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析梦的方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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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子

    本书的各个标题已经向读者表明了我析梦的惯用方法。本书旨在对梦进行解析，前面讨论过的所有问题，都是这一最终目标的铺垫。“梦是可以解释的”这一假设，将我置于与盛行的梦理论相悖的境地。事实上，除了施尔纳以外，所有析梦的理论都只是将梦的含义具体化，用某些人心里认为有价值的、重要的事物来替代其含义。但如我们所见，科学界并没有为析梦提供空间。他们认为，梦并非一种心理过程，而是通过象征物反映在我们心里的一种生理过程。但大众反对这一说法，因为世俗的观点向来不需要合理性，他们即使认为梦难以理解、荒谬怪诞，也不至于否定梦的重要意义。我们凭借一种隐约的直觉，认为梦具有某种隐匿的含义。做梦是为了代替其他心理意识活动过程。只有正确揭露了这一替代物，才能解开梦所隐藏的意义。

    在世俗的世界里，通常是利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梦进行解析：第一个方法，是将梦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用其他容易理解、在某方面与其相似的内容代替。但这种象征化的析梦方法，对于难以理解的晦涩之梦则难以自圆其说。在《圣经》中，约瑟夫就是用了这一方法，为埃及法老析梦。法老先是梦见了七头肥牛，后来又梦见七头瘦牛吃了这七头肥牛。约瑟夫这样解释：梦预言了，埃及在经过七年的丰硕富饶后，将出现七年饥荒。前七年积累的财富将被消耗殆尽。在诗赋中创作的梦，大多运用这种象征手法。其创造的文学意境往往与梦中的意境极为相似。[1]

    梦与未来联系紧密，并能预测未来————梦被赋予了古老的预言能力。而这驱使人们利用梦的象征化解释，对未来进行预测。

    当然，象征化的解释不可能成为例证。成功的象征化解释往往构思巧妙、直觉敏锐，因而，用其析梦时，自然要依靠独特的天赋，从而上升至艺术化高度。[2]梦解释第二个有效的方法，则完全摒弃上述言论，可称作“译码法”。因为这一方法是根据一定的口令，对梦中每一个符号背后隐藏着的含义进行破译。例如，我曾梦见一封信以及一些类似葬礼的画面。我的“译梦典”告诉我，“信”代表“困惑”，“葬礼”代表“婚约”。把这些破译出来的词进行重组、连接，便能预示未来了。达尔迪斯的阿尔特米多勒斯在其有关析梦的著作中提出，梦加密程序的有趣变体，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其纯机械转移的特质。[3]该理论不仅考虑了梦的内容，还包括了梦者的个体和社会地位。因此，一个对富人、已婚人士、演说家具有重大意义的梦，对穷人、单身汉和商人则可能完全没有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析梦时，并非将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析，而是针对其每一个部分进行阐释。梦就像一块砾岩，其中的每一个碎块，都需要特别对待。而正是梦晦涩难懂，导致了“译码法”的出现。[4]

    毫无疑问，这两种盛行的析梦法都是没有价值的。作为一种科学的治疗方法，象征化析梦法在运用上具有局限性，不能作为解析梦的一般方法；译码法则依赖于解译的口令，即“译梦典”的可靠性。而这又是我们无法保证的。因此，我们只能采用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观点，把所有的梦都视为空想，不必进行有关“梦的解析”的研究。[5]

    我又开始酝酿新的想法。虽然不得不再次承认，很多时候，古代的许多陈规旧念比现代科学观更贴近事实的真相。但我始终认为，梦是具有意义的，而科学的析梦法也是可行的。我是这么看待这一方法的：

    这些年来，我怀揣救治之心，一直致力于研究病态心理结构（如歇斯底里恐惧症、强迫症以及其他类似的心理疾病）。我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为始终不忘约瑟夫·布鲁尔的话。大意是，解开被视为病症的心理结构时，治疗方案也将迎刃而解。[6]如果能够将患者的病态心理追溯至心理意识活动中的致病元素，那么病态心理就将瓦解，患者就将康复。考虑到其他治疗方案的失败以及心理病态的种种神秘特征后，我认为，排除万难，坚持使用布鲁尔的治疗方案，直至这一研究课题得到最完整的答案，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种诱惑。（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技巧，以及我所做的种种努力，日后都会作详细说明）在进行心理分析研究的时候，我正好遇到了析梦的问题。我要求患者说出他们对于某一主题的想法时，他们谈到了自己的梦。我于是发现，在从病态思维追溯至患者记忆的一连串心理事件中，梦也起了作用。接下来，我将把梦视为一种病症，并用已知的析梦法对其进行治疗。

