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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云南之草木鸟兽征引尤多，可谓博物之学矣。郝氏《尔雅》亦引今证古，得之目验，与剿袭陈言旧说者不同也），桂氏诠释许书虽稍凝滞，而郝氏潜心雅学，注有回穴，辄为理董，与孔氏治《公羊春秋》相同（郝氏又治《山海经》）。又大名崔述，长于考辨，订正古史，辨析精微，善于怀疑而言皆有物，咸与江北学派相似，而齐、鲁、幽、豫之间，遂为北学盛行之地矣。
要而论之，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惠栋治《易》杂引纬书，且信纳甲爻辰之说，其证一也；张惠言治《虞氏易》，亦信纬学，其证二也；王昶《孔庙礼器碑跋》谓纬书足以证经，其证三也；孙星衍作《岁阴岁阳考》，诸篇杂引纬书，其证四也；王鸣盛引纬书以申郑学，其证五也；嘉兴沈涛以五纬配五经，且多引纬书证经，其证六也。余证甚多），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惟旌德姚配中作《周易姚氏学》颇信谶纬，余未有信纬书者，江北学者亦然）。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如江永作《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释宫补》，戴震作《考工记图》，而金、胡、程、凌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任大椿作《释缯》、《弁服释例》，阮元作《车制考》、朱彬作《礼记训纂》，此江北学者通三礼之证也。而孔广森亦作《大戴礼补注》），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如惠栋《明堂大道录》、《说》，皆信纬书，惠士奇《礼说》亦多空论，若沈彤《仪礼小疏》、褚寅亮《仪礼管见》、齐召南《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咸择言短促，秦蕙田《五礼通考》亦多江、戴之绪言，惟张惠言《仪礼图》颇精，然张氏之学亦受金榜之传，仍徽州学派也）。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徽州学派无一工文之人，江北学者亦然，与江南殊），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如孙、洪皆文士，钱、王亦文人，卢、顾亦精于文辞，此其证也），此则南、北学派之不同者也。昔《隋书·儒林传》之论南、北学也，谓南人简约得其菁英，北人深芜穷其支叶。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者也；徽、扬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核，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自是以后，江北、皖南虽多缀学方闻之彦（皖南学者，如俞正燮之淹博，贯穿群言，包世荣之精纯，研治《诗》、《礼》，皆颇可观。江北学者，如汪喜荀之学近于焦、阮，薛传钧深明小学，沈龄作《方言疏》，陈逢衡治《佚周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梅毓治《梁》，薛寿治《说文》、《文选》，亦足与前儒竞长。若夫丹徒汪芷治《郑氏诗》，丹徒柳兴宗治《范氏榖梁》，句容陈立治《何氏公羊》，山阳丁晏遍治群经，海州许桂林通历算，为甘泉罗士林之师，然皆得江北经儒之传授者也），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江淮以北治小学者，有安丘王筠（著《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河间苗夔（精声韵学）、日照许瀚、商城杨铎（治小学、金石学），治地学者有大兴徐松（作《汉书西域传补注》诸书）、平定张穆（作《蒙古游牧记》诸书），咸沈潜笃实，所著之书亦大抵条举贯系，剖析毫芒，惟朴蹇，质略无文。