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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明集》十四卷 梁释僧佑撰
僧佑即撰《出三藏记集》之人，见《梁高僧传》十一。天监十七年卒，年七十四，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东莞刘勰为撰碑。
《出三藏记集》十二有《弘明集目录序》，以《牟子理惑》始，以佑自撰《弘明论》终，凡十卷。其後续有增入，为十四卷。两《唐志》、晁氏《读书志》皆著录。
《四库》著录释家类第一部，《提要》谓：“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云。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总集体，颇类《昭明文选》，故《旧唐志》入总集类。然以六朝佛教之盛，全部《文选》，关涉佛教者仅王简栖头陀寺一碑。此编所录，则概皆阐扬佛教之文，中以书启论述为多，铿然可诵。作者百人，又僧十九人，单第十卷作者已有六十三人，为严可均《全梁文》增益人数不少。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以今本舆《出三藏记集》所载目录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後
所增人，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丽本作“大梁皇帝”，当是僧佑原文，称武帝者，後人追改也。
本书板本及学人利用
本书现在通行者，大别为两种本：一藏本，一单刻本。
藏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嘉兴藏本，即所谓支那本；一频伽本。
单刻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吴惟明刻本，即所谓汪道昆本；一金陵本。
《四库》所著录者为吴刻本，《提要》言：“末有僧佑後序，而首无前序，疑传写佚之。”以是知为吴刻本也。
藏本有前序，惟吴刻本无前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所著录者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记中所引者，亦即前序中语，然仍袭《四库提要》之说，谓“是书前无自序”，大可异也。
《四部丛刊》所影印者，即吴氏两《弘明集》合刻本，封面题汪道昆本，循《郘亭书目》以来之误也，因卷首有万历十四年丙戌汪道昆序故。
汪氏在隆、万间颇有名，然序中以梁裴子野为唐人，可谓一言不智。序中康虞之名凡数见：一则曰：“二集并入大藏，如海一沤，康虞抔而出之，易梵荚为儒荚。”再则曰：“二集所辑，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为之胪传。”三则曰：“康虞之为是举也，殆将发墙面之蒙，解两家之难。”末则曰：“康虞得师达观，抑或可以语此，是集固将流通无间，恶用不佞之言。”
康虞即吴惟明，与焦竑、冯梦桢友善，见《藏书纪事诗》三，紫柏老人弟子。汪序所谓达观者，即紫柏也。紫柏於万历八、九年间倡刻方册藏，改梵荚为方册，即後来所谓嘉兴藏。汪序所云。易梵荚为儒荚”，亦受紫柏影响。嘉兴藏《弘明集》刻於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吴氏捷足，先刻三十年，故万历间流通之《弘明集》，大半为吴刻。梅鼎祚辑《释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释文纪》二十八载僧佑《弘明集》前序，云：“见《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不载。”知所据者为吴刻也。
《四库提要》撰者既未见藏本，又未见《出三藏记集》，故不能补僧佑自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收为嘉兴藏本，而所录之自序，则为後序，此自是张氏之疏，非嘉兴藏本无前序也。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因之，乃亦以佑後序为自序。其实今《弘明集》卷末所载僧佑後序，本名《弘明论》，不名後序。《出三藏记集》载《弘明集》目录，明题此为《弘明论》，本论前数行亦自称《弘明论》，藏本前序亦谓附论於末，则此非後序明矣。然自《四库提要》以来，诸家均莫能正之，奇也。一误吴刻为汪刻，二误後序为自序，三後序固非自序，亦非後序，实乃《弘明论》。
