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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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家的兴亡，人事的成败，都可以事理推之，不必但求之于渺茫的神意，因为神已经理智化了，已经成了人事理法的代表了。《国语》上说：

    天道赏善而罚淫。——————《周语》单襄公语

    又说：

    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单子曰：“君何患焉，晋将有乱。……”鲁侯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首也。”——————引同上

    可见天道不远，就在人身，是可以拿人世的道理推得的。这时候对于鬼神虽仍有相当的崇拜，但也都给他加以理智的解剖，不复为盲目的信仰，所谓神者都使之与人事发生关系，仍是以人为本。《国语》上说：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鲁语》

    照展禽的话看来，神的存在几乎是以于人有用与否为判，这真是极端的人本主义了。因为凡事以人为本，而人的观念本是通“君子”、“小人”两阶级而共用的，因此四海一家，一视同仁的观念早已养成。民本主义遂因之也发达起来。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本发达较早，《尚书》上如“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盘庚》），如“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洪范》），如“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等语层见迭出，但当时所谓民者，是否专指贵族，抑或兼包平民而言，尚不可知。到西周末年，此种重民的思想，遂更发达。《国语》召公谏周厉王止谤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苦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此文所谓民，明含庶人在内，可见是兼指贵族与平民而言，据今日流传的《诗经·国风》而观，其中也确有许多是真正平民的作品，可见当时阶级的区别并不甚严。周厉王终究因为压迫人民过甚而被驱逐，驱逐厉王的主动势力当然还是贵族，但未必不利用平民作为驱除的工具。

    春秋以后，这种思想更为普遍。《国语·周语》记内史过说：“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又记单穆公的话说：“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楚语》记子革的话说：“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左传》成公六年传：“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大为政，将酌于民者也。’”襄公二十二年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民本主义竟成为当时贤士大夫公认的信条了？

    不过当时的民本主义并不是像今日共和政治以人民为主体的一样，不过是一种贤君良相的保育政策而已。《国语》上说：“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左传》上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保民”，“养民”，当时的民本主义所期望者不过如此而已。而且当时的贤士大夫虽然竞言重视人民，但实际上政权仍是操之于少数贵族之手，通春秋一代都是如此的。

    在这种贵族政治之下，理想的政治标准是德治主义而并不是多数政治的民本主义。《左传》成公六年传：

    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

    这一段话表示德治主义的思想与多数主义的思想不同之点，很是明白。《国语》和《左传》上记载当时贤士大夫崇尚德治的言论很多，现在不能备引，总之我们知道德治的理想是当时一种有力的思想且影响于后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