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欧洲和新大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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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二世纪起，欧洲的对外征服已经在各方面跃跃欲试，而到了十六世纪，竟势如破竹地发展了起来；这股势头一度在教会和国王的反动下受到了压抑，但在十八世纪，即在米希勒所说的“伟大时代”或真正的“复兴时代”，它又重新迸发了出来。我们这里先讲述欧洲在探索和征服新大陆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相对说来还很有限的扩张程度。

    一、对地球的认识

    经过十七世纪的间歇后，远洋探险在科学的推动和技术的帮助下，又重新活跃和组织起来。确定航船的位置是当时的重大创新之一，船舶的导航和地图的测绘均有赖于此。有了圆规、六分仪、纬度仪等新式航海仪器后，人们便可以精确地测量出纬度；随着秒表和船钟的制造以及星座表的制订，人们就能够算出以前仅靠估计的经度。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库克在1772至1776年间曾进行了多次远洋航行，其中第二次远航曾绕过澳洲大陆，到达了极地的边缘。对太平洋（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探险正在进行中，库克的第一次和第三次远航正是进行这样的探险；拉佩罗兹不久前曾沿着美洲和亚洲的海岸环游了太平洋。许多岛屿被发现了，只是没有统计其数字和登岸观光。此外，寻找南极洲陆地以及从东北部和西北部穿越北冰洋还尚待进行。

    比海洋更难深入的大陆腹地只是慢慢在对外开放。加拿大人到达了温尼伯湖、大奴湖和哥伦比亚河，并越过落矶山脉，到达诺特加海湾，他们在这里与来自阿拉斯加的俄国人以及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相会合。在美国，拓荒者进入了俄亥俄平原，但人们对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广阔地带仍一无所知。对于亚马逊河流域，人们知道得很少；对亚洲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至于非洲，除地中海沿岸地区外，还是个未知数。机器还没有把地域的距离缩短：地球依旧是那么大，广大地区被笼罩在神秘之中。但是，大陆和海域的分布已大致被弄清；地球从黑暗中露出了自己的面目；法国的梅尚、德朗布尔和拉朗德就要去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了。

    二、瓜分新大陆

    正如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些进步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命运；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赢得了对海外的统治，而这个统治的四分五裂也正反映着统治者的四分五裂。对新大陆来说，欧洲似乎是征服者的一个整体，但欧洲并不像最初几次十字军东征时团结一致对付伊斯兰教那样去征服新大陆。诚然，欧洲依旧是基督徒的欧洲，但宗教分化正日趋剧烈：东欧有东正教，北欧有基督教，南欧有天主教，中欧是各教混杂；同时，到处都有自由派的出现。在政治上，各国间的纠纷出现得更早些。随着各政治大国在十八世纪从西到东地逐步形成，统一的欧洲已不复存在，因为各个王朝的立国图强势必引起相互间的冲突。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敌对的领域。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在大陆战争之外，增加了越来越复杂的海上的和殖民地的争夺；另方面，瓜分新大陆只对濒临大西洋的沿海各国有利，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促进，从而加强了西方的领先地位。离大西洋愈远的国家，其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发达就愈加缓慢。地中海已经丧失了对亚洲联系的垄断，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欧洲生命攸关的中心；更何况，地中海的部分沿岸地区被伊斯兰教占领着，那里的自然资源远没有西方那样丰富。从威尼斯经由布兰耐尔、奥格斯堡和莱茵河谷通向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大道如今只供地区间的贸易之用。意大利和德国在欧洲经济中所占的领先地位已消失殆尽，两国在新大陆竟没有插足之地。意大利还勉强保住已得的部分财富，至于德国，它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搞得民穷财尽后，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终于恢复元气。只能通过波罗的海进行国际贸易的东欧，困难就更多了。它落后于西方的距离愈来愈大。尽管十八世纪开明君主的努力，东欧仍然是贫困的。人们只是不久前才开始把派别林立的莫斯科人当作欧洲人；人们没有想到，莫斯科人占领西伯利亚，也是想要建立殖民帝国：俄国的亚洲部分当时只有五十万人左右。

    欧洲各国的不幸纷争在旧制度末年造成了两个后果。在十六世纪后，对世界的瓜分不能顺利地进行，这并非因为欧洲人的统治遇到了挑战，而是殖民帝国面临着内部瓦解的威胁。殖民扩张虽仍在进行，但殖民主之间的纠纷阻碍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大，因而使欧洲未能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

