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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生活所准备的。战争时期,皇室成员曾委托一位法国画家在墙上重现法国的“生平”————这个画家用勒布伦(14)简朴又华丽的风格描绘了国王路易十四生活的历史场景;有面墙壁顶上矗立着一位穿着长袍的“法国”,拿着巨大的烛台。她像从一片云或一片残骸中出现,但她自己也差不多掉干净了,因为画作有好些地方还只打了草稿,画家的工作就被暴乱打断了————因而这些壁画就好像庞贝城的木乃伊,活生生被一阵石灰雨捕获,却又比别的一切死得更彻底。悬于房里的只剩下暴乱者的脚步与嘶吼,在这里,呼吸也变得急促,愈是感受到大革命爆发的突然与剧烈,每次喘息就愈近乎一次呃逆、一次痉挛。

    隔壁的房间更为压抑。墙面上完全没有了旧体制的痕迹。地板很脏,石膏裸露,但革命的印记却通过满墙的炭笔涂鸦留存下来,曾经在这间房里吃住的水手与工人们,决心用他们粗糙的语言,还有更加粗糙的图画,讲述这个一举推翻世界秩序的事件————他们用疲倦的双眼亲自看到的事件。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为恼人的东西,也从没见过什么比它更富有人性。我待在原地,看着那些粗糙又笨拙的句子:泪水涌进眼眶。革命的激情缓缓漫上我的脑海,时而唤自己为“闪电”,时而称自己作“恐慌”。列宁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字里行间,字是黑色的,但看上去却像是血痕:这名字离奇地变了质,它有着阴性的形式:列诺娃(Lenova)!

    我走出这间小室。我走进巨大的玻璃中堂,我心里明白,这地方随时可能爆炸:苏维埃政府决定把它夷为平地。我没能找到门的位置,我担心自己的性命,我只有一个人。一阵焦虑过后,我瞧见个可以通过的出口,类似开在玻璃墙中间的一扇窗。我爬上去,非常吃力地钻了出去。

    我的四周一片荒芜,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铁路桥和荒地。我等待爆炸把我刚才离开的巨大建筑一股脑儿掀个底朝天。我离开这里。我朝一座桥的方向走去。这时,有个警察开始追赶我,同时还追着一帮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警察显然是来负责疏散爆炸地点周围的人群的。我边跑边大声告诉孩子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跑。我们一起来到桥下。这时,我用俄语告诉孩子们:“到这儿就可以了。”(Zdies.,mojno...)孩子们没答话,他们很兴奋。我们一同望着建筑,可以看出它正在崩塌(但我们听不到声音:爆炸掀起一片深色的烟尘,不是螺旋上升,而是笔直地冲上云霄,像被剃平的头发,透不出一丝光亮,一切都无可救药地昏暗下去,化为齑粉……)。这阵令人窒息的纷乱,既无荣耀,亦不伟大,只是徒然地消逝在即将入夜的冬日里。这一夜甚至没有结冰,没有下雪。

