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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考察
土地所有者支付给不生产阶级 ，并由这个阶级 用于生活的支出，和土地所有者为维持其本身和他的共同生活者（commensal），以及为饲养动物而对生产阶级 的直接支出，是不能混同的。因为土地所有者对生产阶级 的支出，与对不生产阶级 的支出比较起来，对农业的利益要大得多。
在有收入的所有者中，有很多人由于非常富裕，因而消费极其高价的产品。他们所消费的产品数量，从比例上看，要远低于其他阶级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所消费的产品数量。根据这一点把收入用于购买高价物品的人，与他们购买数额比起来，要少得多。然而他们的支出，支持了优质产品的价格，因而相应地也维持着其他产品的好价格，这对于土地的收入是有利的。
土地 所有者对不生产阶级 的大量支出的情况和上面所说的不同，这里有生活的奢侈（faste de subsistance）和装饰的豪华（luxe de décoration）的区别。对前者的结果，不应当像对后者的结果那样害怕。
购买豌豆一利特隆（litron过去的容积单位，是一蒲华束的十六分之一。一蒲华束约合十三公升litre）的人，支付给耕种者一百利佛尔，耕种者把它用于年再生产的耕种的支出。购买金辫带一百利佛尔的人，把它支付给工人，工人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从外国购买原料。只有用于购买自己生活用品的另一部分，才回到生产阶级 手里。甚至这流回的部分，也不像从土地所有者直接对生产阶级 支出的费用那样有利。因为工人不会为生活而购买高价的产品，因此对维持能生产高价产品性质的优良土地的价值和收入说，他的贡献不及土地所有者。甚至为购买外国产品而支付出去的部分，在进行产品相互贸易的国家，实际上至少有一部分要回到生产阶级 手里 [1] ，这是由于要负担贸易的费用，因此它的数额会减少；不可能全部流回。
第二考察
单纯的消费支出，是自身要消灭而不会流回的支出。这种支出，只有能够自给自足的生产阶级才能维持。所以，这种支出，如果不用于再生产，就要把它看作是不生产的 支出。再则，如果对于农业是多余的和不利的，那么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害的和浪费的支出。
土地所有者 支出的最大部分，至少是不生产 的支出。其中只有他们用于维护改良土地及扩大耕种的支出可以除外。但是由于他们是依据自然法尽力于财产管理，并且还担负为修复世袭财产的支出，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形成纯粹的不生产阶级的那部分人混同起来。
第三考察
在一个处于繁荣状态的国家里，耕种以及交易的自由与便利达到了最高阶段，因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已经达到了不能再增加的限度，这样就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把半数 的收入用于向不生产阶级 购买货物。如果一个区域还没有完全耕种和改良，道路缺乏，为了运送产品，还需要使河流便于通航和开凿运河，那么土地所有者为了通过必要的支出，尽可能地增多他们的收入和享乐，就必须节约对不生产阶级 的支出。在这些不能够做到时，上面所说的对于不生产阶级 的多余的支出，是对于他们的富裕和国家的繁荣有害的浪费。因为一切对于农业不利的东西，对于国民和国家是有害的。一切有利于农业的事，也有利于国家和国民。土地所有者只有为增加他们的财富，和为社会一般福利的支出才是必要的。因为土地所有权的保全，是国家统治的自然秩序的根本条件。
封建政治曾经把土地所有权看作领主的武力的基础，但它所考虑的只是土地所有权。由于这个缘故，关于土地所有权继承程序的许多习惯和奇怪的法律，尽管在君主政体经过多次变动，至今依然保持着。另外方面，为耕种所必要的，唯一能使土地获得生产力的动产所有权的保障，就注意得非常少。这是由于没有充分的理解，王国武力的真实基础，首先是国民的繁荣。
罗马虽然能够打败和征服许多国家，但不知道怎样来统治。罗马掠夺了所统治各国的农业财富。因此在它的武力消失时，使它富裕的占领地就被夺去，结果使自己无可奈何地受到敌人的掠夺和欺凌。
第四考察
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规则的秩序中，每年土地所有者 和不生产阶级 用于购买的总额，货物的全部款项都流回到生产阶级，这样使生产阶级每年能够对土地所有者 支付二十亿（利佛尔）的收入，以及对自己支付的原预付和年预付的利息。
在这样的支出分配中，如果给农业以损害，如果由于某些不适当的课税和交易中的某些束缚，使耕种者收回的数额减少，必然要使国民财富的年再生产衰落，并使人口减少。而且这种情况很容易表现在数字上。由于支出回到 生产阶级还是离开生产阶级 ?由于支出使生产阶级的预付增加还是减少 ？由于支出是维持还是降低产品的价格 ？因此使一国管理效果的好坏，由支出分配的秩序来判明 。
不生产阶级 所取得的二十亿 〔利佛尔〕，所以只有约半数能够支用于本阶级工作者的生活，因为其他的一半，要用于购买加工品的原料。因此这个阶级的人口只占国民中的约四分之一。
前面已经考察过，在生产阶级 所收回的三十亿〔利佛尔〕中，有十亿 〔利佛尔〕要作为这个阶级的每年的原预付的利息，用来不断地恢复这些预付。因此这个阶级为自己的直接工作者的支出，只余下约二十亿 〔利佛尔〕，因此他的工作者的数目，约为不生产阶级的两倍。但他们每个人可以使用耕畜进行的再生产，足以养活八个人，就是假定由四个人所组成的他自己的家族，以及属于不生产阶级 或土地所有者阶级 的同样人数所组成的其他的家族。