    对于患者而言，必须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首先，患者要尽可能加强心理感知力，摒弃对脑中想法进行表面化批判的习惯。要集中精力进行自我观测，最好选择一个放松的姿势，紧闭双眼。我们应该明确要求患者，中止对脑中的思想进行批判。还应该告诉他，心理分析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注意力是否集中以及是否与我们交流其脑中的所有想法。绝不能抑制自己认为不重要、与主题无关，或是看似没有意义的想法。必须对自己的思想保持绝对公正。人们之所以无法为梦找到解析，无法为强迫症及其他心理疾病找到良方，正是因为对自己的思想过于苛刻。

    在进行心理分析工作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自我反省者的心理状态与自我心理观测者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前者的心理意识活动要比后者多得多。从自我反省者精神紧张、眉头深锁，相反，自我观测者貌似平静安详这点，便可以看出。虽然这两种状态都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但由于自我反省启用了批判官能，一旦感知某些进入其意识的思想，就能立即将其排除、中断，因此无法追随那些向其开放的思潮。而其他一些还没有成为意识的思潮则被扼杀于摇篮中。相反，自我观测者的唯一任务就是抑制批判。一旦成功地抑制了批判，无数思想便涌入意识中，不受其控制。由此所得的新材料（对自我观测者而言是新的），有助于解释病态心理和梦的形成。可见，此处的关键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其心理能量的分布状态（不稳定注意力）在某一程度上类似于入睡前的状态。当然，也类似于催眠状态。当我们入睡时，由于身心（当然，包括批判性官能）放松，继而影响整个思维趋势，导致了不良思维的出现。我们习惯于认为，这种放松是因疲劳而起。出现的不良思维会转化为视觉和听觉影像。在分析梦和病态心理时，这一活动被刻意终止了，剩下来的心理意识活动（或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全力追踪已暴露身份的不良思维。这些不良思维依旧保留着其自身特征（只是所处的环境已不同于熟睡状态）。不良思维由此转变成良性思维。

    许多人似乎很难用应有的态度看待“随意浮现”的思想，也难以停止对这些思想的批判。“不良思想”习惯性地进行强烈抵御，极力防止身份败露。如果我们相信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那么就能发现，诗歌创作所需的态度与此相似。在席勒与柯纳的来往书信（我们应该感激奥托·兰特发现了这封信）中，柯纳抱怨自己缺乏创作力，席勒做了如下回应：“你抱怨自己缺乏创作力，我觉得，是由于你的理智驾驭了想象力，想象力受到限制所致。在此，我用一个比喻加以说明。对于泉涌般的思绪，理智如果监管得过严，定会阻碍大脑的创造性工作，这样的结果肯定很不好。孤立地看一个想法，很可能会觉得毫无意义，甚至荒诞不羁，但结合紧随其后的一个想法，可能就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再结合其他同样荒谬的想法，就可能形成一条很有用的思想链。理智无法判断所有的思想，除非能够把这些思想长久地保留着，直到与其他思想结合起来，再进行综合判断。在我看来，处于创作状态时，理智会放松警惕，思潮于是混乱地涌入心门。也只有这时，才能整体性地判断所有思想。你的判断力（不管你把它叫什么）使你对自己刹那的疯狂思绪感到羞愧和恐惧，而这种疯狂的思绪，常常出现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其持续时间的长短，正是艺术家思维与梦者思维的区别。你抱怨自己没有创作力，正是因为你的心对疯狂思绪抵制得过快，过于抗拒造成的。”（1788年12月1日的信）

