,London，1841.(《论建立自足的国内移民区的原则和计划等等》，1841年,伦敦)并参看他的自传《欧文自传》(The Life of Robert Owen Written by Himself)，第1卷，导言，1857年，伦敦。
[35] 参看他的著作A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Plans on which to Establish Self-supporting Home-colonies,etc.,London，1841(《论建立自足的国内移民区的原则和计划等等》，1841年，伦敦)，并参看他的自传《欧文自传》，第1卷，导言，1857年，伦敦)。
[36] 参看《新社会观》(Neue Auffassung )，德译本，第65——66页；不过这一思想曾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反复重述。
[37] 参看他的一篇异常有趣的小品文，标题为“On the absolute necessity,in the nature of things ,for the attainment of Happiness,that the system of Falshood and Evil should precede the system of Truth and Good”(《论达到植根于事物本性的幸福的绝对必要以及论伪与恶的体系应先于真与善的体系》)，见他的以单行本出版的自传第1卷的附录(第ⅩⅩⅩ——ⅩⅩⅩ Ⅲ页)。
[38] 比较我的文章《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39] 这里的“一般力量”是指“口传的力量”，请参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4页。————译者
[40]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Zurich.(《正义的自由事业和我本身的事业》，苏黎世)
[41] 《正义的自由事业和我本身的事业》，第201页。
[42] Die heilige Familie,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und Konsorten(《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载梅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部]，第182页。
[43] 《格兰诺夫斯基全集》，第34——35页。
[44]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644——645页。
[45] 关于这一点，详见我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载于《二十年来》文集。
[46] 费尔内的长老————系指伏尔泰，因伏尔泰在最后二十年隐居于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镇费尔内而来。————译者
[47] 固然，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性的因素(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 zufálligen)，但是，按照他的哲学的意思，偶然性只是在几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才会遇到。所以被他(也是完全正确地)接受的关于偶然性的概念完全不妨碍对现象的科学说明：为了理解某种偶然性，应当善于找出至少对两个必然过程的令人满意的说明。
[48] 这几乎是他最天才的思想。
[49] 神正论(按字面上的解释：为神辩护)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它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一个部分；莱布尼茨在1710年曾写了一部以神正论为标题的著作。神正论的实质是为现存制度及其一切邪恶辩护，歌颂了“万福的”和“全能的”上帝，把它看作这个世界的创造主，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有的世界当中最好的世界”。
[50] 一张白纸。————译者
[51] 《进化、革命和无政府理想》，第65页。
[52] 《进化、革命和无政府理想》，第58页。
[53] 不过唯心主义可以为它的发现作准备。譬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许多方面就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出现作了准备。关于这一点详见《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
[54] 我们不久前才确信，多亏凯尔文勋爵，我国的列别杰夫才成为物理学的伟人。
[55] 他对于俄文的意见如何，下面一段话里表现出来：“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常说：西班牙文宜用来同上帝交谈，法文宜用来同朋友交谈，德文宜用来与敌人交谈，意大利文宜用来与女性交谈。但他如知道俄文的精巧，他当然会补充说，用所有这些语文谈话都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会发现在俄文里有西班牙文的华丽，法文的生动，德文的严谨，意大利文的温柔，此外，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丰富和表达上的简洁。这一切的详尽论证，需要在别的地方和其他场合去做，我对俄文的长期琢磨，使我对此深信不疑。西塞罗的雄辩，维琪尔的华丽，奥维德的口才，都不会在俄文里丧失其优点。最精微的哲学想象和判断，宇宙结构及人类交往中的多种多样的自然特性和变迁，都在俄文中有适当表达词汇。如果对某事未能准确表达，则其责任不在于俄国文字，而在于对俄文没有掌握充分的技巧。”《文集》，第4卷，第10页，见献给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的《语法》一书。这段话很像屠格涅夫对俄文的热情评语。罗蒙诺索夫不像屠格涅夫说得那样简洁，但却是同样真诚。
[56] 即在俄国传播西欧科学及哲学的丰硕成就的启蒙思想家的活动。
[57]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2卷，圣彼得堡，1906年，第120——122页。
[58] 伏尔泰说：我把一切因有益或因令人喜爱而出众的人称作大人物。外省的掠夺者不过是一些英雄罢了。
[59]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册,第8章。
[60] 根据他在《风俗论》中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按照伏尔泰的看法,在莫斯科国家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可以用来解释彼得出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