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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正书
题解
《袁子正书》，晋袁准著。袁准为曹魏郎中令袁涣第四子，入晋后，为给事中。以儒学知名，忠信公正，不耻下问，性恬退。正史无传。著书十余万字，主要论治世之务。其书宋代以后亡佚。今辑佚所得，共计一万五千余字。因受唐代名臣魏徵的推崇而入选《群书治要》，影响深远。
袁准的治世思想倾向于儒法并重。如在《礼政》篇中，他提出，治理国家，要德治和法治并举，才是“治之至也”。他认为“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他进一步论述说，只偏重法治而轻视德治，必然会造成“久则民忽，民忽则怒”的后果。相反，只抓德治，则忽视法治，必然会造成“有仁义而无刑罚，则民慢，民慢则奸起”的后果。所以他认为治国要“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
袁准明确提出了富民思想。他认为：“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并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治乱》）
《群书治要》辑录的《袁子正书》篇目有《礼政》等十七篇。魏徵在给唐太宗的谏言中多有引用。
作者简介
袁准（约于公元220年——公元300年间在世），一名袁准，字孝尼，晋陈郡扶乐人，三国魏名臣袁涣之子，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入晋后，官至给事中。与嵇康、阮籍相熟。精读经史，著述丰富，多有个人独到的见解。
《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附从祖准传：“准字孝尼，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
《三国志·魏书·袁涣传》，裴松之注引《袁氏世纪》曰：“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已。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此准之自序也。荀绰《九州记》称准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
《世说新语》载，袁准曾经想向嵇康学习《广陵散》，嵇康吝惜固守，不肯传给他。后来嵇康被杀时，神态不变，向人要过琴来弹奏，弹了一曲《广陵散》。曲子奏完，他说：“袁孝尼曾经向我请求学习这支曲子，我舍不得传授给他，《广陵散》从今以后断绝了！”
体政
题解
本篇是袁准治国思想的总纲。袁准认为，仁义、礼制、法令、刑罚这四点是治国的大要，其中，仁义、礼制是根本，法令、刑罚是辅助。以仁义治国虽然显得柔弱，却能持久；以刑杀治国显得强硬，但是却会加速亡国。
治国之大体 [1] 有四：一曰仁义，二曰礼制 [2] ，三曰法令，四曰刑罚。四本者具，则帝王之功立矣。所谓仁者，爱人者也。爱人，父母之行也，为民父母，故能兴天下之利也。所谓义者，能辨物理 [3] 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兴利除害者，则贤人 [4] 之业也。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 [5] ，使民迁善 [6] ，日用而不知也。儒者 [7] 见其如此，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治之要会 [8] ，商韩 [9] 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 [10] 仁义。不知仁义为之体 [11] ，故法令行于下也，是故导 [12] 之以德，齐 [13] 之以礼，则民有耻，导之以政 [14] ，齐之以刑，则民苟免 [15] ，是治之贵贱者也。先仁而后法，先教而后刑，是治之先后者也。
译文
治理国家的纲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仁义，二是礼制，三是法令，四是刑罚。这四个方面具备了，帝王的功业也就确立了。所谓“仁”，就是爱人。爱人，是为人父母的品行。能做百姓的父母，所以能兴办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所谓“义”，是能认识事物的规律。做事合乎规律，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兴利除害，是贤人做的事情。仁义、礼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没有根本则国家不能建立，没有手段则治国不会成功。