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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言，将来拟作《四学考》。因言：历来讲学术源流者，多是作哲学史，注论各家思想而不及其见处。《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须是明其归致，然后辨其涂虑。涂虑不辨，则失之笼侗；归致不明，则忘其本源。《汉书•艺文志》叙各家短长颇详，亦不必尽当。如论道家，以为“人君南面之术”，便不是。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仲弓便知居敬行简之道。是以人君南面，非赖有术。又杂家、小说、纵横之流，亦不足数。余尝于民国初年为《诸子汇归序》一文，但论儒、墨、道、法，将来亦祗须以判教方法分别论之。但此乃名家事，于自己分上颇少干涉，不过亦是穷理之一事耳。道家出于《易》，《易》长于语变，老子深知之。法家出于《礼》，故荀卿言《礼》，一传而为李斯、韩非。道家之失，如庄子文字恣肆，其弊也奢；法家之失，其弊也俭。实则一为礼之失，一为乐之失。乐之失为奢，为流。奢病较小，流病便大。
《四学考》玄学当以王辅嗣为祖，义学以肇公为祖，禅学以大鉴为祖，理学以濂溪为祖。其后支派繁衍，得失互见，当各为立传，加以判断。
中土圣哲名言简要，不欲说得太尽。然学者祇治理学，便易涉于笼统，故须兼治玄学、义学、禅学。但老庄之书，亦殊不易读。义学分析入微，极有条理，隋唐间无人能抵得过。韩柳一辈人，但能作文章而已，不能语微。然祇是分析精密，又落名言，故禅宗出而扫荡一切，举而空之。濂、洛、关、闽诸大师亦是生得其时，适承禅学之后，因将理学发挥而光大之。
玄学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荡一切，而卤莽承当者误认人欲为天理，弊病更大。于是理学出，一切都是实理，诚识禅学之病也。惟禅学之为人铲除己见，干干净净，儒家视之，终觉有逊色耳。
儒学虽一切均说实理，而不能体究，便又是祇记得语言文字。《宋元学案》载林艾轩答人问忠恕七绝一首云：“南人偏识荔枝奇，滋味难言祇自知。刚被北人来藉问，香甜两字且酬伊。”可见言语不到处，贵能自己领悟。
问儒书概要，答云：读经，注疏不可废。此外则《诗集传》、严粲《诗缉》、《韩诗外传》及《御纂七经》中《诗说》、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卫湜《礼记集说》、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慎修《礼书纲目》、《尚书蔡传》《东莱书说》《易略例》、韩康伯《系辞注》、朱子《易学启蒙》、伊川《易传》、《春秋》四传（《公》《谷》《胡传》长于义，《左氏》详于事。《胡传》多讲攘夷，明朝列入学官，用于科举，入清废之。不知《三传》亦说攘夷。至于康有为一派说孔子托古改制，则不可信）；四书用《集注》，《孝经》用黄道周《集传》；又《近思录》《二程遗书》《张子全书》《朱子大全》《语类》，象山、阳明之书，皆不可不读。
玄、义、禅、理四学之起，皆与时代有关。大抵世太恶浊，便使人有出尘之想。
《通书》：“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也。”朱子亦未说明，但云“说中可以概智，说正可以概礼”而已。吾今乃知之，中正但指卦爻二五，而后实有着落。“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动是变易，静是不易，皆是绝待。立天之道是气，立地之道是质，立人之道是理。“太素者未见气也”云云，亦是分论气质形象，此甚分明。
气质之性，当以刚柔善恶之言，当孟子之所谓“才”。若耳目口体之性，乃横渠所谓“攻取气之欲”，亦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之类。孟子亦姑顺时人之说以言之，故曰“君子不谓性也”。耳目口体之性与气质之性，本不可同日而语，横渠立此名（案，指“气质之性”）不是指耳目口体之性，与孟子意自别。但耳目口体之性亦是气之所为，此名亦可该摄耳。
朱子《诗集传》释《皇矣》“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全用佛说。畔即背觉，援即合尘也。
张子韶《孟子传》语多玩弄光景，以用为性。使朱子见之，必与痛驳。总之，读书太不细心，下笔又多率尔故也。说经不可有一毫胜心在，慈湖亦有信笔写去之病。
格物之“物”，温公所说，单讲亦是好话，说《大学》便差。即如阳明天泉证道答问，“为善去恶是格物”，亦是好话，讲《大学》便非。要建立宗旨，便是败缺处。《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亦是未审对机之义，不免犹有个我在也。孟子“舍我其谁”，说来犹有个“我”在。孔子“天生德于予”，则无我矣。此语乍看可异，实则人人皆是“天生德于予”，无足惊异。但从孔子口中说出便是，在王莽口中说出便非耳。
朱子文词虽和缓，然其剖析义理，下笔斩截，自有一字不可移处，不可但取气势。象山气势之盛，凌厉无前，然江西之学，于变化气质上不甚注意，亦是一病。船山气较粗，亦是气质之病。是以为学之道先重涵养。
问程、朱、陆、王异同。答云：象山学本自悟，不假师承，直指人心，重在察识，其资秉近于上蔡。上蔡初见明道，说史事背诵如流，明道责之云：“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为之汗流浃背。又语之云：“即此便是恻隐之心。”不云羞恶而曰恻隐者，以恻隐之心失，则麻木无所觉也。上蔡从此悟入，故遂以觉言仁。孟子之说四端，明道之讲识仁，阳明之说良知，皆是重在察识。朱子初宗延平，延平教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延平出于罗豫章，豫章出于杨龟山，龟山之学近于伊川，重在涵养。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也。朱子当时未甚得力，及见南轩，其学一变。南轩出于胡五峰，五峰出于文定，而文定出于上蔡。南轩于上蔡为三传，所重亦在察识。朱子因之，既而又返于侧重涵养一路。故论湖南之学有云：“发强刚毅之意多，宽裕涵泳之意少，遇事不免失之粗豪。”于延平有“孤负此翁”之语。晚年教人，惟拈“涵养须用敬”二语。实则涵养不密，察识便不能精。虽亦有时绰见天理，而流弊所至，或不免卤莽承当，阳明末流便有此矣。
刘蕺山立“独体”之名，以独为体，不知发用时体亦未尝离。其言远不如朱子《中庸章句》所言“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微细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可谓字字精切。
阳明天泉四句教付嘱龙溪，自谓建立宗旨。其事不可为法，其语亦不免渗漏。
评《龙溪论学书》云：“无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语亦有病，彼固隐然有个珠在。（《龙溪论学书》云：“驱龙护珠，终有珠在。”“无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弗忘弗助”，“成性存存”，与龙溪之言异矣。“坐忘”之说，本庄子发之，多却一“忘”字，正见其不忘，以其有得相也。就本体说，固常存；就功夫说，却要存着“不待”字不得。在学者分上，祇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龙溪之言不可用。
阴阳之说甚古，道家讲阴阳，儒家亦讲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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