    我醒了。

    我躺着,傻傻发愣,好像被这个梦给掏空了。我恍惚地看着天花板,又透过窗牖,望见一片明媚的天空。我有了逃亡的感觉,仿佛这一夜我睡在铁路上,待在拥挤的车厢里。

    渐渐地,发生过的事情一件件回归我的记忆。我跳下床。没有洗漱,直接穿好衣服,然后走上大街。已经八点了。

    这一天开始得甚是愉快。阳光灿烂,我感受着早晨的清新。但我口气很重,这让我不好受。我其实并不在乎答案如何,但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这阳光的、这空气的与这生命的湍流要将我扔在兰布拉大街上。我对一切都很陌生,毫无疑问,我憔悴不堪。我想到屠夫在猪喉管上开的洞里冒出的血泡。当下我只有一个想法:随便吃点东西,止住生理恶心,然后刮干净胡子,洗把脸,梳好头发,最后走上街去,喝点新鲜红酒,漫步在洒满阳光的街头。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没敢回去。我让理发师帮我剃须。我依然装作自己不懂西班牙语。我用手势比划。当我离开理发师的双手,我重又爱上了生活。我回酒店以最快的速度刷好牙。我打算去巴达洛纳(15)游泳。我取了车,快九点钟时抵达巴达洛纳。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在车里脱掉衣服,我没有在沙滩上躺下,我快步飞奔冲进大海。我游到一半停下,望着蓝色的天空。向着东北方向:那是多萝蒂亚的飞机出现的方向。我站在海里,水没过我的肚子。我看见自己浅黄的双腿浸在海水里,双脚没在沙中,上身、臂膀和脑袋都露在水面上。我不无自嘲地想看自己现在的模样,想看地面上(或海面上)这个几乎一丝不挂的、等着几小时后飞机从天尽头出现的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我又游动起来。天空无边无际,纯粹极了,我在水里想要笑出声来。

    5

    我趴在沙滩中央,终于开始思索自己要拿格泽妮怎么办,她会是第一个抵达的。我想:我应该立马穿好衣服,事不宜迟,我应该开车到车站去等她。我没有忘记从昨晚开始格泽妮的到来为我摆出的难题,但每当想起这事,我就推脱说晚一点再解决。也许只有等到和她面对面那一刻我才能做出决定。我不打算再粗暴地待她了。有时候我对她确实像个混蛋。我并不后悔,只是想到要一直这么下去,我也觉得无法忍受。经过一个月,我已经走出了最糟的状态。我原本还以为,前一晚开始,噩梦又卷土重来了,但现在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眼下是另一回事,甚至相信自己可以继续活下去。现在我已经能微笑面对了,无论是想起尸体,拉扎尔……还是曾经把我逼上绝路的一切。我又回到海里,躺倒后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有一刻我感到嘟蒂的身体与这光,更与这热融在了一起,于是我像根木棍绷直身体。我起了唱歌的冲动。但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是坚硬的。我觉得自己脆弱得像一声啼哭,就好像我不再悲惨的生命成了襁褓中渺小的存在。

    对格泽妮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车站找她,然后开车把她送到旅馆。但我不能和她共进午餐。我找不出借口给她。我想打电话叫米歇尔来陪她吃午饭。我记起在巴黎的时候他们碰过几次面。虽然很疯狂,但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我穿上衣服,从巴达洛纳打去电话。我怕米歇尔会不同意。但他在那头接起电话,他答应了。他和我说话。他已经彻底失了信心。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垮掉的人。我问他是否怪我先前态度唐突。他不怪我。昨晚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累得大脑一片空白。拉扎尔什么也没同他说。她甚至问了他我的近况。我觉得米歇尔举止太轻浮:一个正经的斗士怎么能在这样的日子和富家女去时髦的酒店共进午餐!我试着自己还原前一晚结束时发生的事情。我的猜想是,拉扎尔和米歇尔一道被自己的伙伴扫地出门了,半是因为他们是对加泰罗尼亚知之甚少的法国人,半是因为他们是对工人阶级知之甚少的知识分子。后来我才获悉,出于对拉扎尔的喜爱与敬重,朋友们一致赞同某个加泰罗尼亚人的提议,决定将身为外国人、对巴塞罗那工人斗争情况一无所知的拉扎尔隔离开去。他们应该也一并排除了米歇尔。最后,和拉扎尔联系的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们还是自己抱成一团,但他们也没有商量出结果:他们放弃了所有集体行动,只想第二天各自在屋顶上放几声暗枪。个人而言,我所求的不过一件事:米歇尔能和格泽妮吃午饭。另外我还希望他们能说好一起过夜,但目前米歇尔只要在一点前到酒店大堂就可以了,我们在电话里是这么约定的。