    但是，席勒所说的理智监管力的松懈，即无批判地进行自我观测，其实并不困难。许多患者在我第一次指导完后，都完成了。如果我把闪过脑海的思绪都记下，那么我也能够完成得很好。但由于各人注意力集中的强度不同，批判思维的减少以及自我观测强度的增加，二者所需的心理能量也大不相同。

    我们在运用该方法时，第一步就会发现，所要注意的对象并非梦的整体，而是梦的各部分内容。如果我问一个对该方法不熟练的患者：“你想到什么与这个梦有关的事？”一般来说，他的大脑会一片空白。但如果我给他分析梦境的每一个片段，那么他对于每一个场景，都会有大量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视作该部分梦的背景思想。这一首要的，并且重要的步骤，将我所运用的析梦法与传统的象征化析梦法区分开来。我的析梦法更接近于第二种析梦法，即“译码法”。与之相同，我的析梦法也是对梦的细节而非整体进行释译。并且从一开始就将梦视为一个组建体，一个心理混合体。

    在进行精神病症心理研究的工作中，我分析过至少上千个梦例。但我不想把这些梦例作为本书的敲门砖和析梦的材料。首先，因为这些材料会招来非议。人们会认为，由精神病患者的梦研究而得的结论，并不适合健康的人。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于这些梦例都涉及患者的精神病病史。如果援引这些梦例，就得对每个梦例做一个很长篇幅的介绍，并对产生精神神经症的自然条件和病因学条件都作一个深入探讨。这些内容对于读者来说，都是新奇陌生的，因而会分散他们对梦问题的关注。我的目标是要找到析梦的方法，并利用这一方法，解释难度更大的精神疾病心理问题。但精神疾病的梦例是我最主要的材料，除去这些材料后，只剩下一些由我精神正常的朋友偶然说起的梦例以及有关梦的文献中所列举的梦例，我也只好凑合着用了。遗憾的是，我无法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梦的真正意义。我的析梦法不如流行的译码法简单。译码法是根据一个梦的口令，对梦的既定内容进行翻译。相反，我认为，同一个梦境，因梦者的不同，或是根据不同的关联物，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我只能借助于自己的梦例，因其素材丰富且取之便利，而且怎么说也是一个正常人的梦，并且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然，这一做法必将受到质疑。人们会认为，我在分析自己的梦时，可能会任意妄为。但我个人认为，自我观测要比对他人观测更为容易。不管怎样，对于我如何通过自我分析来完成梦的解析，就请拭目以待吧。然而，我内心深处还有着其他顾虑。毕竟要将自己最私密的心境暴露于世是很困难的，也不免担心引起他人的误解。但我终究是要跨越这些顾虑的。“Tout psychologiste，”贝德尔夫写道，“est oblige de faire l'aveu meme de ses faiblesses s'il croit par la jeter du jour sur quelque probleme obscur.”[7]但我可以肯定，读者最初对我内心私隐的兴趣，很快就会转移到本书所研究的课题上。[8]

    我将选择一个自己的梦例，来阐释我的析梦法。每一个这样的梦例，都需要一个前言。因此，我恳请各位读者能够暂时关注一下我的梦例，能够随我一同去分享我生活中的点滴。这对于我挖掘梦隐藏的含义，是必不可少的。

    二、梦例的分析

    1895年夏天，我对一位年轻女士进行心理分析治疗。她是我们家的老朋友。这种复杂关系对于医生，特别是心理医生来说，是最容易引起复杂情绪的。个人对患者越感兴趣，就越没有自主权。一旦治疗失败，与患者家人的友谊也濒临瓦解。在这个案例中，治疗最终也只是成功了一部分。患者的歇斯底里焦虑症被治愈了，但还有其他病症未被治愈。那段时期，我一直无法确定歇斯底里症病愈的衡量标准。我希望她能尝试一个她似乎不大能接受的治疗方法。那年暑假，我们的治疗就在这一分歧中停止了。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奥托，到郊外，造访了爱玛————案例中的患者————的家后，来找我。我问他，爱玛现在怎么样了。他回答：“是好了一些，但还是不怎么样。”奥托的措辞和语气令我很不舒服。从他的话中，我听出了责备之意。且不论对错，我想，我是对患者承诺过多了。奥托对我的偏见，应该是受患者家人的影响。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反对我的治疗。但我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这种敌意，嘴上并未提及。当晚，我把爱玛的病史写给M医生，一位当时学界的权威，算是为自己正名吧。夜里（或者说是将近清晨），我做了下面这个梦，醒来后，便立即记录了下来。[9]