江南学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学，揭《说文》以为标，攘袂掉臂以为说经之正宗（如湖州姚文田、严章甫、严徐卿、姚谌、程庆余，上虞朱芹仁和邵友莲，咸治小学，若赵一清之流亦精校勘之学，惟张履治三礼，汪日祯治历法，而朱骏声治《说文》，皆有心得，稍有可观），然违于别择，昧厥源流，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用中论语）。虽依傍门户，有搜亡补佚之功，然辗转稗贩，语无归宿，甚至轻易古书，因讹袭谬而颠倒减省，离析合并一凭臆断，且累言数百，易蹈辞费之讥，碎细卑狭，文采黯然。承学之士渐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学。
先是常州之地有孙（洪）、黄（仲则）、赵（味辛）诸子，工于诗词骈俪之文，而李兆洛、张琦复侈言经世之术，又虑择术之不高也，乃杂治西汉今文学，以与惠、戴竞长。武进庄存与喜治《公羊春秋》，作《春秋正辞》，于六艺咸有撰述（有《易说》、《八卦观象》、《系辞传论》、《尚书既见》、《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乐说》，以《周官记》为最精深），大抵依经立谊，旁推交通，间引史事说经，一洗章句训诂之习，深美闳约，雅近《淮南》，则工于立言，重言申明，引古匡今（如《春秋正辞》楚杀宛一条是），则近于致用，故常州学者咸便之。然存与杂治古文（如治《毛诗》、《周官》经是），不执守今文之说（如卫辄一条则斥《公羊》），其兄子庄述祖亦遍治群经（作有《尚书今古文考证》、《毛诗口义》、《诗记长编》、《乐记广义》、《左传补注》、《五经疑义》、《论语别记》），发明夏时《归藏》之义（作《夏小正经传考释》，以发明改元郊之义），以为《说文》始一终亥，即古《归藏》为六书条例所从出，复杂引古籀遗文，分别部居（作《古文甲乙篇》、《说文古籀疏证》），以蔓衍炫俗。故常州学者说经必宗西汉，解字必宗籀文，摧拉旧说，以微言大义相矜。庄氏之甥有武进刘逢禄、长州宋翔凤，咸传庄氏之学。刘氏作《公羊何氏释例》（并作《解诂笺》及《答难》），理完密，又推原《左氏》、《梁》之得失，难郑申何，复作《论语述何》、《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论》、《议礼决狱》，皆比傅《公羊》之义，由《董生春秋》以窥六经家法。又谓《虞易》罕通大义（作有《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皆申明虞注，则以虞注为全书也），《毛诗》颇略微言（初尚毛学，后改治三家诗），马、郑注书颇多讹谬（作《尚书古今集解》，颇匡马、郑），《左传》别行，不传《春秋》（作《左氏春秋考证》），别作《纬略》一书，稍邻恢诡。宋氏之学与何氏略同，作《拟汉博士答刘歆书》，又作《汉学今文古文考》，谓《毛诗》、《周官》、《左氏传》咸非西汉博士所传，而杜、贾、马、郑、许、服诸儒，皆治古文，与博士师承迥别，而今文、古文之派别，至此大明。又以《公羊》义说群经（如《论语发微》之类是），以古籀证群籍，以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会通众家，自辟蹊径，且崇信谶纬，兼治子书，发为绵渺之文，以虚声相煽，东南文士多便之。别有邵阳魏源、仁和龚自珍，皆私淑庄氏之学，从刘逢禄问故。源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其大旨与宋氏同（谓西汉之学胜于东汉，东汉之学兴而西汉博士之家法亡矣），谓西汉微言大义之学隳于东京，且排斥许、郑，并作《董子春秋发微》，复有《诗古微》。说《书》宗《史记》、《大传》，上溯西汉今文家言，以马、郑之学出于杜林《漆书》，并疑《漆书》为伪作，虽排击马、郑，亦时有善言；说《诗》恪宗三家，特斥《毛诗》，然择术至淆，以穿穴擅长，凌杂无序，易蹈截趾适履之讥（如《书古微》，以言《禹贡》数篇为最精。至于信黄石斋之《洪范》，改易经文，于《梓材》增入伯禽，增妄说也。《诗古微》不知韩、齐、鲁师说各自不同，并举齐观，此其大失）。邹汉勋与源同里，治经亦时出新义（惟不恪信《公羊》，韵论历考最精，余亦朴实敦确，惜多缺佚）。湘潭王运亦治《公羊春秋》，复以《公羊》义说五经，长于《诗》、《书》，绌于《易》、《礼》。其弟子以资州廖平为最著，亦著书数十种。其学输入岭南，而今文学派大昌。此一派也。