礼教治国，首先要讲仁义。用恭敬谦让的品行做示范，使民心在不知不觉中改恶向善。儒家学者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使用刑罚。不懂得要用刑法作为后盾，然后才能大兴仁义。法令是奖励善举、惩治恶行的，这是治理的要旨。商鞅、韩非之辈看到这个方面，就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仁义。不知道仁义是治理国家的主体，因此才用法令来作为管理国家的后盾。所以用仁德来引导，用礼制来管理，百姓就会知廉耻。如果以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治理，百姓就会只图免于刑罚。这是治国方略的高下之别。先讲仁政而后讲法治，先行教化而后行刑罚，这是治理国家的先后次序。
夫远物难明，而近理易知，故礼让缓而刑罚急，是治之缓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礼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 [16] 之者仁，明 [17] 之者礼也，必行之者刑罚也。先王为礼 [18] 以达人之性，理刑以承礼之所不足，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无本也。以刑法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伪 [19] 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久则民忽 [20] 。民忽 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民慢 [21] 。民慢则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 [22] 之以法，使两通而无偏重，则治之至 [23] 也。”夫仁义虽弱而持久，刑杀虽强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译文
深远的道理不易明了，眼前的道理容易了解。所以恭敬礼让的教化要慢慢来，而刑法的治理讲究快，这是治理国家的缓急之别。有仁德的人可以使人有德行，却不能使人知道禁忌。讲礼法的人能使人知道禁忌，却不一定能使人懂得仁爱。所以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显示仁义的是礼制，使人必须遵守礼制的是刑罚。古代先王制定礼法来实现人们本性的仁义，调整刑罚来弥补礼制的不足。所以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国，是不懂得人性本善，于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认为刑罚不可以治国的，是不了解人习性的伪诈，于是就失去威慑，失去威慑就不能禁止恶行。所以有刑罚而没有仁义，时间久了百姓就会疏忽，百姓疏忽就会发生叛乱。有仁义而没有刑罚，百姓就会怠慢，百姓怠慢，就会作奸犯科。所以说，以仁义为根本，以法律为辅助，使两者结合而不偏重，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仁义教化虽不显著，但是效果持久。刑罚效果显著，却会加速国家的灭亡。这是治理国家的自然之道啊。
经国
题解
经国，即治理国家。本篇袁准总结了曹魏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建立爵位等级制度，分封诸侯王室和亲属，作为蕃屏，以保证中央政权的稳固，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 [24] ，利后嗣者也，是故国治而万世安。秦以列国之势而并天下，于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县，虽有亲子母弟，皆为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汉家，见亡秦之以孤特亡也，于是大封子弟，或连城数十，廓地千里，自关 [25] 已东，皆为王国，力多而权重，故亦有七国之难 [26] 。魏 [27] 兴，以新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治，于是封建 [28] 侯王，皆使寄地，空民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力侪 [29] 于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 [30] 之仪，邻国无会同 [31] 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不能得，既违宗国 [32] 蕃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译文
