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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萃编》卷八八载《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及碑阴题名。铭文撰人李荃，碑阴题名序撰人康杰并戴千龄书。《萃编》后附顾亭林、朱竹垞、叶奕苞、钱竹汀及《萃编》编者王兰泉跋，诸家考证虽详，但仍有存疑未决的问题，本文将作一点补充，以资参考。
一 撰文人李荃及结衔
铭文题署“左羽林军兵曹参军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李荃撰，吴郡戴千龄书并题篆”。王兰泉跋云：
此碑撰文者李荃，书碑者戴千龄，两《唐书》俱无传。《新书·艺文志》有李筌注《孙子》二卷，又《太白阴经》十卷、《青囊括》一卷，或即其人。但“筌”、“荃”不同耳（原注：《旧书·经籍志》无）。《金石录》但载大历十一年张同敬一碑，为戴千龄书，而于《安天王》则但载碑阴，云“分书，无姓名”，则不但未见碑阳，即碑阴亦未见其全也。
知兰泉于此碑铭撰文人李荃，与注《孙子》及著《太白阴经》之李筌是否为一人，未能断言。
今按敦煌所出《阃外春秋》残本撰人作李荃，与《封安天王铭》之李荃合。然《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史部杂史类》、《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子部兵家类》、《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子部》、《通志》卷六七《艺文略》五、《文献通考》卷二二一《经籍四八》并于《兵家类》著录，均作李筌。考署名李筌的著作尚有《中台志》、《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亦名《黄帝阴符经》、《阴符经疏》、《骊山母传阴符妙义》）、《太白阴经》、《孙子注》等均作李筌。“筌”本来可作“荃”，《庄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荃，《经典释辞》卷二八《庄子音义》云：“七全反，荃音孙，香草也，可以饵鱼；或云积柴水中，使鱼依而食焉；一云鱼笱也。”释作鱼笱，则荃即筌，许多本子都径作“筌”。(1)而且分书从竹之字常写作从草，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从竹写作从草的更是不乏其例。因此，《封安天王铭》撰人和敦煌本《阃外春秋》撰人虽作李荃，仍不能判断与《孙子注》、《太白阴经》、《阴符经疏》撰人李筌为二人。前人于《封安天王铭》撰人虽少涉及，但见于记载的李筌所撰诸书均认为一人，并无异说。唯近人王重民先生对此提出了新的论断。《敦煌古籍叙录》卷二《阃外春秋第二》跋云：
唐同时同地盖有两李筌，一作“筌”、一作“荃”，罗氏（罗振玉）盖混而一之耳。《全唐文》卷三六一载李筌《黃帝阴符经疏·自序》，(2)称“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又卷三六四载李荃《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一文，并系以小传云：“荃官左羽林兵曹参军、直翰林学士、内供奉、上柱国。”然《全唐文》所载两文，实出于一李筌，故分之亦误。《阴符经疏》三卷，今尚有《珠丛别录》单本，以道家言言兵事，正与《太白阴经》合。其《封安天王铭》一文，纯系道家言，而《孙子注》又纯系兵家言（在吉天保辑《孙子十家注》中）。然则《集仙传》所称，《全唐文》所录，著有《太白阴经》、《阴符经疏》、《孙子注》、《封安天王铭》之李筌，为以道家而言兵者。盖取《庄子》“得鱼忘筌”之意以为名，故又号达观子，居少室山，迭任内外诸军职。著《阃外春秋》、《中台志》之李荃，则为儒家言者。亦居少室山，终于布衣；著书拟于《春秋》，意在分别邪正，褒贬善恶。与骊山老母之徒之李筌，迥异其趣。