自珍亦治《公羊》，笃信张三世之例，作《五经大义终始论》，杂引《洪范》、《礼运》、《周诗》，咸通以三世之义（又作《五经大义答问》，以主张三世之义），说《诗》颇信魏说，非毛非郑，并斥序文（又有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齐诗翼氏说疏证》），又喜治《尚书》，作《太誓答问》，以今文《太誓》为伪书，虽解说乖违，然博辩不穷，济以才藻，殊足名家，而《左传》、《周官》亦以己意抉真伪。其子龚澄复重订《诗经》，排黜《书序》，并改订各字书，尤点窜无伦绪。仁和邵懿辰，初治桐城古文，继作《礼经通论》，以《礼经》十七篇为完书，以《佚礼》为伪作，又作《尚书大意》，以马、郑所传逸书为伪撰，转信伪古文为真书，可谓颠倒是非者矣。惟德清戴望，受业宋氏之门，祖述刘、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证《论语》，作《论语注》二十卷，欲以《论语》统群经，精诣深造，与不纯师法者不同。此别一派也（别有仁和曹籀、谭献等，皆笃信龚氏学）。
当此之时，江北学者亦见异思迁，泾县包慎言（慎言生居扬州）作《公羊历谱》，又以《中庸》为《春秋》纲领，欲以《公羊》义疏证《中庸》，未有成书。宝应刘恭冕初治《论语》（宝楠作义疏未成，恭冕续成之），继作《何休注论语述》，掇刺解诂，引《论语》者以解释《公羊》，复作《春秋说》一书，亦颇信三科之义。丹徒庄（亦生长扬州）作《大圜通义》，组合《周易》、《公羊》之义，汇为一编，体例略师《繁露》，自矜通悟，然诞妄愚诬，于说经之书为最劣，拾常州学派之唾余以趋时俗之好尚，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而江北之学亦有输入南方者，一曰闽中学派，一曰浙中学派。闽中士学疏陋，自陈寿祺得阮氏之传，殚深三礼疏证、五经异义，条鬯朴纯，里人陈金城、陈庆镛、王捷南传其学，后起之士有林鉴堂（作《孔子世家补订》、《孟子列传纂》，诸书刻有《竹柏堂丛书》）、刘端。端于礼学为尤精，是为闽中之正传。浙中自阮氏提倡后，有临海金鹗，作《求古斋礼说》，其精审亚于江、戴。定海黄式三遍治群经，作《论语后案》，其子以周亦作《经训比义》，虽时杂宋儒之说，然解释义理多与戴、阮相符（与陈澧稍别），以周又作《礼书通故》，集三礼之大成。瑞安孙贻让深于训诂典章之学，作《周官正义》，亦集《周官》学之大成。别有德清俞樾，以小学为纲，疏理群籍，恪宗高邮二王之学，援顺经文之词气，曲为理绎，喜更易传注，间以臆见改本经，精者略与王氏符，虽说多凿空，然言必有验，迥异浮谈。即钱唐诸可宝、黄岩王，解经亦宗古训，不惑于今文流言，是为浙学之别派。此皆江北学派输入南方者也。
然岭南、黔中仍沿摭拾、校勘之学。岭南之士列阮氏门籍者，虽有侯康、曾钊、林伯桐，然以番禺陈澧为最著。澧学钩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若桂林龙翰臣（以韵学为最精）、朱琦，南海朱次琦，咸学兼汉、宋，与澧差同，而陈澧、朱次琦各以其学授乡里，弟子咸数十人，至今未绝。此岭南学派之大略也。黔中之学始于遵义，郑珍校定《汗简》诸书，复作《说文新附考》、《说文逸字》，长于校勘，亦兼治《仪礼》，其子小尹，亦长小学。独山莫犹人精六书形声之学，其子友芝善鉴别宋本古籍，作《唐说文木部笺异》，以考二徐未改之书，章疏句栉，有补掇之功。遵义黎庶昌，近承郑氏、莫氏之学，曾乘轺日本，搜讨秘籍，刻《古佚丛书》，使亡书复显（贵阳陈矩亦于日本得古书多种，刊以行世），此黔中学派之大略也。
要而论之，南方学派析为三：炫博骋词者为一派（如万斯大、毛奇龄之类是），摭拾校勘者为一派，昌微言大义者为一派。北方学派析为二：辨物正名者为一派，格物穷理（格物者，格物类也；穷理者，穷实理也。与宋、明虚言格物穷物者不同）者为一派（惟徽州之儒于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穷理，若江北及北方之儒，则大抵仅能正名辨物而已，然咸精当）。虽学术交通，北学或由北而输南，南学亦由南而输北，然学派起源夫固彰彰可证者也，黄、惠、江、庄谓非儒术之导师欤？且南、北学派虽殊，然研覃古训，咸为有功于群经（惟阴阳灾异之学最为无稽，摭拾、校勘之学虽无伤于大道，然亦废时玩日之一端也）。此近儒考据之精所由，非汉、魏以下所能及也（惟有私学无官学，有家学无国学）。岂不盛哉！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七号，《学篇》。</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