先王治理国家，之所以设立五等爵位（分封诸侯），是为了设立藩屏护卫朝廷、利益后世子嗣，因此国家大治，长久安定。秦朝趁着列国分立的形势而统一了天下，于是废除诸侯国，设立郡县。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兄弟，都成为平民。等到秦国衰败，陈胜一人高呼而天下就离叛。到了汉朝，看到秦朝是因为孤立无援而快速灭亡，于是大肆分封刘氏子弟，有的封地连城数十个，领地千里，从函谷关向东全是诸王的封地。他们兵力众多权势很重，于是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曹魏兴起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之后，人口减少很多，不能沿袭古代的治国方法，于是对所分封的诸侯，都使他们有寄身的土地，空有王侯之名而没有实权。各个王国可以役使老弱士兵百余人，来护卫王国。虽然有王侯的名号，但是实力却跟普通人相似。封地远在都城千里以外，没有按期朝觐天子的礼仪，邻国也没有会合结盟的制度。诸侯游猎，不能超过边界三十里。又给他们配备了监察和辅助治理的官吏，专门负责监察诸王的行为。王侯都想做布衣百姓却不能如愿。（这样做）既违背了同姓分封诸侯国作为藩屏护卫朝廷的本意，又损害了骨肉亲戚间的恩情。
昔武王既克殷，下车 [33] 而封子弟同姓之国五十余，然亦卜世 [34] 三十，卜年 [35] 七百。至乎王赧 [36] 之后，海内无主，三十余年。故诸侯之治，则辅车 [37] 相持，翼戴 [38] 天子，以礼征伐。虽有乱君暴主，若吴楚之君者，不过恣睢 [39] 其国，恶能为天下害乎。周以千乘 [40] 之赋 [41] 封诸侯，今也曾无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俭少也？岂古今之道不 同，而今日之势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圣人者岂能无衰，能审终始之道，取其长者而已。今虽不能尽建五等，犹宜封诸亲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会同之义，以合亲戚之恩，讲礼以明其职业，黜陟 [42] 以讨其不然 [43] ，如是则国有常守，兵有常强，保世延祚，长久而有家矣。
译文
过去周武王攻克了殷商，初登帝位就分封同姓子弟诸侯国五十多个，周朝国运延续了三十代，享国七百年。周赧王之后，国家没有君主，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分封诸侯而治天下，则诸侯国与中央朝廷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扶持，诸侯拥戴天子，天子按照礼义进行征伐。即使有暴乱的君主，像吴国和楚国的君主那样，也不过在他们自己的封国内放任妄为，怎么能为害天下呢？周天子用拥有千乘兵车的大王国封赐诸侯，而现在的诸侯却连一座城池的土地都没有。为何周王室那么大方，而今天却少成这样？难道是因为古今的世道不同，今天的形势就 是这样吗？是没有仔细思考罢了。世间的事物都有一定的弊端，圣人治国难道就能不衰败吗？不过是圣人能够明了事物兴亡的道理，从中选择有利的一面罢了。今天虽然不能完全建立五等爵位的制度，也还是应该分封王室亲属，使他们拥有少量的土地；制定定期和不定期朝觐的制度，以合乎亲属间的恩情；通过宣讲礼法来明确他们的本分，通过爵位等级的升降来惩治不守礼制的诸侯。这样的话，国家有稳定的制度，军队能长期保持强大，能够世代延续，国家长治久安，政权稳固。
设官
题解
设官，就是设置官职、封赏爵位。袁准认为，官职要和职责相称，君主应该效法先王之道，让官员“各有分职，使各以其术，自己职事，则是非精练”。并指出爵位封赏不当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隐患。
古者三公 [44] 论 [45] 王职，六卿 [46] 典 [47] 事业。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无事，或职小，又有贵重 [48] 之官，无治事之实，此官虚设者也。秦汉置丞相 [49] 九卿 [50] 之官，以治万机，其后天子不能与公卿造事 [51] ，外之而置尚书，又外之而置中书，转相重累，稍 [52] 执 [53] 机事 [54] ，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职遂轻，则失体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贵者，以职大故贵。今列侯无事，未有无职而空贵者也。世衰礼废，五等散亡，故有赐爵封侯之赏。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治疑法），政以安宁，国家未必封侯也。而今军政之法，斩一牙门将者封侯，夫斩一将之功，孰与 [55] 安宁天下也。安宁天下者不爵，斩一将之功者封侯，失封赏之意矣，夫离古意制，外内不一 [56] ，小大错贸，转相重累 [57] ，是以人执异端 [58] ，窥欲无极 [59] ，此治道 [60] 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职，使各以其属 [61] ，达之于王，自己职事，则是非精练 [62] ，百官奏（奏上下似脱字），则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译文