按王跋以李筌、李荃为二人，筌、荃可通，已如上说。王跋所云“得鱼忘筌”之“筌”亦作“荃”。《封安天王铭》作者为李荃，王跋认为与《太白阴经》诸书作者之李筌为一人，《中台志》作者为李筌，王跋又认为与敦煌本《阃外春秋》题名之李荃为一人，知亦不拘守署名或“筌”或“荃”之差异，主要以内容的或儒或道为准。但是《封安天王铭》一文却很难作出“纯系道家言”的判断。文中说恒山“可久可大，取诸恒”，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聪明正直，害盈福谦”，说“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范围天地，幽赞于神明”，所用典故、成语大都出于《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反倒可以说“纯系儒家言”。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断言作道家或兵家言的与作《封安天王铭》的必非同一李筌。从所著书看来，《阃外春秋》叙“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虽名“春秋”，实是论兵的著作，所以除《新唐书·艺文志》外，诸书目录都列于兵家；《孙子注》、《太白阴经》之为兵书，自不待论，因此，李筌主要是个军事学家。《封安天王铭》一文记述玄宗崇封山岳的所谓“盛典”，是篇应用文，体裁应当庄重典雅，其敷衍儒经是与文体相适应的。《中台志》叙列代宰辅邪正之迹，当然与仙道、兵机无关；都不能以此论李筌属于哪一家。
关于李筌事迹，《四库总目提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兵家类太白阴经”条，罗振玉《雪堂校刊丛书叙录》卷下、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卷二《阃外春秋跋一》，都有考证，而以王跋引证最详。他们所据的前代记载不外下列十种书：
（一）唐范摅《云谿友议》卷上“南阳录”条。
（二）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卷一“李筌”条。
（三）宋曾慥《集仙传》（未见原书，据《太平广记》卷六三引）。
（四）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下《史部·职官类》“中台志”条。
（五）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阃外春秋”条。
（六）《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道家类骊山母传阴符玄义”条。
（七）《太白阴经序》及《进书表》。
（八）敦煌本《阃外春秋进书表》。
（九）《全唐文》卷三六一《阴符经疏序》。
（一〇）《全唐文》卷三六四《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所系小传。
（八）、（九）、（一〇）仅王重民先生《阃外春秋》跋中引用。其（七）《太白阴经自序》及《进书表》，则罗、王都以为后人伪作。
据王氏敦煌本《阃外春秋》第二跋附录李荃《进书表》，末称“天宝二年（743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荃上表”，知其时尚未得官，后有内宦袁思艺宣敕，玄宗对此书颇为赞赏，命付史馆。很可能他就因进书得充翰林供奉，并授羽林军兵曹参军。这在当时不乏其例，李白即以布衣待诏翰林，杜甫献三大礼赋，以布衣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史部·职官类》著录李筌《中台志》十卷，称：
右唐李筌撰。起殷周迄隋唐，纂辅相邪正之迹，分皇、王、霸、乱、亡五类，以为鉴戒。唐相以李林甫、陈希烈附皇道。筌上元中（760——761年）乃自表天宝初迫以缀名云。
按晁氏没有记李筌官职，也没有说是布衣。我想如果他以布衣私撰此书，李林甫、陈希烈似乎也不必以缀名皇道为重，大概也是进呈的书，很可能他已入翰林，身居卑官末职，李、陈才得以“迫以缀名”。考李林甫以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十四年十一月以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旋改右相。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卒；陈希烈于天宝五载（746年）四月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四月迁左相，兼兵部尚书，十三载（754年）罢为太子太师。(4)林甫与希烈自天宝五载至十一载并相。《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天宝五载九月壬子记“于太清宫刻石为李林甫、陈希烈像，侍于圣容之侧”，明年希烈与林甫并为左右相。晁氏称李筌于上元中自表“天宝初迫以缀名”，称“初”则《中台志》成书应即在天宝五、六载间。如果天宝三载进呈《阃外春秋》未即授官，至迟在天宝五、六载间亦必以进呈《中台志》得官，因为据《封安天王铭》，他在天宝七载（748年）已是“左羽林兵曹参军、直翰林学士、内供奉”了。
