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学的方法论之确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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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科学？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在所研究的对象，而在研究时所持的科学精神、科学头脑、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求真，科学头脑在分析，科学态度在客观，科学方法是实验和严密的推理。是这样，就是科学；不是这样，就不配是科学。在近代的科学运动中，我们可以找出两个代表人物来，一是伽利略，一是培根。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于一五六四年生于意大利的比萨（Pisa）。在比萨这个地方，他研究了他的哲学、物理学和数学。同时也养成了他对于文艺的爱好。在希腊的大思想家中，他爱柏拉图，爱阿基米得，却不大喜欢亚里斯多德，在他制作了一个望远镜和发现了木星（Jupiter）的卫星以前，他在一六一〇年已公开承认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这是他日后遭祸之由，当时的知识界真够顽固得可以，就是伽利略已用望远镜证实了的天文现象，他们也不承认，并且为维持自己的迷信计，连望远镜也不使用了。单怕看出有和自己的迷信相冲突的东西来，失面子。从前对信从哥白尼的学说的人是烧死。这回对伽利略却是让他起誓由他自己说自己的不是。在一六三三年，他六十九岁了，逼他起誓说以太阳为宇宙中心之说乃是邪说，应当弃之，并且发誓以后不论用文字或口头再不加以援引了。他不得不发这样的伪誓。他这伪誓的结果，内心上自然极为痛苦，但却换得了九年的生命，又做了好些科学工作。一六四二年，他死了，享年七十八岁 [146] 。

    伽利略在科学上有两句名言，一是科学除自身外不依赖任何权威，二是一切推论必须从观察和实验得来 [147] 。由头一句话就可见科学乃是求真的，乃是只以真理为依归的，那么，不特教会不能作为权威，《圣经》也何尝可以作为权威！为科学而科学，舍科学外，一无他物，这是所有真正大科学家的共同精神。由第二句话，便可知科学方法实包括归纳与演绎二者，缺一不可。因为，倘若只用归纳法，天地间的一事一物便须件件观察过、实验过，才能得某种道理，这是不可能的；倘若只用演绎法，则必不能有新的发现。

    照伽利略的意思，应当第一步用归纳，即以知觉观察事物，但不只以观察事物的“性质”为事，却尤重在“计量”；第二步用演绎，演绎却不是亚里斯多德式的推论演绎，而是“数学的演绎”，例如物体下落一事，我们可先计算既经观察过的事实，以成一数学的假设，由此假设，以验之于未尝观察的事实，倘若无误，便是一条可以成立的自然律了。星体的运动，是不能实验的，便都由那数学的演绎而得。归纳一过程是分析的，演绎一过程是综合的。一般人讲科学方法，往往只知道前一步对事实的观察，而没有注意到后一步对于观察所得而作的演绎，更没有注意到这种演绎乃是数学性质的，这是伽利略的过人处。

    科学上的自然律是不是没有例外呢？伽利略早见到了：是可以有例外的。但这例外一定有原因，原来自然律者乃是一种理想的规律，其用在化繁为简，是为将要观察的事物作下的一种根据而已。所谓自然律是一种“理想”的规律，这就是说，所有其他“事实上”的干涉成分都没有计算上去。例如“在真空中物体下落的速度应该相等”一定律，在“事实上”就有空气之稀薄与浓厚的影响在，但倘若空气愈稀薄到近于真空时，则物体下落的速度亦必愈近于相等。这种速度之差，依然是可以计量的。我们从此可知真正的科学，不只在求定律，而且求定律之例外，又求定律之例外之所以然。

    科学的方法论，到了伽利略已经算很完全了。但是倘若以通俗而论，却又有一位更有力量的人物，这就是培根。培根（Francis Bacon）本人不是科学家，而是政治家。他是伦敦人，在一五六一年生，在一六二六年卒。他有雄辩的口才，曾为枢密大臣，后来却为受贿去职，并受了重罚。西洋的哲人和中国的哲人不同，西洋哲人每每只以学识见重，中国哲人则更须人格有修养、极圆满、有所谓“圣贤气象”，才能受人崇敬。西洋大哲之人格，当然亦有极高极纯者，但是一则他们并不重视此方面，二则此种人格与其学说之联系不如在中国哲学上表现之密切。

    培根于一六一二年（明万历四十年）出版了一部《新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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