古代三公和君主讨论国家大事，六卿掌管国家具体的政事。职责重大的官职大，职责轻的官职小。如今的三公或者无事做，或者职责小。也有的位高权重的官员，却没有管理实质的事务，这样的官职就形同虚设了。秦朝和汉朝设置丞相和九卿的官职，来管理国家事务。其后，天子就不能再与公卿共同分担政事，于是九卿之外设置了尚书，又在尚书之外设置了中书，辗转重叠，让他们稍稍能执掌国家机要事务，来制约百官的本职。公卿这样重要职位的职事就轻了，这就失去了设置这些职位的本意。甚至还有士兵被封侯的。古代尊贵的人，是因为职责重大才尊贵。如今列侯无事可做。从来没有无职权而凭空尊贵的。世道衰微，礼法废弛，五等爵位形同虚设，所以有赐爵封侯的奖赏。既封公又封侯，违背了爵制的意义。如今有才能可为卿为相的人，身居三公的官位，整治国事，使国家安宁，也未必能封侯。然而现在军队法规规定，斩杀敌军一个牙门将的就能封侯。斩杀一个敌将的功劳，能与安定天下相比吗？使天下安宁的人不赐给爵位，斩杀一个敌将却可以封侯，这就失去封赏的意义了。背离古代官爵的意义，凭着自己的想法，使得内外标准不一，大小错位，辗转重复，所以人们心怀鬼胎，觊觎权力，这是治理国家所要警惕的祸患啊！先王设置官位，各有不同的职权，让他们以各自的职务对君王负责，对自己的本分做到是非分明，百官上奏言事则下情就不会被堵塞，这就是先王的治国之道啊。
政略
题解
政略，指的是为政的大略。袁准认为，要精简官吏，使官员人数和政事相当，这样可以减少百姓的负担。并提出要提高官员的俸禄，让其可以一心奉职，百姓才能安宁。同时指出，治理国家要推行仁义，不能玩弄权术。
夫有不急 [63] 之官，则有不急之禄，国之蛑贼 [64] 也。明主设官 [65] ，使人当 [66] 于事，人当于事，则吏少而民多。民多则归农 [67] 者众，吏少则所奉 [68] 者寡。使吏禄 [69] 厚则养足 [70] （养足下似脱养足二字），则无求于民。无求于民，奸轨 [71] 息矣。禄足以代耕，则一心 [72] 于职。一心于职则政理，政理则民不扰 [73] ，民不扰则不乱其农矣。养生 [74] 有制 [75] ，送终有度 [76] ，嫁娶宴享 [77] ，皆有分节 [78] ，衣服食味 [79] ，皆有品袠，明设其礼而严其禁，如是则国无违法之民，财无无用之费矣。此富民之大略也。
译文
有不必要的官职，就会有不必要的俸禄，这是国家的害虫。英明的君主设置官制，使人数和政事相称。人数和政事相称，就会让官吏减少而百姓增多。百姓多从事农业劳动的就多，官吏少拿俸禄的人就少。使官吏俸禄多则足以供给家用，这样官吏就不会再向民间索求。不向民间索求，违法作乱的事就停息了。俸禄足以供养家庭，官吏就会专心于职务。官吏专心于职务，政事就理顺了。政事理顺，百姓就不被侵扰。百姓不被侵扰，农业生产就不会被扰乱了。活着时供养有一定的规定，送终时有一定的节度；男婚女嫁、宴客祭祖，都有一定的名分和礼节；服装、饮食，都有标准规制。明确设定相应的礼法，并严格禁止违礼的行为。这样，国家就没有违背法律的百姓，钱财就没有不必要的开支了。这是富裕百姓的大计啊。
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责义而不责功，行莫大于孝敬，义莫大于忠信，则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 [80] 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礼设则民贵行，分明 [81] 则事不错，民贵行则所治寡，事不错则下静一 [82] 。此富民致治 [83] 之道也。礼重而刑轻则士劝 [84] ，爱施而罚必 [85] 则民服，士劝则忠信之人至，民服则犯法者寡，德全则教诚，教诚则感神 [86] ，行深 [87] 则著厚，著厚则流远，尚义则同利者相覆 [88] ，尚法则贵公者相刻 [89] ，相刻则无亲 [90] ，相覆则无疏，措礼则政平，政平则民诚，设术则政险 [91] ，政险则民伪 [92] 。此礼义法术之情 [93] 也。
译文
