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如果革命当局在取得军事胜利和占有敌国土地的形势下，能够观望等待，直到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发生；同时以尊重它的独立为条件而主动归还其占领地，它或许能拆散奥普同盟，从而取得和平。丹东在10月初显然就想到过这一条出路。但要采取这个方案，就绝对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能被宣传战和吞并别国的企图所迷惑，以致同英国决裂。同时，也应该赦免路易十六。总之，这项政策意味着共和派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国民公会不可能向欧洲提出和平建议。
一、国民公会初期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9月20日下午，正当瓦尔米战役接近尾声时，国民公会召开首次会议，宣布自己正式成立；21日，它已代替了设在骑术院大厅的立法议会。在格雷古瓦的热烈支持下，科洛·德布瓦在会议结束前提出了废黜国王的建议，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同意。第二天，比约–瓦伦又毫不困难地取得国民公会的同意，规定今后的议会法令改从共和元年开始算起。因此，共和国的建立并非根据郑重宣布的理由直接作出的抉择，而是由于革命的法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在推翻路易十六后不得不采取的统治形式。
国民公会不能忠实地反映全国的意愿。8月10日革命势必把勾结外国或有通敌嫌疑的王党统统排斥在外。没有参加选举的群众深深地感到忧虑和不满，他们不想为革命承受重担，却想享有革命带来的利益。新议会是面对危险拒绝一切妥协调和的少数人的产物。根据西哀士的理论，国民公会是体现国民主权的制宪议会，它享有无限的权力：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拥有独裁权。但是，国民公会的成员远不能满足公社和10月8日起义者的要求。一方面，不少议员只是迫于形势才赞成共和。另方面，无套裤汉和主张恐怖与限价的平民在国民公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言人。山岳派还没有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纲领，只是部分地代表他们的意见，而迷恋《土地法》的“狂徒”则遭到一致的谴责。排斥在国民公会门外的极端分子不久控制了科特利埃俱乐部；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在1793年推动山岳派和巴黎各区的前进向议会施加压力，强迫议会按照他们的意志办事。
议会中山岳派和吉伦特派这两个司令部立即发生了冲突。他们都不构成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而是内部意见不一、行动散漫的派别。他们的政见并不截然相反，而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倾向，由于互不相让和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才变得分歧越来越大。他们之间的对立最早可追溯到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在宣战问题上的冲突，两人互相指责对方同宫廷勾结。接着，发生了8月10日事件：罗兰夫人不能容忍丹东的地位不断上升，因而在她的周围集合了同丹东势不两立的巴巴鲁、蒲佐和卢维等一伙人，佩蒂昂对巴黎人没有选他当议员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对9月的恐怖全都心有余悸。两派的争执愈演愈烈。吉伦特派在反对中央集权问题上取得了地方行政当局的支持，即使在国民公会下令改选后，地方行政当局仍由温和的资产阶级所盘踞。吉伦特派鼓动自1789年以来广泛发展的地方自治情绪，他们中间虽然有些人对联邦制感兴趣，但整个吉伦特派却从未有过在法国实行联邦制的打算。他们更多地强调地方的独立性，其结果自然更糟。他们同商业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同平民很少交往，自从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以后，便经常在都登夫人、罗兰夫人或瓦拉泽家中会商；他们坚持经济自由的主张，因而同热衷限价的平民百姓不相融洽。