《牟子理惑》问题
《弘明集》卷一载《牟子理惑》，撰者失名，今本有题汉牟融撰者，盖本之《隋志》。《隋志》儒家类有《牟子》二卷，题後汉太尉牟融撰。然太尉牟融乃後汉初人，著《理惑》之牟子乃後漠末逸士；太尉牟融所著之《牟子》是儒家，後漠末逸士
所著之《牟子理惑》是释家。《隋志》著录太尉牟融书，何以置於後汉末人荀悦、魏朗之後。《旧唐志》著录《牟子》，出之儒家，入之释氏，何以仍循《隋志》题牟融撰，与《出三藏记》所载《弘明集》目录不合，因《三藏记集》目，只作《牟子理惑》，不著撰人名字。宋咸淳间，志磐撰《佛祖统纪》二十六，犹云“牟子不得其名”，则今本《牟子理惑》题汉牟融撰，实不可据。
梁任公以此论为伪，见《任公近著》第一辑；周叔迦、胡适以此论为真，见周著《牟子丛残》，《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据吾所考证，今所传《牟子理惑》，本名《治惑》，如扬雄《解嘲》之类，初无“论”字，唐人改为《理惑》，後人又加“论”字。牟子为後汉逸士，失其名，今本《理惑》前，有苍梧太守《牟子传》，题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颇疑“博”者误文，“传”譌为“博”，回改为“传”，而未去“博”字，後人因牟子无名，遂题曰：“苍梧太守牟子博传。”但《出三藏记集》十二已如此，其来已古。苍梧太守《牟子传》者，苍梧太守所撰之《牟子传》也，故以此为牟子自传者非，称牟子为牟子博者亦非，直以牟子为苍梧太守者尤非，以为汉有两牟融，则调停之说也。
《牟子传》所言时、地、人事，皆见於史。
一、笮融与豫章太守朱皓，见《後汉书》列传六三《陶谦传》、《吴志》四《刘繇传》。
二，笮融与刘彦及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八《薛综传》。
三、豫章太守朱皓，又见《後汉书》列传六一《朱儁传》。
四．交州牧朱符，又见《吴志》四《士燮传》。
可见此传不伪。但《理惑》文中数称佛经、佛道，佛之名称为後汉末所无，当时概称佛为浮屠。假定今本《牟子理惑》为真後漠时作，亦必经後人改窜，不尽原文也。明末天主教人著书，恒译天主为上帝，自康熙时，教廷禁称上帝，教会翻刻明末书籍，遂悉将上帝等字改为天主，亦其例也。
孙星衍得此篇於《弘明集》，以为汉魏旧帙，录出别行，刊入《平津馆丛书》，属洪颐煊考校其事，颐煊以为非牟融作，是也。然卷首仍题汉太尉牟融撰，以为因隋、唐之旧，不知僧佑采此，未尝作牟融撰，有《出三藏记集》及《大唐内典录》可证。宋、元藏亦云未详作者，明藏始题牟融撰，故谓因明藏之旧则可，谓因隋、唐之旧，则《隋、唐志》之《牟子》，未必即今本《牟子理惑》。且此篇在明万层间梅鼎祚辑《释文纪》时，已从《弘明集》中录出，亦不始於孙星衍也。
《广弘明集》三十卷 唐释道宣撰
道宣即撰《续高僧传》之人，《宋高僧传》十四有传。
宋、元、丽藏皆三十卷，明南北及清藏四十卷。《四库》著录者三十卷，与《弘明集》同为纪昀家藏。《弘明集》《四库》用吴惟明刻本，知此书亦用吴刻，因吴氏两《弘明集》合刻也。吴刻出於宋、元藏，时在万历十四年丙戌，嘉兴藏出於明北藏，《广弘明集》先刻，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弘明集》后刻，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
本书体制及学人利用
本书体制与《弘明集》略异，故不曰“续”而曰“广”。《弘明集》不分篇，此则分十篇：一归正，二辨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济，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前各有序。
又《弘明集》皆选古今人文，自撰仅卷末《弘明论》一首。此则每篇恒有道宣叙述及辩论列代王臣对佛法兴废等事。故《弘明集》仅选辑而已，此则叙述辩论舆选辑并用者也。