    三、各殖民帝国

    本土狭小的葡萄牙和荷兰只保留了它们原有领地的一部分；前者占有巴西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港口，后者占有安的列斯群岛的部分岛屿、圭亚那的一部分、好望角、锡兰以及爪哇和马鲁古。相反，西班牙不仅继续占有它的属地，甚至还通过占领加利福尼亚和取得路易斯安那而有所扩展。在加利福尼亚，出现了旧金山这个新兴城市；在路易斯安那，有了直达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和新奥尔良城；因此，西班牙控制了墨西哥海湾和加勒比海的全部海岸，以及其腰带状群岛中的两块宝地。来迟一步的英国和法国为占有北美、印度和小安的列斯群岛进行了争夺。法国遭到了失败，只保留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兰西岛；1783年，法国收复了圣卢西亚岛、多巴哥以及塞内加尔的几个口岸。所以，法国虽然受到了损失，却保住了大部分食糖生产。而且，建立不久的大不列颠帝国似乎被美国的独立运动所震动，对印度的征服已暂缓进行。英国占有孟加拉，逼迫乌德向它纳贡；加尔各答的地位超过了孟买和马德拉斯。但是，继瓦伦·哈斯丁之后的康沃利斯在致力行政改革的同时，休兵歇战，拒绝支持受迈索尔邦铁普苏丹进攻的尼扎姆。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敌手似乎是辛提亚，他控制着马拉塔封建王公的联邦，并被蒙古可汗承认为世袭执政官。尽管如此，英国的兴盛在欧洲是不容否认的。

    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都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这就是法国的所谓“专营贸易权”。因此，欧洲在海外不仅具有必买其产品的顾客，而且还取得活跃其经济的两种主要资源：贵金属和热带产品。

    拉丁美洲提供世界四分之三的金砂开采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银矿。随着波托西矿的枯竭，白银主要来自墨西哥。自从一些德国人整顿了阿尔马登矿的开采后，新的矿藏接连被开发，水银的价格下跌了一半，而产量却在1760年后猛烈地增长，并于1780至1800年间达到了年产九百吨的高峰。相反，用淘洗法取得的黄金产量下降了，虽然巴西和非洲的几内亚沿岸新增加了黄金开采。

    粮食种植在发展着，畜牧业在潘帕斯草原也有所发展。为了出口皮革而于1778年开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开始繁荣起来。但真正为欧洲人感兴趣的只是热带作物：首先是甘蔗，然后是咖啡、可可、棉花、靛蓝和烟草。巴西的食糖、咖啡和棉花补充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不足。香草、奎宁、洋苏木、桃花心木等当地的植物产品也属出口之列。被迫定居和从事强迫劳动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绝大部分劳动力。卡洛斯三世原则上解除了印第安人在矿里的“徭役”，解散了把他们集合成村子以从事种植业的“土著定居村”；实际上，以墨西哥的雇工为例，他们的雇佣条件同奴隶制很少有差别。此外，土著居民要纳付直接税，官吏们勒令他们购买从欧洲运来的、强行摊派的工业品。由于许多印第安人为逃避压迫而移居沼泽或山林地区，人们还使用了更能经受苦役的黑人奴隶。然而，据洪堡估计，黑奴的人数并不多；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千六百万居民中，黑人占百分之五，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还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混血儿”。

    安的列斯群岛、路易斯安那以及北美从佛罗里达到马里兰的大西洋地区都没有矿产，那里的热带作物占绝对优势；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大部分食糖和咖啡来自安的列斯群岛。英法两国把这些岛屿当作最宝贵的殖民地而珍爱着。美国出口烟叶，但还没有棉花，棉花从“海岛”引进只是1786年的事情。在安的列斯群岛，原有的加勒比人已被消灭干净，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在殖民主的压迫下向内地迁移；于是，这一地区的全部经济就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之上。根据洪堡的材料，黑人约占安的列斯群岛居民的百分之四十；这个百分比似乎小了一点，因为据奈克尔的估计，黑人约占法属各岛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五；路易斯安那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是黑人，美国至少也有五十万黑人。

