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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划一部分领土为王领地，以供各种公共开支之用。第二，征收赋税，即征收田赋
假定各种使公共经费增加的原因，能够尽可能减少，同时人民对于政府和国防所需的经费，以及为维护君主和国家的荣誉所需的经费，都愿意承担他们所应负担的份额。那么，现在就要提出如何能够最容易、最迅速、最能使人不知不觉地征收这些经费的各种办法和措施。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想先分析一下近年欧洲各国所施行的主要征税方法，说明其便利和不便利之处。此外，也想谈一下其他一些比较不重要和不大常用的方法。
2.假定移居到某个地区的一定人数的居民，在计算之后得出结论说，每年需要两百万镑作为公共经费之用。或者假定这些居民比别人更加勤敏地从事他们的工作，他们经过计算，认为应将他们所有土地和劳动所提供的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扣除下来，充作公共用途。(这一比率恐怕十分适合于英国的情况，这一点容后再说。）
3.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筹集上述的两百万镑，或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我们建议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就土地本身来加以划分，换句话说，就是从英格兰及威尔斯所有的全部两千五百万英亩土地之中，划出可以提供两百万镑法外地租(Rackrent)的一部四百万英亩左右的土地(这约占全部土地的六分之一);将这四百万英亩————就像过去爱尔兰那四州 [21] 被充公时，把它们保留下来那样————作为王领地。不然的话，就采取另一种方法，即征课全部地租的六分之一作为租税。这个比例和爱尔兰的投机家及士兵作为免役税(Quit Rents)缴给国王的金额大约相等。在这两种方法中间，后一种方法显然更好些。因为对国王来说，这一方法更加安稳可靠，而且有更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人。不过，征收这种赋税所花的人力和经费，应力求节省，以免抵消它对第一方法所具有的优点。
4.在一个新的国家，大概适宜于采用这种方法。如在爱尔兰，人们甚至在还没有占有任何土地的情况下，就对这种方法达成协议。因此，今后凡是在爱尔兰购买土地的人，都不必承担课加于他们身上的免役税，这情况就和土地面积减少了许多，或是购买土地的人都知道这片土地要缴纳什一税，因而不必再承担免役税一样。一个国家如依据原先协议，把地租一部分保留下来，用以支付它的公共经费，而无需作临时或突然的额外征课，那它无疑是幸福的。因为这种临时或突然的额外征课乃是租税负担沉重的真正原因。上面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仅是地主要纳税，凡是吃一个鸡蛋或吃他自己土地上所长的一棵葱头的人，以及凡雇佣食用这类鸡蛋和葱头的工匠的人，也都要纳税。
5.但是，假如上述方法是在英格兰提出的话，换句话说，假如从每一个地主的地租中都征收一个完整部分的话，那么，其地租已经固定并在长时期以内不能改变的人就要负担这种沉重的赋税，而其他的人则会因此而得到好处。因为，假定甲与乙各有一块土地，其土质及价值都相等。再假定甲将其土地出租二十一年，每年租金二十镑，但是乙还没有将其土地出租。假如对这两块土地征收占其地租的五分之一的赋税，这时，如果地租不到二十五镑，乙就不肯将土地出租，因为不然的话，他所拿到手的余额就没有二十镑；可是甲却不得不满足于十六镑这一数额。但是，尽管如此，甲的租地人却可以将其依据契约所得到的产品，按乙的租地人出售其产品的价格出售。其结果，就会这样：第一，乙的地租的五分之一归国王所有。国王所得的税收比原来更多。第二，乙地的耕种人所得到的利益，比没有这种田赋时更多。第三，甲的租地人或耕种人所得到的利益，等于国王与乙的租地人两方面所得到的利益。第四，田赋最终是课在地主甲和消费者身上。这么一来，田赋就变成对消费行为征课的不划一的国内消费税，而怨言越少的人，负担越重。最后，有些地主可能得到利益，只是那些地租预先确定的地主却要蒙受损失；而且这种损失是双重的，这就是说，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不得增加，另一方面他们所食用的粮食价格却上涨了。
6.另一种方法，就是从房屋租金中征课。房租比地租更不确定。因为房屋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支出的媒介，另一方面又是收益的手段。比如，伦敦的商店如与所属同一建筑物中漂亮的餐厅比较，前者不论从其容量或建筑费而言都显得不如，可是其价值却大得多。同样，地窟及地下室都比安适的住室价值大。其理由是，后者要花费开支，前者却有利益收入。因此，就性质说，后一种房屋要用评估地租的方法来评估；前一种房屋要用评估国内消费税的方法来评估。