    1895年7月23日至24日梦

    我们在一个宽敞的大厅内，接待了许多宾客，爱玛也在。我马上把她拉到一边，好像给了她一封回信，并责备她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案”。我对她说：“如果你还感觉疼痛，那全都怪你自己。”她回答道：“你要知道我现在的痛苦，就不会这么说了。我的喉咙、胃部和腹部，都痛得令我无法呼吸。”我震惊地看着她。她看起来很虚弱，脸色惨白，气喘吁吁。我想，我肯定忽视了她的某些生理疾病。于是把她带到窗边，给她检查咽喉。她对此有些抗拒，就像那些镶了假牙的女人一样。当然，我知道，她肯定没镶假牙。终于，她张大了嘴巴。我发现，在她口腔内靠右的位置，有一大块白色斑点，其他位置则是一片片的灰色。白色结痂附在形状像鼻甲骨一样的奇怪卷曲物上。我立即喊来M医生会诊……此时的M医生看起来和平常很不一样：他脸色苍白，一瘸一拐的，下巴剃得光溜……朋友奥托站在爱玛身旁，利奥波德则隔着衣服，为爱玛听诊：“她胸腔左下方有浊音。”还让我们注意，她的左肩有浸润性斑块。（虽然隔着衣服，但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其患处）……M医生说：“肯定是伤口感染了。但不要紧。她接下来会得痢疾，毒素会被排出体外。”……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感染。不久前，她身体不适，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试剂……有丙基……丙酸……三甲胺（这个配方我以前见过，印刷字体是加粗的）……我认为，不应该这么着急对患者用这个试剂……当然，也可能是针头没消毒干净。

    这个梦比其他梦更容易解析。因为这明显与头天的经历有关，紧扣头天的主题。我在前言里，交代了这一事件。由于我从奥托那里了解到爱玛的健康状况，并记录其病史至深夜，因此，这件事一直占据我的心头，甚至熟睡后，也未曾消退。然而，即便知道了梦的内容，也了解了前言提及的背景，还是没有人能够读懂这个梦的含义。对于爱玛在梦中抱怨的病症，我感到非常疑惑。因为在现实中，我给她治疗的并非这种病。而对于打丙酸这种荒诞的场景以及M医生试图宽慰的画面，则付之一笑。梦的后尾越来越晦涩，节奏也越来越快。为了了解这个梦背后的意义，下面我要进行详细的分析。

    分析

    ————我们在大厅接待许多宾客。

    那年夏天，我们住在贝尔维一栋毗邻卡伦贝格的山顶别墅里。这栋别墅最初是用来举办宴会的，因此有一个非常奢华的大厅。梦里的场景就发生在贝尔维别墅里。我做这个梦，是在妻子生日前的几天。记得那天白天她说想邀请几个朋友参加生日会，其中就有爱玛。当天夜里，我的梦便提前预演了这一幕：我们在贝尔维房子的大厅里，宴请了许多朋友，包括爱玛，为妻子庆祝生日。

    ————我责备爱玛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案”。

    我在梦里说：“如果你还感觉疼痛，那全都怪你自己。”我可能在现实中说过这句话，可能真的说过。我当时认为（后来知道是错误的），我的治疗任务仅限于为患者断症。至于他们是否接受我提出的治疗方案，则不是我的事了。我很高兴自己幸运地克服了这一错误。因为虽然有时难免有所疏忽，但只要对治愈患者心存期望，都能让我的日子好过许多。但从梦中我与爱玛的对话可以看出，我最急于辩解的，是认为她的疼痛并非我的责任。如果真的只是爱玛的错，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这个梦的真正诱因是在这里吗？

    ————爱玛抱怨颈部、胃部和腹部疼痛，令其无法呼吸。

    胃疼属于综合征，但并非爱玛最主要的病症，她倒是更常感到焦虑和恶心。但很少听她提及颈部和腹部疼痛，或是喉咙堵塞。我很奇怪，为什么我的梦选择了这些病症。目前，我还是找不出原因。