作者缁素共一百三十余人，内南北朝一百余人，唐近三十人，尚有在道宣叙述中所引用者未计。如卷六例代王臣滞惑解》，列举兴隆佛教者十四人，毁灭佛教者十一人，皆佛教史上重要史料。明冯惟讷编《古诗纪》，梅鼎祚编《古文纪》，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三书皆自上古至隋。《四库提要》于此书卷三搜得阮孝绪《七录序》，矜为瑰宝，实则明人早巳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後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
本书板本及两本卷数对照
本书板本，通行者大别为两种：一、三十卷本，吴刻及频伽本属之；一、四十卷本，嘉兴方册藏及常州本属之。
《郑堂读书记》著录者为嘉兴藏本，而称三十卷，二者不相应，亦沿《四库提要》而误耳。《四库》用吴刻本三十卷。《全南北朝文》引《广弘明集》，除《全宋文》用四十卷本、《全南北齐文》用三十卷本外，余皆两本参用。
《全晋文》一五七，支遁《八关斋会诗序》引《广弘明集》三十上，用三十卷本。《释伽文佛像赞》引《广弘明集》十六，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简文帝文引《广弘明集》，皆用三十卷本。独十三《菩提树颂》引《广弘明集》十七，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五七，刘孝标《与举法师书》引《广弘明集》廿四，用三十卷本。《金华山棲志》引《广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全後周文》廿二，释慧命《详玄赋》引《广弘明集》廿九上，用三十卷本。《酬济北戴先生书》引《广旷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此事《全南北朝文》曾自言之。《全後周文》廿二，释昙积《谏沙汰僧表》引《广弘明集》二十七，云：“一本在二十四。”又《全陈文》十八，释惠津《与瑗律师书》及昙瑗《答津律师书》引《广弘明集》三十二，云：“一本在二十七上。”此两本参用之证。不明乎此，必以为所注卷数有误矣。应将两本卷数对照，列表如後，今从略。
《全南北朝文》拾遗
《全南北朝文》於《广弘明集》作者缁素一百三十四人中，除唐二十八人及《後汉书·郊祀志》、《魏书·释老志》、齐竟陵王子良《净住子》等有专书行世者外，几於全部收入。然亦偶有遗漏：
如丘道护撰《支昙谛诛》，见《广弘明集》二十六，《全晋文》一四二目有而文阙。
又《全齐文》二十五有虞羲文，而《广弘明集》二十三虞羲撰《庐山景法师行状》，凡千字，独阙。
又《全北齐文》七有樊逊文，而《广弘明集》二十四樊孝谦撰〈答沙汰释李诏表》，凡五百字，亦阙。
又《广弘明集》十九有梁都讲法彪《发般若经题论义》一首，凡二千三百余字，《全梁文》亦阙。
右四文当补。
又梁僧法云《与王公朝贵书》，见《弘明集》十，《上昭明太子启》，见《广弘明集》二十一，《全梁文》七四均重出。
右二文当删。
沙门同名易混例
沙门同名，事所恒有。《广弘明集》二十三有《法纲法师誄》，宋释慧琳撰，又有《玄运法师誄》，南齐释慧琳撰，二人同名，同在一卷。卷二十五有《福田论》，隋释彦琮撰，又有《沙门不应拜俗总论》，唐释彦悰撰，琮、悰不同，而刊本通作“琮”，亦同在一卷。慧琳未见有误，彦琮则《全唐文》、《全隋文》皆混，此不可不注意者也。今分别说明之：
彦琮，隋上林园翻经馆沙门，《续高僧传》二有传，大业六年卒。所著今存者有《辩正论》，见《续高僧传》二；《通极论》，见《广弘明集》四；《福田论》，见《广弘明集》二十五；《合部金光明经序》，见频伽本黄九。
彦悰，唐京兆大慈恩寺沙门，《宋高僧传》四有传，玄奘法师弟子。所著今存者有《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见频伽本成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见频伽本阳二；《法琳别传》，见频伽本致八，“悰”误作“琮”。《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见频伽本露七，《广弘明集》二十五所引者，即此书之总论。
唐《艺文志》释氏类，彦琮凡二见：
一、载彦琮《崇正论》六卷，《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福田论》二卷。按《沙门不拜俗议》，唐彦悰撰，何以夹在隋彦琮所撰《崇正论》、《福田论》之间，此《唐志》之误也。