    事后,我记起来,格泽妮常常一有机会就表达她的共产主义观点。我要告诉她我叫她来就是为了让她见证巴塞罗那的动乱,她会觉得我认为她有资格参与其中,并为之雀跃不已。她会和米歇尔聊得来的。尽管颇不靠谱,我对这个解决方案很是满意,我不再多想了。

    时间过得飞快。我回到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已不是寻常模样,咖啡馆的露天座椅统统收起,商店铁门也都半拉下来。我听见一声枪响,有个罢工者朝有轨电车的玻璃开了枪。城市里有一种诡异的热烈,时而转瞬即逝,时而又沉重不堪。路上几乎没有车了,到处都是武装警察。我明白汽车可能成为石块和子弹的目标。我为自己不属于罢工者那一边而烦恼,但我几乎不抱幻想了。这座城突然渴求着动乱,它的面貌因此惹人焦虑起来。

    我放弃了回酒店的计划,直接去到车站。火车时刻目前没有变动。我瞥见有个车库门半开着,我把车停在里面。现在才十一点半。火车进站前,我还要打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找到一家还开门的咖啡馆,要了瓶白葡萄酒,喝起来却兴致索然。我想到前一晚做的革命的梦:睡着时我更聪明————或者说更有人样。我拿起一份加泰罗尼亚语报纸,但我不大懂加泰罗尼亚语。咖啡馆的氛围舒适惬意又令人沮丧。顾客很少,还有两三个人也在看报。无论如何,听见枪声时,主干道的凄惨模样给了我极大冲击。我意识到,在巴塞罗那,我置身事外,而在巴黎,我则身处其中。在巴黎,动乱发生的时候,我能和身边任何一个人交谈。

    火车延误了。我不得不一趟趟往来于火车站,车站长得像我梦里的“机械陈列馆”,我曾经在里面游荡。格泽妮的到来对我几乎算不上麻烦,但要是火车晚点太久,米歇尔在酒店可能会等得不耐烦。况且再过两小时嘟蒂也要来了,我会和她说话,她也同我说话,我会把她拥在怀里————不过这种种可能都是空想。波尔特沃(16)驶来的列车进站了,不一会格泽妮就出现在我眼前。她还没看见我。我望着她,她在收拾行李箱。我觉得她挺瘦小。她往肩上披了件大衣,可当她伸手去拎小行李箱和手提包时,大衣掉在了地上。低头去捡大衣的时候,她注意到我。我在站台上,我在笑她。她红了脸,见我笑了,也跟着笑出声来。我接过她从车厢窗户里递出来的小行李箱和大衣。她的笑无济于事,我面前的她像个入侵者,让我很陌生。我自问————我害怕————同样的事会不会落到嘟蒂头上。嘟蒂她也会让我觉得很遥远,况且嘟蒂对我而言还是捉摸不透的。格泽妮的微笑里带着忧虑————她不舒服,当她在我怀里蜷成一团,她的不适加重了。我亲吻她的头发与额头。我想要不是我正期待着嘟蒂,此刻我会是幸福的。

    我决心先不告诉她我们之间的事情将以不同于她预期的方式发展下去。她看着我忧心忡忡。她是很能打动人的:她不说话,只是望着我,她有那种不知一事却充满好奇的人的眼睛。我问她有没有听说巴塞罗那的事。她从法国的报纸上读到一些,但只有模糊的印象。

    我柔声对她说:

    “今天早上开始的总罢工,明天很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你是踩着动乱来的。”

    她问我:

    “你没生我气吧?”

    我看着她,觉得自己表现得漫不经心。她像只小鸟般啁啾着,又问我:

    “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么?”