按诸卫参军是本官，直翰林院学士、供奉是差遣。值得注意的是李荃的翰林职称。人所习知，唐代翰林院本是词章、琴棋书画、医术等所谓艺能之士被召所处的机构，各以专长听候召唤，称为待诏。玄宗嫌中书舍人草写制诏迟缓，翰林院置在银台门内，地处内廷，才选择朝臣中文学之士入翰林，草写机要制诏，称为供奉。被选的翰林供奉如张说、张九龄都是当时第一流文人，名位俱高。翰林院中待诏与供奉地位高低不同，职司亦异。据唐人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供奉为学士，在旧翰林院之南别建学士院，为学士所处之地。旧翰林院中没有学士，更与草写制诏无关。虽然学士和学士院实自翰林院分出，但唐人记载却不加翰林二字，而且强调翰林院没有学士，其置学士要到德宗时代。(5)今据李筌题衔，则至迟天宝七载，学士院已冠翰林之名。又诸书多言翰林供奉改称学士，(6)据此碑题衔则李荃虽是直翰林院学士，仍有供奉之号。又直翰林院学士的职称亦不见记载，《唐六典》卷九《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置集贤学士，注云：“五品已上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知翰林学士院初置亦同集贤之例。羽林军兵曹参军正八品下，所以称直学士。
李筌当时有一定文名，所以能被选为翰林院直学士、供奉，博陵太守贾循远道请他作《封安天王铭》。
再往后，李筌有纪年的著作便是《太白阴经》。此书前有自序及《进书表》，罗振玉曾力斥为伪造。按自序题“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候臣李筌”，罗氏已指出“永泰无四年，二年十一月即改大历，作伪之迹显然”。今按李筌唐臣，似不当永泰上冠“唐”字，又河东节度使都虞候虽是军中要职，却不是官，自序虽不必题全衔，似亦不应只署军职而不具本官。此序《守山阁》本有注：“旧抄无此序，张刻本有之，今姑存以俟考。”则钱氏刻此书时已疑其不可信。其《进书表》则注云：“张刻本无此表，今依旧抄本。”表末题“乾元二年（759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署衔与当时官制符合。值得注意的是所题“乾元二年四月”这个年月。自安史乱起，幽州是叛乱集团的根据地，朝廷怎么能任命刺史？为了志图恢复，虽也可能命官遥领，但总觉可疑。(7)今只能就书中内容推测成书年代似当在安史乱后一段时期。本书卷三《关塞四夷篇》大体据天宝间形势，诸道节度与《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所载八节度合，又加上自范阳分置的平卢，自碛西分置的北庭，仍是开、天间制度，又加上黃河北道及河南道。其黄河北道称“安北……今移在永清”。按《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条下称“（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城，及移安北大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初读此文，似安北府移永清栅即在天宝八载（749条），但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天宝十二载十二月称“改横塞城为天德军”；同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
天宝八载，于木剌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十三载，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仍改横塞卫（军之讹）为天德军，子仪为之使。
据此，知横塞军改天德军实在天宝十二载或十三载（753年或754年），安北都护府移治永清栅亦即在此时，《唐会要》牵连叙述，未加分别。(8)李筌既云安北“今移在永清栅”，《太白阴经》成书必在此年后。更为明显的是《太白阴经》卷七《祭文·总序》直称“唐元（玄）宗”。玄宗卒于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则成书更晚在代宗时（762——779年）。(9)
《郡斋读书志》说李筌于上元中自表申理，大概仍在当官，可能曾以郎中任荆南节度判官或节度副使（见下）。
《阴符经疏》的著作年代比较复杂。《道藏》闰一载《黄帝阴符经疏·序》称“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好神仙之道”，说他在嵩山虎口岩石壁中获得北魏寇谦之所藏的《黄帝阴符经》，后来在骊山遇见一位老母教导他读懂这部书。后来他依骊山老母的传授，作《阴符经疏》。《神仙感遇传》李筌条和《集仙传》“骊山姥”条叙李筌得《阴符经》事大致与序同，但文句各有增损。序也像后人所作，疑出于同一来源。《云溪友议》的纪载则很不相同，本书卷上“南阳录”条云：
