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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杭州搜得《悱子读史记》二册,不佞绝不喜史论,而此书乃不惜高价远道以得之,则因其为乡人著作耳。书不分卷,而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四目,共计书后百一十篇,山阴叶骥撰,有康熙丁丑自序,刻于乾隆己丑,用木活字,已在七十二年后矣。史论只是那么一回事,读去本无甚期待,如说汉高帝一生有两哭两泣,颇可解颐,但亦不过波峭而已,末一篇《书货殖列传后》,却很写得有意思。其大旨谓谋道不谋食,为三代以前言之也,学者必先治生,为三代以后言之也。结论云:

    “要之自有生民以来即有衣食之忧,第其忧有上下之别耳。一民饥由己饥之也,一民寒由己寒之也,是时则忧在上矣,故下可不忧。君者所以役民也,民者所以奉君也,是时则忧在下矣,虽欲勿忧,其可得乎哉。”这一节话读了很有点喜欢,因为与我平日的意见相似。叶君在文中历叙他的理论的根据,有云:

    “三代之时,仕有禄,农有田,百工技艺莫不有所,民间出入丰歉,皆君为之计,循其法而行之,无不得食。及井田废而王道坏,人无恒产,仕而得禄者十无一二,余皆藉其智力,以自食于农工商贾之途,谋之则得食,不谋则不得食,上之人不知也,饥寒饱暖,一惟己之智力是问矣。”又云:

    “或曰,孔子弟子惟子贡货殖,其余皆忧道不忧贫,未闻有饥寒而死者。噫,是时先王遗制未泯,恒产犹在人间,至贫如颜子,犹有负郭田百亩,彼所谓不忧贫,特不作富贵想耳,岂至饥寒而死哉。”这些话都说得很有趣味,但是不免过于理想,不能作为确实的根据。井田等等三代的善政于史上多无可考,世界古史及民俗学里也难找得这种类例,所以如信为史实,以为民生衣食之忧有两个时期,即忧有上下之别,那是不对的,但假如当作儒者理想看,说儒家思想有两段落或分派,此即饥寒由己,民以奉君,忧在上与忧在下这两种,那么这道理不但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了。老实说,我平常是颇喜欢儒家,却又同时不很喜欢儒家的。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孟子》卷四《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里的话有些有点儿不合事理。禹稷颜子如果同道,那么其形迹不同当由于地位之异,所谓易地则皆然也,说平世乱世似乎分得不对,禹时有洪水,虽非乱世,岂不是大灾祸之时乎。至于以同室与乡邻之斗分别作譬喻,更欠切贴,只要全篇通读一过,即可看出不能自圆其说。照这样看来,我们把一切都归咎后儒,未免很有点冤枉的。我想,这个毛病还是在于儒家本身里,他有前后两宗分子掺合在一起,其不能融和正是当然的了。所谓前后分子,最好便借用悱子的现成话,即是饥寒由己,民以奉君这两样不同的观念,换句话说,亦即是儒者自居的地位不同,前后有主奴之别也。这样看来,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的原故也就可以明了,其理由也可以说是并没什么不合了。孟子书中于赞美禹稷之外又常提及仁政,最具体的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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