如果要对于一国支出的分配作进一步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农业哲学第七章。在那里可以看到，除了这里国民分配到的五十亿〔利佛尔〕之外，尚有其他的支出。例如交易的费用和耕畜的饲料等。这些支出，并不包含在《经济表》中所表示的支出分配中，如果加上这些支出，那么年再生产的总价值，就要增高到六十三亿七千万〔利佛尔〕了。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交易的支出，由于它是否会引起违反自然秩序的作用，可能在增加时会对国民不利，减少时，对国民有利。
第五考察
在上面所说的支出状态中，是假定国民只在本国进行交易。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它的地区之内，生产出满足住民需要的一切种类的财富。因而国外贸易是必要的。依靠对外贸易，国家可以把它的产品的一部分，出卖给外国，以便从外国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然而由于一国只能根据对外国售卖的数量而从外国购买，它的支出状态，必须经常的和这个区域每年重复的再生产相适应。因此以再生产的定额为基础，这项支出是能够正确地计算的。但是由于对外国贸易的不稳定，因而无法详细计算，同时就把它排除在考虑之外。还应该注意，在自由竞争状态下的国外贸易，只进行相等价值的交换。一方面不致使另一方受到损失，也不致使另一方占到便宜。
关于运输费，一国和另外一国，双方都在售卖或购买时支付。这些经费和所谓的国民基金不同，是为商人形成的另外的基金。因为在农业国家的对外贸易中，任何商人，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利益无关的外国人。这样，在一个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商业的国家，就把两种不同的国民结合起来。一种构成社会的主要部分，是和提供收入的耕种区结合起来，另一种，成为从事对外贸易的整个共和国一部分的外在附属物，这种贸易是依靠从事农业的国民进行和支付的。这项贸易的费用是必要，但应当看作是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中扣除的一种沉重负担的支出。因此这种费用，必须从所有的垄断和所有的重税中解放出来。不然将会对于主权者和其他的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成为不幸的因素。
在国外贸易处于自由竞争的情况之下，各国间进行交易的价格，应该是自由免税（Immun）商业各国计算财富和年支出的基础 [2] 。国外贸易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产品种类的多少，一国产品的变化愈多，它的输出入就愈少，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费用愈节省。然而只有在各国之间维持着贸易关系，才能够不断的保证国内商业中的产品得到最高价格，保证君主和国民得到最大收入，因此对外贸易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必须从一切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免去一切的课税。
第六考察
大家都能看到，同一产品，不知多少次的在商人和工人的手中移转。必须注意，如果流通的次数，无意义的增多，反复的出卖和购买，只是货物的转移和增加费用，并不是生产任何财富。因此产品的计算，只限于最初售卖者〔生产者〕的出售数量和价格。
这种价格越是遵循自然秩序，和越是持续维持高价，对外贸易就越是有利，越能活跃农业 [3] ，维持各种土地产品的价值，增进君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越能增加国民的现金，同时用于支付不是产品原始所有者的劳动和职务的报酬的工资数额，也会增多。
分配得或好或坏的工资的使用情况，对于国家的繁荣或衰落，国民风气的纯良或紊乱，以及人口的增加和减少，影响很大。可以使人抛离农村，为都市的豪华和享乐所吸引，或者他们也可能平均地分布于各地。后一种情况，他们可以按照生产而维持其消费。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难免要有很多输送费，这种输运费，要使最初售卖的产品价格降低，并使土地的收入，工资的数量和人口减少。
转卖（revendeur）商业，会因商人的勤勉和才能而扩大。但农业国家的商业，则受一个地区每年再生产数量的限制。因而不应该把作为国内商人纯收益的利润，和国民的财富相混同。因为国民的财富，不可能超过最初出卖者出卖时市场价格计算的土地实际再生产物的售卖量。商人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就要牺牲国民，尽可能的廉价买进，高价卖出。商人的私人利益和国民的利益相反。但是从整个情况切实地来观察，无论从整个商人阶层以及这个广大阶层的各个成员说，是以产品在最初就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实益最大。因为产品越是能够以高价出卖，则耕种就能够得到越多的纯收益。耕种的纯收益越多，则耕种越是有利。耕种越有利，则耕种的范围越能得到扩展。耕种越能再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则可以提供耕种者回收额，君主、土地所有者、十分之一税征收者的收入，以及其他一切阶层人民的工资就越多。所有种类的支出越增加，使商业能得到越多的交易物品，交易机会，和活动力，因而商人的利得总额，就会由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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