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阴符经》，兼成大义。至“禽兽之制在气”，经年，懵然不解。忽梦乌衣人引理而教之。其书遂传于世……筌后为邓州刺史。（以下叙李筌在邓州任上，安禄山生于南阳，筌一见预知其为“假天子”。前人早经指出其说荒诞无稽。）
据此则李筌注《阴符经》在作《阃外春秋》之后，早已入仕为官。教道李筌读懂《阴符经》的是梦中所遇的一个“乌衣人”。骊山老母和乌衣人当然均出假托，无须多说。所云李筌作《阃外春秋》是任荆南节度判官时，也是臆说，《阃外春秋》进呈在天宝二年，有《进书表》可证。而天宝二年也还没有荆南节度。据《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荆南节度置于至德二载（757年），已在进呈《阃外春秋》后十四年了。更不论安禄山未生之先，那时节度使尚未形成制度。(10)但是说《阴符经疏》成书在《阃外春秋》后却有确证。经疏卷上《神仙抱一演道章》称“禄山、思明篡逆悖乱之臣”，显然成书必成于安史乱后。(11)
然而问题并不那样简单。《道藏》闰五还收录署名张果先生《黄帝阴符经注》一卷。《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张果传》说张果“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张果是个煊赫的神仙，当然难以追究他究竟活到什么年代，但本传和他书所记他的活动大致在武则天至玄宗时，开元末入山隐居，《新唐书》卷二〇四《方伎张果传》称果离长安后“至恒山蒲吾县，未几卒”，未及安史之乱。《道藏》闰五所收《阴符经注》专驳李筌说，《序》称：
近代李筌假托妖巫，妄为注述，徒参人事，殊紊至源。不惭窥管之微，辄呈酌海之见，使小人窃窥，自谓得天机也，悲哉！臣固愚昧，尝谓不然。朝愿闻道，夕死无悔。偶于道经藏中得《阴符传》，不知何代人制，词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编之，附而入注。
所云“妖巫”即指骊山老母。据序文可知此书旨在驳斥李筌的注释。如果此书确是张果所作，(12)则必李筌《经疏》早经传播，其成书年代就应当推前。但又怎样解释《经疏》中明见安史悖逆之文呢？不但如此，张果书中驳李筌说凡十四条，其中引李筌说不见或部分异于今传本《经疏》者达九条之多，则张果所见的李筌书和今传本《经疏》不同。这里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张果所见的是李筌的初稿本，成书至晚在开元间，那时他尚未入仕，故只署少室山李筌，今传本乃安史乱后的改定本。在改定时删改了一些被驳斥的论点和例证。当然，这一解释是以《道藏》闰五的《阴符经注》确为张果著作为前提的。
综上所述，可以列举如下九点：
（一）李筌、李荃应是一人。
（二）李筌早年居少室山，大致在开元间著有《阴符经疏》，流传于世。
（三）天宝二年（743年）进呈所著《阃外春秋》。
（四）天宝五或六载（746年或747年）进呈所著《中台志》。可能于天宝二年已因进书得官，至迟进呈本书时得官。
（五）天宝七载（748年），李筌官左羽林军兵曹参军事、直翰林院学士、供奉，上柱国勋。
（六）上元中（760——761年）李筌上表，申明《中台志》中以李林甫、陈希烈列于皇道，出于被迫。官职不详。
（七）大致在代宗时（762——779年）《太白阴经》成书。
（八）安史乱后某年，改定《阴符经疏》。
（九）李筌于安史乱后可能以郎中出任荆南节度判官或荆南节度副使。
二 安禄山的郡望质疑
《铭序》称：
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郡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蕃、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
按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称“（天宝）七载（748年）六月，赐实封三百户，并赐铁券，封柳城郡开国公”，碑立在五月，故封爵仍是“柳城县开国伯”。《事迹》载录《进封郡公诏》，记禄山官，与碑微异，称：
骠骑大将军、兼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御史大夫，范阳郡大都督府长史、柳城郡太守，持节、范阳节度、经略、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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