    从1790年起，估计每年有七万四千名奴隶被“黑奴贩子”运到美洲。非洲成了新大陆的“乌木”仓库，在欧洲人的劫掠下，非洲的居民正急剧减少。被装运上船的黑人一部分死在海上。白人有时也通过他们开辟的口岸同当地的土著进行交易，但他们并不力图征服土著居民。在亚洲，他们长期采用这种纯商业的办法，即不用通过武力征服，而是向当地王公购买开辟口岸的许可证，开展贸易活动。直到十八世纪，这个方法还部分地保留着。此外，美洲原有的许多享有特权的公司，除在加拿大留下少数几家从事皮毛收购外，都已不再存在，而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却始终保持它们的垄断权。因美洲战争而债台高筑的联合省东印度公司摇摇欲坠；卡龙于1785年重建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皮特于1784年改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占着主导地位。

    这些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四年里，法国公司的出口额为七百万里佛，购回的货物则达五千万里佛。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的贸易逆差达二百万英镑左右。贸易垄断没有扩展到中国：1789年，在停靠广州港的船只中，除去五十艘英国船和五十艘从事邦际贸易的印度船以外，还有二十五艘挂不同国旗的船只。但贸易也出现了逆差：中国人只买少量的鸦片，却卖出成箱的茶叶、瓷器和漆器。所以，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相反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有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取得巨额利润。

    在大革命前夕，荷兰人和英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他们像在美洲那样对当地的土著进行统治，直接剥削土著，不必再运送黑奴。荷兰人强迫马来人必须在他们的垦殖园进行劳动，强制农村种植某种作物，并征收一部分收获。英国公司垄断着食盐、鸦片和硝石的贸易，同织布商签订有利可图的预付合同，尤其代替失势的王公们征收土地税。公司经纪人的敲诈勒索甚至在英国也引起了愤慨；这在克莱武案件和瓦伦·哈斯丁案件中均有所披露，他们两人因以往的功绩而受到了宽恕；但从已暴露的事实看，他们下属的胡作非为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在亚洲没有“奴隶贩子”，但这里所用的办法不能不令人想起西班牙冒险家在拉美曾用过的那些手段。

    雷纳尔教士在其《东西印度哲学史》一书中强烈谴责了征服者的暴行。他们的统治同奴隶制简直一模一样，这使宗教界和慈善界开始看不过去了。长期以来，只有基督教公谊会单枪匹马地谴责奴隶制；后来，一些哲学家也开始说话；最后，于1787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黑人之友会”，1788年在巴黎建立了分会。维尔倍福斯和皮特对该会的纲领颇感兴趣，因为这纲领并不要求立即取消黑人奴隶制，而是主张通过废除黑奴买卖使奴隶制逐渐消失。至于殖民体系，由于这同政治家和商人的利益关系甚大，所以没有考虑放弃它，何况，还有人为殖民体系进行辩解。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或北美开战寻衅、侵城掠地的行为，在大陆各国人士中找不到很多辩护者。但是，在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上，有人反驳雷纳尔说，混战的被禁止以及在工具和经济方面的显著进步，这对土著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公认，尽管有饥荒和病疫发生，土著的人口还是增加了。有人举出为减少弊端而进行的改革，提到一部分种植园主的仁慈，以及教徒们的热心相助，例如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曾经把印第安人召集到他们的“教会”中进行教育。有人声称，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正形成着中间阶级的萌芽。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本土的欧洲人或当地的种植园主都并不扶持殖民地，他们在殖民地发展生产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从不考虑提高土著人的地位，以为把天主教强加于土著人就足够了。西方的语言和习俗通过交往、利益和社会分化得到了传播；充满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对被同化了的土著，甚至对他们生下的混血儿，仍然一概予以排斥。可是，大多数被征服者从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他们把外国语改造成为“洋泾浜”，秘密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例如，圣多明各的服图教————甚至还保留他们的司法习惯。

    白人不在热带亚洲和非洲定居。气候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西方公司的大批士兵和经纪人在那里因病死于非命。这与美洲和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里，除官吏和军人外，还生活着种植园主、商人、技工，以及各行各业的地位不一的“次等白人”。其中的许多定居者在当地传宗接代，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土生土长的白人便大大超过来自宗主国的白人。

    据洪堡估计，西属美洲约有百分之十九的居民是白人；在墨西哥，他认为欧洲出生的居民约占百分之七。据奈克尔的计算，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白人仅占百分之十二，还有百分之三的有色人种自由民。可是，少数的奴隶主面对绝大多数的奴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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