    “我们等下要和米歇尔·T……吃午饭,愿意的话,你可以和他谈谈共产主义。”

    “真希望这儿能有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要和米歇尔·T……吃饭?你看,我很累了。”

    “总要先吃饭的……之后你再休息吧。现在,你在这儿等着,出租车都罢工了。我去把车子开来。”

    我把她留在了原地。

    这事说来复杂————故事说来荒唐。我厌恶自己和她相处时不得不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我被迫同她一道行动,就像我在病榻上时一样。我察觉到了,我来西班牙其实是为了逃离原来的生活,但我的尝试徒劳无功。我所逃避的事物追捕我,逮住我,然后勒令我重又做出疯狂的举动。我再不想这般行事,无论代价如何。尽管如此,只要嘟蒂一来,所有事情都会急转直下,万劫不复。我走得很快,迎向阳光,朝车库走去。天很热。我擦干脸上的汗。我羡慕那些有个上帝可以依靠的家伙……很快我剩下的大概就“只有眼泪可流”(17)。有人在打量我。我当时低着头。我抬起头,是个乞丐,三十来岁,脑袋上扎着头巾,绕过下巴打了个结,脸上戴着摩托车手那种巨大的黄色护目镜。他睁大眼睛盯了我好久。他的模样傲慢,在阳光下,又有种阳光的感觉。我自忖:“没准这是米歇尔,变了装!”这想法既幼稚又愚蠢。这个古怪的流浪汉从没和我见过面。

    我从他身边走过,即刻我又掉过头。他愈发直白地盯着我。我努力想象他的生活。这生活里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我自己也可能变成乞丐。总之,他,他是个乞丐,始终都是,绝非其他,这便是他所逮到的命运。我逮到的那个,我,要愉快些。从车库回来的时候,我走了同一条路。他还在那里。再一次,他盯着我看。我缓缓开过去。我很难摆脱他。我也希望拥有他那种可怖的、阳光的面貌,而不是成天像个孩子,弄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接着我想到,我原本可以和格泽妮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一直站在进站口,行李堆在脚边。她没看见我的车,天空蓝得鲜艳,可发生的一切却让人觉得风雨欲来。格泽妮站在行李中间,垂头丧气,让人感觉她脚下的大地正在崩塌。我想,不出今天,就会轮到我了,到头来我脚下的地面也会坍塌,就像她现在一样。我走到她跟前,望着她,我没有笑,露出绝望的神色。见到我她吓了一跳,那一刻,她的神情里流露出她的痛苦。她借着走向汽车的工夫镇静下来。我去提来行李,其中还有一叠报纸,包括画报和《人道报》(18)。格泽妮是坐卧铺来巴塞罗那的,但她却在读《人道报》!

    事情进展得很快,我们一言不发,不一会儿就到达酒店。格泽妮打量这座城市的街道,这对她是头一次。她告诉我第一眼看来巴塞罗那是个挺漂亮的城市。我指给她看一栋大楼前聚集的罢工份子和突击警卫(19)。

    她很快对我说:

    “这可真吓人。”

    米歇尔正在酒店大堂。他的殷勤里带着惯常的笨拙。显然,他对格泽妮很感兴趣。一见她便活络起来。她几乎没怎么听他说话,她上楼去了我为她准备的房间。

    我对米歇尔解释说:

    “现在,我得走了……你能不能告诉格泽妮一声,今晚之前我都不在巴塞罗那,我开车走,具体几点还不确定。”

    米歇尔说我脸色很差。他自己也满脸疲态。我给格泽妮留了封短信。我告诉她,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把我逼疯了,和她在一起时我犯了太多错,虽然我也一度有心改过,可昨晚过后这已经没了可能:我又如何能预料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和米歇尔强调说:我对格泽妮的关心不掺杂个人原因,不过是她实在可怜;要扔下她孤零零一个,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我加快了脚步,生怕有人会弄坏我的车。没有人动它。十五分钟后,我抵达机场。我早到了一个小时。

