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城市对欧洲文明的影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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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诞生标志着西部欧洲内部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此以前，社会只有两个积极的等级：教士和贵族。市民阶级在他们旁边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社会得以补全，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之臻于完善。从此以后直到旧制度结束，社会的成分再无变化：社会具备了它的一切构成元素，几个世纪来社会所经历的变化，说真的只不过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合金的各种不同化合方式而已。

    像教士和贵族一样，市民阶级本身也是一个特权等级。它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合法的阶级，它所享有的特别法使它与继续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民群众脱离。再者，如前所述，市民阶级竭力原封不动地保存它的特殊地位并且独占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按照市民阶级的想法，自由是一种专利品。没有什么比阶级观念更不宽容的，阶级观念在中世纪末成为市民阶级衰弱的原因以前，一直是市民阶级力量的源泉。然而，就是这个如此排他的市民阶级，承担了向周围传播自由思想并且促使（虽然并非有意）农村阶级逐渐解放的使命。其实，仅仅市民阶级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必然立即对农村阶级产生影响，并且逐渐地缩小起初把市民阶级和农村阶级分开的差别。无论市民阶级怎样千方百计将农村阶级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拒绝让农村阶级分享它的特权，将农村阶级排斥于商业和工业活动之外，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市民阶级没有力量阻止事态的发展，它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原因，除非它本身消失，否则它不可能制止这种事态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立即动摇了农村的经济组织。在农村进行的生产在此以前仅仅用于维持农民的生活和提供向领主缴纳的贡赋。商业停止以后，没有什么理由促使农民向土地要求不可能卖掉的多余产品，因为再也没有销路。他们满足于应付每天的生活，确信有隔宿之粮，不盼望改善境遇，因为他们不可能想像出还有这种可能性。城镇和城堡的小市场太微不足道，再说需要的总是那些东西，因此不足以激励农民摆脱常规加紧劳动。但是现在这些市场热闹起来，买主的数目大增，农民立即确信他们拿到市场去的农产品可以卖掉。他们怎会不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呢？只要他们生产得出来，想卖多少都行。他们立即耕翻以前任其荒芜的土地。他们的工作具有新的意义，使得他们能够赚钱、积蓄和过着愈勤劳愈舒适的生活。由于土地收入的增加部分属于他们本人，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好。因为向领主缴纳的赋税是按照领地的惯例固定在不变的比率上的，所以土地收益的增加仅对佃户有好处。

    但是领主自己也有办法从城市的形成给农村带来的新形势中得到好处。他们保留有大量的未耕地、树林、荒野、沼泽或欧石南丛生地。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将这些土地加以耕种，并且拿这些土地的产品投入新的销路也就行了。随着城市的逐渐扩大和增多，这些新的销路越来越有利可图。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垦荒和排水工作所必需的劳动力。人是召之即来。从11世纪末起，这个运动看来已经蓬勃开展起来。修道院和地方王侯从此以后将他们领地的贫瘠部分变成可以产生收益的土地。耕地面积自从罗马帝国末期以来未有增加，而这时不断地扩大。树林被清除。西斯特教团从一开始就走上这条新的道路。该教团明智地适应于新的事态，而不是为自己的土地保留旧有的领地组织。该教团采取大规模耕作的原则，并且因地制宜从事收益最大的生产。在佛兰德尔，那里的城市比较富有，需要的东西比较多，该教团就饲养大牲畜。在英格兰，该教团专门饲养绵羊，因为佛兰德尔的那些城市对羊毛的消耗量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们到处建立“新城”。这是对在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村庄的称谓，这些村庄的居民以缴纳年金的办法得到一块块的土地。这些新城的数目在12世纪时一直增加，它们也是“自由城市”。因为领主为着吸引耕作的人，答应对他们免除那些压在农奴身上的负担。一般来说，领主只保留对他们的审判权；对他们废除尚存在于领地组织中的老的权利。加蒂内省的洛里特许状（1155年）、香巴尼的博芒特许状（1182年）、埃诺省的普里谢特许状（1158年），向我们提供了新城市特许状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典型，这类特许状为附近地区所广泛采用。诺曼底的布勒特伊特许状也是这样，12世纪时传到英格兰、威尔士地区，甚至爱尔兰的许多地方。

    于是一种新型的农民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农民。后者以农奴身份为其特征；而前者享有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仿效城市的自由，产生这种自由的原因是农村组织受到城市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动荡。新城的居民其实是农村的市民。在许多的特许状中他们甚至被称为市民。他们得到显然是从城市制度中借用来的司法组织和地方自治，因而可以说城市制度逾越城墙扩散到农村，把自由传送到那里。

    这种自由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很快就渗入旧领地，那里过时的组织再也不能保持在经过革新的社会之中。或者通过自行解放，或者通过时效或僭取，领主们让自由逐步代替长期以来作为他们佃户的正常身份的农奴身份。土地制度改变的同时，人的身份也改变了，因为两者都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经济状态的产物。长期以来领地竭尽全力自给自足的所有必需品，现在商业都可以供应。再没有必要每个领地都生产自己用的一切物品，只要到附近城市去就可以买到。尼德兰的修道院的施主们曾将位于法兰西或者莱茵河和摩泽河沿岸的葡萄园捐赠给修道院生产供其消费的葡萄酒，从13世纪起修道院出卖这些产业，因为已无用途，以后经营和维修的费用比收益还高。 ①

