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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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为了推进今后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召集了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的工作会议”。这种会议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前途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重“中”不应轻“外”

    我们一方面对于今后中国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繁荣表示非常的欣慰，但另一方面回顾当前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条件，则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或者有人说：我们这种“自卑感”是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中国哲学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对于它当然应该特别的重视。至于关于西方哲学问题则有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那里研究，我们只需将他们研究所得的成果加以输入就行了。

    这样对于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在研究方面的看法，事实上已经支配了有些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的思想。例如在哲学方面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西方哲学史不仅不是今后研究重点之一，而且还将它附在东方哲学史的下面，在当前条件之下不把西方哲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已经欠考虑，至于将它摆在东方哲学史之下，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例如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即成立了“哲学史组”，然而在开始的二年间，在研究工作方面与西方哲学完全无关，而仅仅以中国哲学的问题作为唯一的对象。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往往以西方哲学史代表世界哲学史，现在我们则将中国哲学史（虽然动机不同）代表世界哲学史了。

    中国人应当重视我们的哲学文化遗产，应当将它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似乎无须因而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忽视这门科学在哲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要忘却现在和今后对于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也与过去的“关起门来”“整理国故”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已成了在它的研究方面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因此，就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中一个革命的发展，它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过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了西方哲学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深入地了解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也会带来损失的。

    那些同志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并不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科学意义，而仅仅认为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理论可以从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例如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进步的哲学家们）研究所得的成果接受过来的。这种看法是非常天真的，严格点说：是多少有些外行。因为以上所指那些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所研究的问题，却带着他们不同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能满足我们实际的需要。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加辨别地接受过来，对于西方哲学史在认识上和理论上的提高，是不会发生积极作用的。

    从当前哲学史的教学条件来说，我们关于这方面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迫切需要通过研究而提高的对象，首先是过去成为哲学史中冷门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其次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直接有关的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再次就是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关系比较密切的英国17、18世纪的经验主义。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应当在哲学史研究中占适当的地位。当然从孔德开始通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才流行起来的实证主义，还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各种主要学派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现象学派和存在主义作为现代哲学史一些学派来研究，也是有其必要的。

    我们丝毫不轻视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反地我们非常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后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更需要密切注意他们的研究工作，更需要他们对于我们在研究上大力的帮助。不过我们认为对这样重要的研究工作不想独立地进行，而完全倒向人家怀里的办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认为只有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正确地接受人家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这方面的理论水平和研究风气。我们不能将思想理论当作一部机器可以简单从外国输入；就以一部机器来说，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实际条件，就是运到了中国，还是开动不起来的。

    西方哲学史是一门科学，它作为科学与其他部门的历史科学，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从我们从事哲学工作者————不仅仅限于从事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门科学，那么在我们的哲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是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损失的。

    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

    首先必须提出：如果我们不重视西方哲学的研究，则无法提高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水平（我认为结合西方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过去或现在有些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师们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只能干巴巴地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基本原理作教条式的解释，而同学们也只能逐字逐句地对于这几条基本原理无精打采地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讲解它的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内容，来讲解唯物主义者怎样应用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与唯心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那么不仅可以避免以上所指出的那种学习情况，而且在讲授内容方面也能丰富多彩起来，也能表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原有的活生生的精神。

    据说莫斯科大学新近拟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计划是：一年级学习哲学史，二年级才开始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个人认为这种设施自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理由，是非常明智的。在我们大学里面，如果实际条件允许，不妨可以试行这种办法。

    其次必须提出：五年以来在综合大学里已经逐渐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西方哲学史。这种新型的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工作之能迅速而顺利地进行，总的说来，不能不归功于学习苏联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但是我们当前哲学方面的实际情况毕竟与苏联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于哲学史的有些问题，就不能将苏联已有的结论教条式搬过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科学研究去作出它们应得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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