7.这里想附带谈一下：我国为限制房屋的兴建，特别是为限制房屋在新地基上面的兴建，有时对房屋征课不平衡的捐税， [22] 借以限制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认为像伦敦这样过大而又过度发展的都市对君主政治是很危险的，虽然在统治权掌握在像威尼斯这些地方的市民手中的情况下，它们可能要比较安全些。
8.然而，我们认为，这种限制新建筑物兴建的办法并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建筑物是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如不增加，建筑物就不会增加。解除上述危险的方法，应求诸人口增加的原因。如果人口增加的原因能得消除，则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那么禁止在新地基上面建筑房屋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使城市保持并固定在它的原来位置和原有的地基上面。可是如果鼓励建筑新房屋，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像所有大城市那样，在不知不觉之中，不必经过很多年，就会离开原有位置和地基而向外发展。
9.原因是，人们都不愿意拆毁旧房屋来建筑新房屋。因为如把旧房屋连其地基作为新房屋的地基的话，则所花代价过于高昂，同时这既有限制，又不方便。因此，人们都在新的和没有限制的地基上面建筑新房屋，而对旧房屋，在它们未到无法再修理的地步以前，都只是马马虎虎地加以修理。这些旧房屋到了无法修理的时候，不是变成流氓的巢穴，便是随着时日的消逝而变成荒地或菜园。像这样的例子，就是在伦敦附近也所在皆是。
假如大城市的位置自来就容易移动的话，那么它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在我看来，就伦敦来说，它必然向西发展。原因是，风在一年之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从西面吹来， [23] 西区的住宅不大有充满整个东区的烟雾、蒸气以反臭气。这种臭气在烧煤的地方，是非常厉害的。如果因此之故大人物的宅邸都会向西边移动，那么，依靠他们生活的人的住宅，自然也会步其后尘慢慢向西移动。我们现在在伦敦就看到这种情况。在伦敦，贵人们的旧宅现在都变成交际厅或被改成公寓了，而所有的宅邸都向西方移动。因此，我深信再过五百年，国王的宫殿将移到切尔西(Chelsey)附近，白厅的旧建筑物将按其实际情况改作别用。因为，在原有地基上建筑新皇宫，就庭园及其他宏伟的建筑说来，都过于狭窄，不利于工程的进行。因此，我倒觉得，以后建筑的宫殿与现在房屋拥挤之处的距离，将会像当初威斯特敏斯特旧宫离伦敦城的距离一样，在那时，弓箭手一走到拉德门就把弓张起来，而在泰晤士、舰队街及霍尔本之间的空地，也像现在芬斯伯利广场一样大。
10.我承认这种题外之论对租税问题毫无关系，而且它本身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连一日之中要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五百年以后的情况担忧呢?而且我们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全部移居到美洲去，而让这里像今日许多有名的东方帝国的所在地那样，遭受土耳其人蹂躏，化为一片荒芜。
11.但是我认为确切不移的事情是，只要英格兰有人居住，则人们的最大的居住地区就将在现在的伦敦附近。我们知道，泰晤士河是本岛最便利的河流，而伦敦又处于泰晤士河最便利的地方，所以它的交通方便，有利于都市发展。由此看来，我们应该雇用我们所有的游闲人手来修筑公路，建筑桥梁、堤道，并疏浚河流。这些想法又叫我回头来谈我们刚才离开的课税方法的问题。
12.在联系到赋税来详细论述各种租金之前，我们需要对前述的土地和房屋的租金以及货币(我们把它的租金叫做利息)所具有的神秘的性质加以分析。
13.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面栽培谷物;即假定他能够作为耕种这块土地所需要的种种工作，如挖掘、犁、耙、除草、收刈、将谷物搬运回家、打脱筛净等等;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的种子。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一年这块土地的当然的正当的地租;像这样七年的平均数，或者说，形成歉收和丰收循环周期的若干年的平均数，就是用谷物表示的这块土地的一般地租。
14.但是，我们进一步需要解决的一个连带的问题可能是，这种谷物或地租值多少英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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