    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在一个为商业和城市经济所改变了的时代，旧的领地制度必然消失。商品流通变得越来越快，必然有利于农业生产，打破在此以前束缚着它的桎梏，把它吸引向城市，使它现代化，同时使它获得解放。商品流通使人摆脱长期奴役他的土地。商品流通越来越广泛地使自由劳动代替农奴劳动。也只有远离通商大道的地区，旧的人身奴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领地所有制的旧形式还是和原来一样严格地长期存在着。在其他各地，由于城市越来越多，人身奴役也就消失得越来越快。例如在佛兰德尔，13世纪初期人身奴役就几乎不存在了。当然还留有某些残余。直到旧制度结束之时，在这里或那里仍有服从于永远管业权 ② 或被迫服徭役的人以及负担着领主的各种权利要求的土地。但是，这些过去的残余只有纯粹经济上的意义。几乎总是缴纳捐税而已，纳税的人还是同样地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农村阶级的解放仅仅是经济复兴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城市既是经济复兴的结果也是经济复兴的工具。在经济复兴的同时流动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在中世纪的领地时期，除了地产以外别无其他财富。地产确保持有者的人身自由和社会威望，是教士和贵族的特权地位的保证。只有他们才能持有土地，他们的生活依靠佃户的劳动，他们保护和统治佃户。群众处于农奴地位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社会组织中，要么占有土地成为领主，要么耕种土地成为农奴，除此别无选择。

    但是随着市民阶级的出现，有一类人跃踞显要位置。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这种状态是大相抵触的，因为他们不折不扣地是一类离乡背井的人。然而他们却是一类自由的人。至于他们所定居的土地，他们既不耕种，而且也不归他们所有。他们日益有力地显示和证明单凭经售即生产交换价值就可以生活和致富。

    过去只有土地资本，而现在除土地资本以外流动资本的力量显示出来了。在此以前货币是不产生利润的。世俗的和教会的大领主手中垄断着极少量的流通货币，这或是他们向佃户征收的地租，或是教徒给予教堂的施舍，他们在正常情况下无法使货币产生利润。或许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修道院在饥馑时刻同意向处境拮据的贵族放高利贷，后者以其土地作为抵押。 ③ 但是这种交易在其他情况下是为教规所禁止的，所以不过是权宜之计。在一般情况下，银币被其持有者积攒起来，而且常常变成教会的器皿和装饰品，需要的时候将其熔化。商业解放了那些被禁锢的银币，恢复其原来的用途。由于商业，货币又变成交换的工具和衡量价值的单位。因为城市是商业的中心，货币必然地大量流向城市。由于以货币为工具的交易的数量增加，货币的流通率提高。同时货币的使用也逐渐普遍起来，实物支付逐渐为货币支付所代替。

    出现了一种新的财富的概念：商人的财富的概念，不仅包括土地，而且包括货币和可用货币估价的商品。 ④ 从11世纪起，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存在着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前面已经举了几个例子，这里无需再讲了。不过这些城市资本家很早就将其部分利润投资于土地。实际上巩固他们的财产和声望的最好办法是购置土地。他们将其部分营利用于购置不动产，首先就在他们居住的城市，然后在乡村。然而他们尤其是变成放债人。商业闯进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经济骤变，使得不能适应这种情况的领主破产或拮据。这是因为经济骤变加速了货币流通，结果使得币值降低，从而提高了所有物品的价格。城市形成的那个时期是生活费用很高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市民阶级的商人和工匠有利，而对于不能增加收入的土地持有者是难受的。从11世纪末起，他们之中的好些人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商人的资本。在1127年，圣奥梅尔的特许状中作为一种流行的做法提到附近的骑士向该城市民签约借款的事情。而且数目大得多的借贷活动这个时期已经在进行。能够提供大宗借款的富商不乏其人。1082年左右，列日的一些商人借钱给圣于贝尔修道院的院长，使得他能够买下舍维尼的土地；并且几年以后他们又借钱给奥特贝尔主教，在戈德弗鲁瓦公爵将要出发进行十字军远征时，买下他的布荣城堡。 ⑤ 在12世纪时，国王们自己也仰仗城市金融家的帮助。威廉·凯德是英王的债主。 ⑥ 在佛兰德尔，当菲利普·奥古斯都统治初期，阿拉斯出类拔萃地成为一座银行家的城市。布列塔尼的纪尧姆把这座城市描写为钱财满盈，贪财好利，高利贷者麕集：

    Atrabatum... potens urbs... plena

    Divitiis, inhians lucris et foenore gaudens ⑦

    伦巴第的城市以及效法它们的托斯卡纳和普罗旺斯的城市在进行这种交易方面大大地超过阿拉斯，教会反对也是枉然。从13世纪初起，意大利的银行家已经将他们的活动伸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他们在那里的进展如此地迅速，以致半个世纪以后由于他们的资本充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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