两派的冲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资产阶级几乎全都紧跟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尤其在外省，吉伦特派的名称为资产阶级中的王党分子充当屏障。在巴黎当选的山岳派议员自然偏向各区的无套裤汉群众。他们以雅各宾俱乐部为基地，同这些群众交换意见，并为群众的利益辩护。吉伦特派对他们不但是个威胁，而且他们认为，吉伦特派不可能投票赞成或至少不可能有力推行因战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他们终于不无勉强地接受了平民的主张，成为在议会中没有席位的革命极左派的首领。当然，他们同平民的联合并非亲密无间，随着外省人的不断加入，山岳派就更加不是整齐划一的集团了。
处在两派之间的中间派拥有举足轻重的多数，他们的选择又经常出现反复。这些议员在维护革命和国王完整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但对采用什么手段却游移不定。他们实际上害怕平民，十分接近资产阶级。他们厌恶暴虐和流血，把经济自由奉为准则。但是，在共和国处境危急的情况下，他们又认为不宜同8月10日的起义者分道扬镳，更何况后者的要求在胜利前暂时尚有用处。所以，中间派的巴雷尔、卡诺、兰代、康蓬等部分议员归附了山岳派。大多数议员比已被仇恨迷了心窍的派别领袖较为明智，他们认识到，共和派本来人数太少，如果发生内讧，只会彻底垮台。为了面对现实，他们不断改变立场，从而使国民公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出尔反尔。
二、党派斗争和处死国王（1792年9月——1793年1月21日）
吉伦特派在最初几个星期享有威望，国民公会似乎已被他们所控制。外省对公社和无套裤汉的嫉妒，屠杀引起的惊恐，由于所有权蒙受威胁而激起的愤怒，军事胜利迅速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全国性的反恐怖情绪，这一切使大多数人向吉伦特派靠拢。丹东选择了国民公会议员的职务，离开了执行委员会，“德高望重”的罗兰从此成为执行委员会的领袖。公社直到11月底才被解散，但在这以前它已失去了它的特殊权力，并撤销了监视委员会。中央政权派往各地的特派员纷纷被召回。警察由罗兰和议会公安委员会接管。查办嫌疑犯已经停止，被捕人犯已陆续释放，许多被流放的神甫和流亡贵族已允许回国。随后，8月17日成立的人民法庭已经取消，正常的法院恢复了工作，不再有镇压反革命的专门司法机构，高等法院也被取消。粮食贸易法规已不再适用，9月法令从未得到真正执行。罗兰始终反对限价；由于限价在厄尔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再次引起了重大的骚乱，罗兰于12月8日下令恢复粮食贸易自由。战争开始以来，军需供应商简直福星高照；在比利时战场，依靠杜穆里埃的配合，他们更是财运亨通，特别是爱斯泊涅教士。新任国防大臣巴什一度曾设立“采购署”代替军需供应商，遭到了杜穆里埃将军的不断抗议，国民公会最后让他自行处置供应军需的必要开支。
与此同时，由于不必再加固巴黎城防，负责挖壕筑垒的工人均被解雇，罗兰并在国家工场中恢复了计件工资。他竭力主张取消公社规定的每磅三苏的平价面包，不再把这大笔开支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农民的利益也遭受损害：平分公地和出售流亡者产业已被推迟。这项政策使无套裤汉对罗兰分子更加怨恨。但在国民公会，这项政策却没有遇到人们所设想的抵制；在粮食贸易的大辩论中，作为正统经济学家的圣茹斯特指出，对付价格上涨的唯一办法是紧缩通货。罗伯斯庇尔虽然雄辩地反映平民的怨愤，并要求制止囤积居奇，但没有提出征购和限价的建议。共和派在对待教会的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他们拒绝了康蓬关于取消从国家预算中开支信仰费的建议。但是，在12月，他们平静地讨论了孔多塞所作的关于建立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的公共教育的报告，这项报告没有被通过。最后，丹东不同意罗伯斯庇尔处处与吉伦特派为敌的立场，主动向吉伦特派提供支持。
正如勒瓦舍尔所指出的，丹东实质上属于中间派。他一心想抛弃极端措施；当泰奥都尔·德·拉默在10月从伦敦赶来向他说情时，他曾答应尽全力去救护路易十六。他知道这是和平的条件之一。为了求得和平，他甚至会同意恢复君主立宪，例如让沙特尔公爵就任国王。早在10月4日，他就建议宣布祖国不再在危急中。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必须有了和平才谈得上稳定局势和采取温和政策。这个困难必须通过共和各派的团结才能够解决，至少也要使山岳派不公开反对。丹东于9月21日和25日在否定联邦制的同时，否定了专制和土地法。从理智出发，吉伦特派应该同丹东握手言和。
