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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的政治解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的主要著作之一，完稿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出版。
配第写这本书的目的，和他写其他许多著作一样，并不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是为了替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筹划如何增进英国的“安宁和富庶”，也就是怎样加强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压榨。
在17世纪70年代，随着国外贸易的扩大，英国的工业，特别是毛织业、呢绒制造业等部门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英国的力量仍然落在荷兰和法国之后，许多国外市场控制在荷、法两国手里。为了夺得世界霸权，一方面英国进行了多次英荷战争，力图用武力排挤荷兰这个在世界市场上最强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它还需要加强资本积累，以便大规模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经济上战胜敌手。积累资本的重要手段，除了加强对于国内劳动者的剥削，就是掠夺殖民地。因此，英国的统治阶级竭力想从它的第一块殖民地————爱尔兰榨取更多的东西。
但是，由于英国在宗教战争的借口下发动的历次殖民战争，由于殖民当局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行的巧取豪夺，加上连年的瘟疫和饥馑，爱尔兰的财政经济情况十分混乱。生产衰退，贸易不振，货币匮乏，大量劳动力找不到工作，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因而军费和行政支出十分庞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仅使英国的统治阶级难于达到加强掠夺的目的，而且会妨碍他们在爱尔兰的统治。配第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解决爱尔兰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以利于英国统治阶级的掠夺。
配第在书中谈到了英国的殖民战争给爱尔兰人民带来的灾难，可是他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把战争的罪责归于爱尔兰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他说战争的原因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想要恢复每年价值约11万镑的教会收入;普通爱尔兰人想要得到英国人的全部财产;10个或12个爱尔兰贵族想要得到整个统治权”。(本书第23页）为了防止爱尔兰人继续进行武装反抗，他一方面恫吓爱尔兰人民，说什么英国人具有足够的军事和行政力量来粉碎任何“叛乱”，一方面又向英国的统治阶级建议加强种族渗透、融合，使两个国家“合而为一，处在一个立法权力和议会之下”，即实现政治上的完全兼并。
对于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经济上的统治和掠夺，他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在书中强调英格兰人把在爱尔兰攫取的地租、收益和利润运回英格兰是完全正当的。不过，为了使这种掠夺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他提出搞政治工作的人应当心中有数，对爱尔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要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保持恰当的比例。为此，他利用在爱尔兰主持土地分配和测量工作以及从事多年社会调查得到的大量统计材料和估算数字，对爱尔兰的土地、人口、生产、贸易、货币、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办法。其中包括:发掘在业的劳动者的劳动潜力来发展制造业和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利用“闲人”的劳动来修建有益于贸易的桥梁、港口、河道、公路，裁并郡、区，裁减教士，把裁减下来的冗员使用到生产部门，等等。这些建议的总的要求，就是充分利用劳动力来生产社会财富，为英国的殖民利益服务。继《赋税论》之后，他在本书中继续强调把爱尔兰人移到英格兰去，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来发展英格兰的工业，并使英国资本“能够在爱尔兰‘安全’地发挥作用”。
他写这本书的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解决爱尔兰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但是他在分析和说明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在本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反映出来的重商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比如:他很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尤其是海上运输业，他要求解除英国政府加于爱尔兰的贸易上的限制;他认为人口缺少是爱尔兰的“最大和最基本的缺点”，要求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加以解决;他主张英国殖民当局合理地干预经济生活，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等措施促进爱尔兰工商业的发展。以上这些，都表明配第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摆脱重商主义的思想影响。
但是，他在书中分析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以及根据这种方法作出的理论说明，都远远地超过了重商主义者。
在配第写这本书的70年代，他已运用培根的哲学成果（实验哲学）于社会科学领域，确立了他的研究方法————政治算术。政治算术的方法就是统计的方法，即广泛地运用统计数字来分析经济生活，从中发现经济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他在同一年代写的《政治算术》中运用这个方法分析英国社会，论证了英国可以超过荷兰和法国，夺得世界霸权。在本书中他又运用这个方法来“解剖”爱尔兰这个“政治动物”，通过对爱尔兰社会各个部分的数量分析来阐明它们的“匀称、组织和比例”，即隐藏在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在这个研究中，他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提出了一些经济学原理。
早在1662年写的《赋税论》中，配第就“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 ”。他指出人类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商品价值的大小与劳动生产力的大小成反比。在本书中，他以金银的价值比例为例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证。他说：“纯金和纯银之间价值的比例，是随着土地和人类劳动生产这两种东西的多少而变动的；这就是说，按重量计算，黄金的价值原只是白银的12倍，近来由于生产出来的白银更多些，黄金的价值是白银的14倍了。”(本书第54页）这就是说，纯金同纯银交换的数量比例是以它们的价值大小为转移的，而二者的价值量又是由人们生产它们时消耗的劳动的多少来决定的。在一定时间内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纯银增加了，纯银的价值就降低了，因而一定量的纯金现在可以比过去交换到更多的纯银。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他更进一步对爱尔兰的社会结构作了统一的观察和全面的分析比较。他关于充分利用劳动力于最有利的生产部门的许多具体建议，就是经由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比较而提出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配第在本书中考察的商品交换不是商品同商品之间的交换，而是商品同货币之间的交换，即商品价值在货币形态上的表现;在他看来，只有生产货币(贵金属)的劳动才直接创造价值，其他各种劳动只是在它们创造了能够换取货币的商品时才创造价值。因此，马克思指出：“配第在爱尔兰统计中所找的，不是价值的‘一般尺度’，而是货币是价值尺度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尺度。” 此外，他把土地也看成是价值的源泉和尺度，这是“把作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劳动和作为以自然物质(土地）为前提的使用价值的源泉的劳动混为一谈 ”。
配第不仅肯定了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而且指出了工人的劳动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他用“技术”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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