二、《唐志》又载彦琮《大唐京寺录传》十卷，《沙门不敬录》六卷，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按此说是也。然《沙门不敬录》即《沙门不拜俗议》，何以分为二书而重出之。
且隋彦琮从“玉”，唐彦悰实从“心”。据《宋高僧传》四《彦悰传》：“或有调之曰：‘子舆隋彦琮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虽长卿慕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然则彦悰与隋僧同名，当时已有人注意，不知《唐志》既知之，何以复混之也。
《全唐文》九O五以《合部金光明经序》及《通极论》、《福田论》为唐彦悰作，官书之误，不足奇。《全隋文》三十三以《沙门不应拜俗总论》为隋彦琮作，则殊可异，盖因《广弘明集》两彦琮同卷，而刊本又通作“琮”，偶未细考耳。
近人孙德谦撰《汉书艺文志举例》，有人名多混加注条，引《唐志》《大唐京寺录》注隋有二彦琮为例，此又误解《唐志》者也。《唐志》言“并隋有二彦琮”，谓并隋计之耳，今省略
“并”字，则是隋有二彦琮。试思隋僧也，何能撰《大唐京寺录》耶！一字之不可省如此，亦学者所宜注意也，彦悰撰《大唐京寺录》，见《内典录》五及《开元释教录》八之末。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谓：“道宣隋末居终南白泉寺，又迁丰德寺、净业寺，至唐高宗时乃卒。”其说未为大误。然宣公一生居止，前在终南，後在京师西明寺。西明寺初就，即诏宣充上座，玄奘法师至止，又诏与翻译，遇敕令僧拜王者等事，宣上启争持甚力，又所撰著及删补律仪等，二百二十余卷，皆在西明寺。故不言丰德、净业二寺则已，如言丰德、净业，则不可不及西明寺。《新唐志》先著录道宣《大唐贞观内典录》十卷，後又著录《大唐内典录》十卷，云；“西明寺僧撰”，即不知道宣为西明寺僧故，则西明寺一节，不可省也。
《提要》又谓：“其书采摭浩博，如梁简文帝《被幽述志》诗，及《连珠》三首之类，颇为泛滥。”按诗及《连珠》见卷三十上，然应采与否，纯属主观，实无标准。惟其书於梁简文《与广信侯书》，《与慧琰法师二书》、《答湘东王书》，既载於卷十六，复载於卷二十一及卷二十八，是为重出。撰《提要》者不于此纠正，而批评其应采与否，未免轻重倒置。《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佑後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
《提要》又称：“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书末有《游大慈恩寺》诗，乃题高宗之溢，殊不可解。”不知此乃《提要》所据刊本之谬，与道宣无涉，犹《史记》之有《武帝本纪》云尔。原本《广弘明集》唐高宗皆作“今上”，频伽所据丽本尚可为证。且不始於卷末，卷二十二《述三藏圣教序》及《答法师玄奘谢启书》，卷二十五《沙门致拜君亲敕》及〈停沙门拜君诏》，原本皆称“今上”，有何不可解，而致其讥评耶！
《法苑珠林》百卷 唐释道世撰
本书《大唐内典录》五著录，《开元录》不载，慧琳、可洪两家《音义》亦无此书。此书之入藏，实自宋始，见绍兴初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然宋、元、明、清藏皆百卷，独嘉兴藏改为百二十卷，《四库》著录者即嘉兴藏本，《四部丛刊》影印者亦嘉兴藏本。道光间，常熟蒋氏刻本回复为百卷，常州天宁寺刻本、频伽本亦百卷。
道世略历
道世《宋高僧传》四有传。字玄恽，避太宗讳，以字行，《内典录》著录是书，称沙门玄恽撰，《宋高僧传》始回复为道世，而著明其称字之由焉。《越缦堂日记》十六册谓：“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讳，殊不可解。”盖未见《宋高僧传》也。唐时译经不避讳，僧名仍避讳。
仪凤四年正月，译进《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庙讳、国讳皆隐避，如“世尊”为“圣尊”，“世界”为“生界”，“大势”为“大
趣”，“救治”为“救除”之类。上读讫，曰：“既是圣言，不须避讳。”见永淳元年五月沙门彦悰序，频伽本成五。此初唐故事也。