但吉伦特派却想压倒他们的对手。他们要求清算丹东的秘密开支，而丹东又交不出账目；罗兰夫人还把王室失窃的财物说成被丹东所偷盗，这就把丹东推到了左派的一边。9月25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说他们企图擅权独裁；对公社的攻击成倍增加；卢维于10月29日再度向罗伯斯庇尔开火。吉伦特派的目的十分明显，他们企图把屠杀和革命专政的罪名加在那些没有像卡拉和巴巴鲁一样投靠他们的8月10日起义者身上，并进一步加以惩办。他们完全懂得，在这样的威逼下，巴黎的无套裤汉忍无可忍时会冒险再次闹事。因此，罗兰于9月23日要求国民公会设置守卫；因爱上罗兰夫人转而反对其旧伙伴的蒲佐鼓吹成立旨在保护国民公会的“州国民卫队”。
国民公会大多数议员虽然与吉伦特派一样讨厌无套裤汉，但不同意让吉伦特派处置对手。这就暴露出第三派的存在，即与山岳派相对而言的平原派，或用贬义的名称，即沼泽派。他们暗中承认罗伯斯庇尔11月5日的发言是篇出色的辩护词：8月10日的某些后果令人惋惜，但对于推翻了路易十六和制止了通敌阴谋的人们，绝对谈不上予以法办。否则，国民公会岂不等于谴责起义和葬送自己的权威；此外，如果它对巴黎的无套裤汉使用武力，就会使自己受王党的摆布。因此，国民公会仅对马拉表示鄙视。罗伯斯庇尔没有被法办。经过这场考验，罗伯斯庇尔名声大振，一跃成为山岳派的领袖。为了避免挑动外省反对首都，国民公会对外省寄来的支持吉伦特派的文告只能表示欢迎，并听任外省自发派遣许多联盟军前来巴黎。
吉伦特分子这次由于未能说服国民公会，他们的势力开始下降。在执行委员会，国防大臣巴什和海军大臣蒙日脱离了罗兰。巴黎资产阶级坚持不参加选举，雅各宾分子掌握了州政府，公社选了一名温和派分子任市长，但又配备肖梅特和埃贝尔任正副检察长。更糟糕的是山岳派在反驳时指责他们的对手拖延审判国王。
吉伦特派确实希望拖延审判。他们的国内政策要求宽赦路易十六。丹东曾对拉默说过：“一旦把国王交付审判，怎么再能救他？国王出庭受审，他就必死无疑。”事实上，国民公会只有宣布国王有罪这条路可走，除非它对8月10日的起义、它自身的存在、共和国的成立统统加以谴责。罗伯斯庇尔于12月2日以不容置辩的逻辑向国民公会指出：“假如国王无罪，推翻国王的人便有罪……制宪议会禁止你们去做已经做过的一切……你们应该向路易十六跪下，恳求他的饶恕。”在认定国王有罪后，国民公会就很难不判国王死刑，因为他召请外国入侵法国，因为力争为同伴报仇的无套裤汉认为他是杜依勒里宫设伏袭击的主谋。为了救国王一命，必须不提审判的问题，这正是吉伦特派的愿望。但是，他们既要排挤山岳派，就不能阻止山岳派打破沉默：国王的脑袋成了党派斗争的赌注。
国民公会到11月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在听取了瓦拉泽和梅勒的平庸乏味的报告后，辩论开始呈胶着状态，一直拖到11月20日，从宫中发现了装有罪证文件的铁柜；由于疏忽，罗兰没有先独自检查文件的内容，从而铸下了大错，使审判国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12月11日，路易十六出庭受审：他或者矢口否认，或者以宪法作掩护。他获准聘请了特隆歇和马勒谢尔伯为咨询律师。26日，德歇兹律师提交了辩护词：他也否认国王犯有叛国罪，但他主要指出国民公会无权审判国王，并强调国王人身不受侵犯。作为制宪议会，国民公会理应拥有全部权力，大多数议员对此毫不怀疑。在瓦伦事件后，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一致主张，君主仅在其文书符合宪法、并经一名大臣副署时才能免于追究责任。1792年7月3日，维尼奥曾愤怒指出，宪法中恭敬地对叛国罪只字不提，这竟被解释成国王免受法律起诉。尽管如此，吉伦特派采取了阻挠的手段。他们要求将波旁家族一概放逐，其借口是：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那些人打算让已当选巴黎议员、改称菲力浦–平等的奥尔良公爵代替路易十六。这样，山岳派便被迫为奥尔良公爵辩护，吉伦特派就能指责山岳派是王党。随后，他们又坚持判决须交人民批准。巴雷尔于1793年1月4日用他最杰出的演说对他们进行了反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又说，弑君将导致全欧性的反法同盟，使共和国再次处境危急。这是避免审判的决定性理由，但到现在提出已不合时宜，它只会使吉伦特派理屈词穷，因为他们在11月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
投票在1793年1月14日开始，每一名议员都登台陈述理由。认定国王有罪获一致通过，诉诸人民的建议被否决。决定国王生死命运的投票从16日开始，延续了二十四小时之久。在出席的七百二十一名议员中，三百八十七人主张判处死刑，三百三十四人反对。但是二十六名主张判处死刑的议员曾建议考虑缓期执行，其中梅勒最早想出这个巧妙的主意。如果他们以此为条件，真正主张判处死刑的票数只多半票，因此必须让他们明确表态。经过协商，决定就缓刑问题举行了投票，议案以三百八十票对三百一十票被否决。每次投票，吉伦特派都发生一次分裂。