    6

    我现在的状态就像只被链子拴住的狗,什么都看不见。我被困在时间里,困在此刻,困在血的脉动中,饱受折磨,像个刚被捆住、就要送命的人,拼了命想要挣脱绳索。我不再期待幸福,我到底期待什么我也想不清楚,多萝蒂亚的存在太过猛烈了。飞机即将到达的时候,希望一一被排除,我冷静下来。我等待嘟蒂,我等待多萝蒂亚如同人等待死亡。这个将死之人突然明白过来,一切都完了。虽然如此,即将发生的又毕竟是这世上唯一重要的事!我已经冷静下来,可在低空滑翔的飞机却降落得很突然。我加快脚步,我起先没看见多萝蒂亚。她跟在一个高个老人后面,开始我不敢确定是她。我靠近了些,她的脸庞带着病人的消瘦。她使不上力气,必须要人搀扶下来。她见到我了,但她不看我,只是低着头,任人扶着不动。

    她对我说:

    “等一下……”

    我对她说:

    “我抱你过去。”

    她没回话,她由着我去,我抱起她。她瘦得只剩骨头。她明显很痛苦。她无力地靠在我怀里,淡漠得仿佛抱着她的是个苦力。我将她放在车里。她坐在车上,端详着我。她的微笑嘲讽又刻薄,是怀着敌意的笑。她和三个月前我所认识的那个喝起酒来似乎永不餍足的姑娘哪里还有共通之处。她的衣服是黄色的,硫黄色,与发色相同。长久以来,这幅画面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一具阳光的骷髅,骨头是硫黄色的,多萝蒂亚现在成了一块废料,生命好像把她抛弃了。

    她柔声对我说:

    “我们快点儿吧。我得在床上躺着,越快越好。”

    她撑不下去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在巴黎等我。

    她好像没听见,但终于她回答:

    “我不想再等了。”

    她出神地看向前方。

    酒店门前,我扶她下了车。她想自己走到电梯。我搀着她,我们走得很慢。房间里,我帮她脱去外衣。她低声和我交代该做的事。我得仔细别弄痛她,我给她她要的衣物。我为她脱衣服的时候,她裸露的身躯慢慢显露出来(她瘦弱的身子没那么纯洁了)我不禁露出不合时宜的微笑,她病着比较好些。

    她带着某种安慰的语调说:

    “我其实不难受了。我只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

    我的嘴唇没有拂过她的身体,她也几乎没有看我,可是卧房里发生的事还是将我们连在了一起。

    当她在床上躺下,头枕在枕头中央,她脸部的线条舒展开来,很快她又变得和从前一样美了。有一会儿,她端详着我,然后她转过脸去。

    房间的百叶窗关着,但阳光还是透过缝隙漏了进来。房里很热。一个女仆走进门,拿来一桶冰块。多萝蒂亚要我把冰装进一个橡胶袋里,然后把冰袋放在她肚子上。

    她告诉我:

    “我就是这里疼。我这样敷着冰躺着就好。”

    她又对我说:

    “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出去了。我没有看上去病得那么重。”

    她笑了,但她的笑容很刺人。

    “我不得不坐三等舱去马赛。要不然我就得等到今晚才能走,不能更早了。”

    “为什么?你钱不够了吗?”

    “我得省着点坐飞机。”

    “你是坐火车才不舒服的吗?”

    “不。我已经病了有一个月了,旅途颠簸只是让我难受————我难受,太不好受了,整晚都是。但……”

    她双手捧住我的头,然后转开脸对我说:

    “这样受苦,我很幸福。”

    说完这句话,她寻着我的双手又将我推开了。

    可自从我认识她起,她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说过话。

    我站起身。我走进卫生间哭了出来。

    我很快就回来了。我装出与她相对的冷漠。她的面部线条僵硬起来,仿佛她必须为自己的坦白报仇。

    她有一股充满激情的恨的冲动,这冲动困住了她。

    “要是我没病,我就不会来了。现在,我病了,我们会幸福的。我终于病了。

    在她压抑的狂热里,她皱紧眉头,扭曲了面容。

    她丑了下去。我清楚自己爱她身上的激烈动荡。我所爱的就是她身上的恨,我爱那恨意赋予她容貌的不期的、骇人的丑陋。

    7

    我请的医生让人通报他来了。我们睡着了。我醒来时,这间陌生的、半显昏暗的客房好像荒废了一般。多萝蒂亚和我同时醒了。见到我时她吓了一跳。我笔直地坐在扶手椅上,我努力回想自己在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到晚上了吗?显然还是白天。电话在响,我接了起来。我请前台让医生上楼。