道世早岁出家，贞观未曾预玄奘法师译事，後又召居西明寺，与道宣律师同居止。道宣《大唐内典录》成於麟德元年，《法苑珠林》成於总章元年，相距才四载，故《内典录》五具载道世所著之书，《珠林》卷百亦具载道宣所著之书。《续高僧传》早成，《珠林》引据尤众，即所称《唐高僧传》是也。
《珠林》卷百《传记篇》述意部言：“吾少习周、孔之文典，晚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为佛教，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沈泥。”似道世之出家在暮年，然《宋高僧传》明云：“道世年十二出家。”《珠林》总章元年李俨序亦谓：“道世幼疑聚沙，落饰彩衣之岁。”知《传记篇》云云，盖托词耳。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类书体，将佛家故实，分类编排，凡百篇。篇各有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为题。总六百四十余目，引经、律、论分隶之。
每篇前有述意部，述意犹言叙意，以俪体行之。每篇末或部末有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证必注出典，与其他类书体例同。除引经论，必以书名在前，曰“依某经某论曰”。引传记则书名或在前或在後，在前者如卷四《日月篇》引《河图》、《礼统》、《帝王世纪》、《三五历纪》等三十余种，卷二十八《神异篇》引《述徵记》、《临海记》、《地镜图》、《述异记》等十余种，卷三十六《华香篇》引《异苑》、《幽冥录》．《许迈别传》、《扶南传》等三十余种，皆书名在前，曰“某书曰”；其在後者，则注曰“出某书”，或“见某书”；数条同出一书者，则云“右若干条同出某书”。间有失载，则传写脱落也。
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如卷五《阿修罗部》引《西国志》，云：“余见玄策具述此事。”玄策者，王玄策也。又引玄奘法师云：“其人具向奘法师述此。”卷十四《观佛部》引麟德二年事，卷四六《思慎篇》引龙朔三年事，皆云：“京城道俗共知，不别引记。”卷十八《敬法篇》引贞观五年事，云：“西明寺主神察目验说之。”又引昙韵禅师事，云：“西明寺道宣律师以贞观十一年曾至彼中，目睹说之。”卷五七《诤讼篇》引永徽五年事，则云：“左近村人同见说之。”卷六五《救厄篇》引武德初年事，则云：“道年幼自见琬师说之。”卷七六《绮语部》引永徽六年事，则云：“因向僧忏，具说此言。”皆表示其说有徵，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
本书之流行舆汉学
本书在类书中，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同时。所引据典籍，除佛经外，约有百四十余种。其中徵引最多者，为王琰《冥祥记》，凡百四十次，干宝《搜神记》百余次，唐临《冥报记》七十次，颜之推《冤魂志》四十次，郎余令《冥报拾遣》三十五次，《续搜神记》及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各十余次。其徵引三五次者，当另撰《法苑珠林》引用书目。
《四库提要》释家类於《广弘明集》後即著录此书，谓：“佛法初兴，惟明因果，达摩东迈，始启禅宗。因果如汉儒之训诂，悉求依据，其学核实而难诬；禅宗如宋儒之义理，可以臆测，其说凭虚而易骋。此书作於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中犹为引经据典，较後来侈谈心理者固有间”云。
自《四库》著录以来，此书遂为汉学家所注意，各家藏书志亦渐有其书，然所收者悉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与古本卷数不合，常熟蒋氏乃有百卷本之刻，《书目答问》亦以其有关考证而著录之矣。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十二有《书法苑珠林後》，云：“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搜讨之用；其无足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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