在审判期间，巴黎各区动荡不安，谣传纷纭，都说议员们将因害怕而退让。一位名叫勒佩蒂埃·德·圣法戈的山岳派议员于1月20日被王党刺杀，但受害丧命的毕竟仅他一人。另方面，收买政策使少数派人数不断增加。西班牙驻法代办奥卡里茨不仅公开拉拢议员，而且从银行家勒戈特那里借到二百万巨款，广为散发。直到最后时刻，王党仍抱有希望，而投票结果使他们感到意外。
1月21日上午，公社在通向断头台的路上布置了全部国民卫队。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引颈受刑。除个别地区例外，全国都保持沉默，但人们在思想上震动很大。处死国王的后果如何，将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肯定，这刺激了一些人对国王的怜悯，又加强了另一些人的信念。但总的看来，忠君思想无疑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既然一位国王已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被处决，君权也就永远丧失了“神授”的性质；而在处决路易十六以前，即使法国革命也未能将君权神授予以勾销。随着国王的被处决，投赞成票和投反对票的两派议员之间结下了不可解开的仇恨；整个欧洲决定发动一场剿灭弑君者的战争。面对这些后果，大多数法国人被惊得目瞪口呆。审判国王其实是“调和派”和“不调和派”之间的一场斗争：前者为了实现和平，多少有意识地准备同反革命派妥协；后者则切断任何后路，使民族危亡同战争胜败联结在一起。
三、宣传战和领土兼并
吉伦特派希望避免专政和不杀国王，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实现和平。然而，他们却偏偏主张战争：他们眼看无套裤汉在远离他们，便大胆抬出法国是世界的解放者这个幽灵，竭力把无套裤汉争取过来。这里并不单纯是派性在起作用，浪漫的梦幻迷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凭本能感到，宣传战仍为革命人民和许多山岳派分子所珍爱，革命人民之所以责备吉伦特派，并非因为吉伦特派开展了宣传战，而是由于他们未能打好这场宣传战。
国民公会对有关革命前途的某些紧迫问题迟迟不肯作出决策。人们相信，被占领的国家渴望摆脱旧制度。但是，究竟让这些国家自己解放自己，还是迎合它们的愿望，直接在那里“设置政府”？此外，法国究竟应该自己出钱，即通过输出铸币的办法，去解放这些国家，还是应该用征购实物和索取赔款的手段去养活自己的部队？巴黎的外国难民十分活跃，其中的克拉维埃竟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大臣，他下令将迁就日内瓦贵族的孟德斯吉乌免职。在11月，尼斯、萨瓦和莱茵诸国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它们要求并入法国。由于接不到指示，将领们便各行其是。安塞姆改组了尼斯当局，设置了市政府；孟德斯吉乌在萨瓦则听任各俱乐部自行成立，并于10月20日召集“亚洛布罗吉国民议会”。在莱茵地区，库斯丁亲自着手组织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因兹俱乐部————积极主张废除封建制。杜穆里埃希望成为独立的比利时的首脑，他商得冯克派的同意，决定选举各省议会，以代替三级会议，这一行动足以使他同国家派闹翻。此外，他阻止不了反教会的民主派在列日取胜，更不能阻止他们在其他各地开设立即引起教会敌视的、大吵大嚷的俱乐部。在财政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也因地而异：安塞姆、孟德斯吉乌和杜穆里埃尽量少向当地居民索取；杜穆里埃试图向教会借款，他的军需供应商用纸币购买物品。相反，在莱茵地区，库斯丁在占领区就食，向富有的资产者，例如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征收税款。直到11月中旬，国民公会仍不表明态度。
就在这时，发生了热马普战役。信心和热情顿时大增。山岳派也同样兴奋，罗伯斯庇尔不再试图抵挡这股滚滚洪流。人们甚至不肯花时间认真思考。11月19日，当鲁勒陈述美因兹俱乐部的担忧以及它希望取得法国的保证时，拉雷韦里埃–勒卜当即让国民公会通过法令，决定向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提供“博爱和救援”。由此，革命向世界进行了挑战。27日，格雷古瓦在接见前来祝贺共和国...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