    我在等诊察结束,我觉得很沉,还没睡醒。

    多萝蒂亚得的是妇女病:虽然身体状况很差,但她很快就能康复。旅行让病情恶化,她本来不应该奔波的。医生还会再来。我送他到电梯口。临了我问他巴塞罗那现状如何:他告诉我两小时之前罢工已经全面展开,一切都瘫痪了,但城市还算平静。

    这个男人无关紧要。可不知为何我傻笑着对他说:

    “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他同我握了手,没答话就离开了,好像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

    放松下来的多萝蒂亚在梳头。她涂上口红。

    她对我说:

    “我好些了……你问医生什么了?”

    “发生了大罢工,也许要爆发内战。”

    “为什么是内战?”

    “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人打。”

    “内战?”

    内战的念头让她恐慌。我又对她说:

    “你应该照医生说的做……”

    我不该这么快提起这件事的,有如一片阴云飘过,多萝蒂亚的脸色沉了下去。

    “我何苦要康复呢?”她说。

    * * *

    (1) 原文为Parallelo,应为Avinguda del Parallel,街名,系巴塞罗那主干道之一,因与赤道平行而得名。曾是巴塞罗那夜生活的中心。

    (2) Galella,巴塞罗那周边小镇。

    (3) Place de Catalogne,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旧城区的广场,位处城市中心。

    (4) Rambla,西班牙巴塞罗那最著名、最繁华的步行林荫大道。

    (5) Lotte Lenia(1898——1981),演员、歌手,生于奥匈帝国,后移居美国,是德国(晚年加入美国国籍)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1900——1950)的妻子。

    (6)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Mahagonny),1927年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与作曲家魏尔合作完成,起初是音乐剧,后于1930年由二人扩充为三幕的歌剧。

    (7) 《三分钱歌剧》(L'Opérade quat'sous)亦是布莱希特与魏尔联合创作的的德国音乐剧,是对英国剧作家约翰·盖伊(John Gay)1728年的作品《乞丐歌剧》的再创作版本。罗蒂·兰雅饰演妓女珍妮(Jenny)一角。

    (8) Pont du Carrousel,巴黎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始建于1834年,1930年重建。通往卡卢索广场及卢浮宫。

    (9) Pistolero,原文为西班牙语。

    (10) Barrio Chino,原文为西班牙语,中国区即拉巴尔区,曾经是巴塞罗那的红灯区。中国区是其别名。

    (11) Cante rondo,深歌是安达卢西亚地区弗朗门戈音乐的主要类型之一,情感悲伤绝望。

    (12) 除莫斯科外,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作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有“北方首都”之称。故而亦有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并称为俄国“两大首都”的说法。

    (13) 法国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战神广场尽头、军事学校前建起的钢筋玻璃结构长廊型展厅。

    (14) Lebrun(1619——1690),法国著名画家,艺术风格近折衷主义,兼具巴洛克与古典主义特色,在卢浮宫、凡尔赛等宫廷、府邸均留下装饰画作品。

    (15) Badalona,巴塞罗那东北部的卫星城市,临海。

    (16) Port-Bou,西班牙边境小镇,前往南法的中转站。

    (17) 原文为les yeux pour pleurer,n'avoirque les yeux pour pleurer是法语习语,字面意思为“只剩眼睛来流泪”,代指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

    (18) l'Humanité,《人道报》,法国日报,1920至1994年间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19) 突击警卫,西班牙语为Guardias de Asalto,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成立,用以镇压城市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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