不符合先王治国方略的事不能做，不符合先王治国方略的话不能说；名声不得靠弄虚作假求得，富贵不能靠谄谀欺骗求得。这样，有天下者就自然知道如何取舍行事了。根据行为而不根据名声，期求道义而不追求功绩；品行没有大过孝敬的，仁义没有大过忠信的。这样天下臣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教化百姓的大计啊。礼法制定了，百姓就会重视自己的品行；本分明确了，事情就不会错乱。百姓重视自身的品行，治民的法令就会减少；事情不错乱，下面的人就会专心致志。这是使百姓富足、天下安定的方法啊。礼义重而刑罚轻，士人就会得到劝勉；仁惠施行而有罪必罚，百姓就会服从。士人得到劝勉，忠信的人才就会来到；百姓服从，犯法的人就少了。品德齐备教化就会真诚，教化真诚就会感动神灵；德行深厚就会声名显著，声名显著就会流传深远。崇尚道义，即使同样好利的人也会相互庇护。崇尚法制，则即使看重公平的人也会刻薄。彼此刻薄就没有感情，相互庇护就不会疏远。施行礼法则政治就会平正，政治平正百姓就会诚实。玩弄权术政治就会危险，政治危险百姓就会喜欢欺诈。这就是礼法、道义、法律、权术各自实施的情况啊。
论兵
题解
本篇谈的是用兵之道。袁准总结了作战的四大原则和用人的四大要点，强调要重视公正。他又指出，礼与法是首和尾的关系，文与武是本和末的关系，用兵不知先为政，会导致国家灭亡。
夫为政 [94] 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机 [95] ，一死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今有人于此，力举重鼎 [96] ，气盖三军，一怒而三军之士皆震 [97] ，世俗见若人者，谓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观之，此亡国之兵也。夫有气者，志先其谋，无策而径往 [98] ，怒心一奋，天下若无人焉。不量其力，而轻天下之物，偏遇 [99] 可以幸胜，有数者御之，则必死矣。凡用兵正体 [100] 不备，不可以全胜。故善用兵者，我谓之死，则民尽死；我谓之生，则民尽生；我使之勇，则民尽勇；我使之怯 [101] ，则民尽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胜者也。
译文
为政失去正道，还可以反思并改正。用兵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人死是不会复生的。所以说，天下的难事在于用兵。假如现在有人在此能力举重鼎，气势盖过三军，一发怒三军将士都被震慑，普通人见到此人，会说他能统率军队。但是依我看来，这是一个亡国的 武夫。有怒气的人，情绪先于谋略，没有定好策略而直接用兵，怒火一发，天下好像没有敌得过他的人了。不能正确估量自己的实力，而傲视天下，偶然或许可以取胜，若遇到有谋略的人抵抗，他就必死无疑了。凡是用兵，正常的法式不完备，就不能获得全胜。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想让士兵拼死，士兵就会拼死；想让士兵生还，士兵就会生还；想让士兵勇敢，士兵就会勇敢；想让士兵胆怯，士兵就会胆怯。能让士兵赴死而不能让他们求生，能让士兵奋勇而不能让他们胆怯，这是只知道用兵的一半，不会获得全胜。
夫用战 [102] 有四：有大体者，难与持久；有威刑者，难与争险 [103] ；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势 [104] 者，御之以坚。用兵能使民坚重 [105] 者，则可与之赴汤火 [106] ，可与之避患难。进不可诡，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尽（尽疑画误）地而守固，疑间不能入，权谲不能设也。坚重者，备物者也。备物者无偏形，无偏形故其变无不之也。故礼与法，首尾也；文与武，本末也。故礼正而后法明，文用而后武法，故用兵不知先为政，则亡国之兵也。
译文
作战有四个方面：对于有长久计画的敌人，不可与之久战；对于军纪严明的敌人，不能与之争险；对于善于以柔制胜的敌人，要慎重地对待；对于善于利用地形的敌人，则以壁垒与之对峙。用兵而能使己方将士信心坚定从容，就能与他们一起赴汤蹈火，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度患难，进军时不会被欺诈，退军时敌人不能追击，所到之处百姓安宁，用尽地势之利而防守坚固，谣言、离间不能入其心，弄权、欺诈的行为无法施展。所谓坚定从容，是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 备充足，就没有出乎意料的情况。没有出乎意料的情况，所以他用兵就能变化自如了。所以说，礼与法是头和尾的关系，文和武是本和末的关系。礼义端正了法度就会严明，文治运用后武力才能施展。所以用兵不知道先处理好政事，就是亡国之兵。