    ————爱玛脸色惨白、气喘吁吁。

    爱玛一直脸色红润。我估计在梦里，她的影像与别人的影像重叠了。

    我不禁为一个想法感到吃惊：我可能忽视了某种生理疾病。读者应该很容易理解，精神科医生总是害怕自己把生理疾病当作癔症来治疗。另一方面，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层疑虑————我是否真的在害怕，但我不知道疑虑来自何处。如果爱玛的疼痛真的是生理疾病，那么治疗她就不是我的事了。我的职责当然只是治疗她的癔症。我倒希望自己真的误诊了，那样的话，就不必为没有治好她的病而自责了。

    ————我把她领到窗边给她检查喉咙。她有点抗拒，像镶了假牙的女人一样，但我想，她并不需要镶假牙。

    我从来没有检查过爱玛的口腔。梦中的场景令我想起，不久前，我曾为一位女家庭教师检查口腔。起初，我觉得她年轻漂亮。当我要她张开嘴时，她想办法掩饰自己的假牙。我还记得，在其他一些医疗检查中，患者常常会有一些美丽的小秘密要掩饰，这让医生和患者都感到尴尬。这个梦就和这类记忆有关————“她肯定不需要镶假牙”，首先，这可能是对爱玛的一句赞美。但我怀疑，其中还隐含了其他意思。若对一件事仔细分析，总不免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完全挖掘出其背后隐藏的信息。爱玛在窗边的站姿，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爱玛有一位闺密，我对其印象非常好。有天晚上，我曾拜访过她。她当时站在窗边的姿势，和梦中的爱玛一样。也是梦中那位M医生，诊断她患有白喉膜。于是，M医生和口腔膜进入到了我的梦中。但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怀疑她也患有癔症，是爱玛向我透露这一信息的。我知道她的什么情况？只有一样，她和梦中的爱玛一样，因患癔症而窒息。因此，梦中爱玛的影像，由这位闺密代替了。我记起来，我当时可能总在猜想，这位女士会找我治疗。但又总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她非常矜持，像梦里的情节一样，防御心比较强。另一种可能是，她并不需要治疗。到目前为止，她始终表现得很强大，足以驾驭疾病，而无须外界的帮助。梦里还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比如脸色惨白、气喘、假牙，这些并非爱玛或其闺密的特征。假牙令我想起了那位家庭女教师。对于这个解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还有一个人，我想，这些特征可能就是她的。她并非我的患者，当然，我也不希望她是。因为我发现，她和我相处时并不自在。我也不认为，她会是一位配合的患者。她总是脸色惨白，一旦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喘。[10]因此，我在梦里把爱玛与这两位抗拒治疗的人作了对比。但在梦里，她的影像被朋友替代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因为我心里更同情她那位闺密，或是更欣赏她那位闺密的智慧，因此希望出现的是她的闺密吧。我心里觉得爱玛愚蠢，是因为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案。而她的朋友似乎更明智，因此会更愿意妥协。她愿意张开嘴，应该也比爱玛更愿意与人交流。[11]

    ————看见喉咙里的白斑以及结痂的鼻甲骨。

    白斑令我想起白喉和爱玛的朋友。也让我想起两年前，我大女儿得重病那段充满焦虑的日子。鼻甲骨上的结痂让我想起对自己健康的焦虑。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要用可卡因来抑制鼻子那令人痛不欲生的肿胀。几天前，我听说一位女患者的鼻腔黏膜也有一大片坏死。1885年，我曾大力推荐可卡因的药用疗效，并因此饱受非议。而我一位要好的朋友，正是在我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因滥用可卡因致死。

    ————我立即喊来M医生会诊。

    这个场景简单地反映了M医生在我们当中的位置。但“立即”这个词需要做特别的解释。它让我想到一起医疗悲剧。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用索佛娜配药。当时，这种药还在广泛地使用。一次，一位女患者在服用该药后发生急性中毒。我于是急忙求助于一位经验更为丰富的前辈。整件事我只记得一个大概的场景，但这位急性中毒患者的名字，和我女儿的名字一样。我以前从未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来，感觉像是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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