用人有四：一曰以功业期之，二曰与天下同利，三曰乐人之胜己，四曰因才而处任 [107] 。以功业期之，则人尽其能；与天下同利，则民乐其业。乐人胜己，则下无隐情 [108] ；因才择任，则众物备举。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众善，不以一过掩众美，不遗 [109] 小类，不弃小力，故能有为 [110] 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 [111] ，屏谗慝 [112] 之萌 [113] 。兵者倾危 [114] 之物，死生之机，一物不至，则众乱兴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 [115] ，心公而隙塞，则民专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贤才至，一公则万事通，一私则万事闭。兵者死生之机也，是故贵公。
译文
用人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建功立业为期许，二是和天下人共用利益，三是喜欢别人胜过自己，四是根据才能给予相应的职位。以建功立业相期许，就能人尽其能；与天下人共用利益，百姓就会乐于本职；喜欢别人胜过自己，下属就不会隐瞒实情；因才任职，就会万事得到整治。人才各有所能和所不能，因此有智慧的人不会责求一个人办成所有的事，也不会因为某方面的缺陷而掩盖他的长处。不忽视小的方面，不放弃小的才能，所以能有作为。治理天下的人，他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一点。哪一点呢？就是公正罢了。公正，能够克制天下的私 心邪心，抑制邪恶和奸佞的萌发。军队是能使天下倾覆的东西，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件事考虑不周，各种灾祸都会发生。所以要用仁德聚拢天下的民心，以公正阻塞天下的猜疑。心地公正，猜疑停止，百姓就会专心用命了。公正之心显明，贤才就会到来。一用公心，就万事亨通。一用私心，就万事遇阻。军队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以要重视公正。
王子主失
题解
本篇重点谈的是君主的过失。袁准认为，“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过失也，患有过欲改而不能得也”。这样，奸臣就会讨好取悦人主，人主不能辨别真伪，导致忠臣被诛杀或者逃离，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提醒人主要时刻保持明智，不能听信奸臣之语。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书，子张 [116] 甚善 [117] 之。为袁子称之曰：“夫人之所以贵于大人者，非为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笃敬 [118] 。人主授之不虚，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论其能，赏其身不议其功，则私门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过失也，患有过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奸臣之事君，固欲苟悦其心，夫物未尝无似象，似象之言，漫润之谀（漫恐当作浸。谀恐当作谮），非明者不能察也。奸臣因以似象之言而为之容说 [119] ，人主不能别也，是而悦之，惑乱其心，举动日缪，而常自以为得道，此有国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奸臣之言已掩 [120] 于人主，不自以为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说之，人主方以为诬妄。何其言之见听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见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见听，奸臣飨荣利而言见悦，则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荣乐而见听哉？故有被发而为狂，有窜伏于窟穴，此古今之常也。
译文
有位姓王的先生，写了一本名为《主失》的书，有张姓读书人认为写得很好，向我述说道：“百姓之所以尊重做官的人，并非因为他显贵的官爵，而是因为他说话忠信，行为诚敬，君王没有虚授官爵，臣子也没有诈领爵位。如果授予官位而不考虑他的能力，奖赏他而不考虑他的功劳，徇私舞弊的路就打通了，公平正直的道路就阻塞了。”世人所担心的，不是担心君主会犯过失，而是担心君主有过想改却改不过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奸臣侍奉君主，本来就想讨君主欢心。事物都有似是而非的地方，表面看似有道理的话，慢慢渗透的谗言，不是贤明的人就听不出来。奸臣用看似有道理的话谄媚君主，君主不能辨别，并心生欢喜，迷失了自己的心，行为日益荒谬，却常常认为自己做得合乎道义。这是有国者的通病。那些奸佞邪恶的言语，委婉而有文采。忠诚正直的话，简朴直接而大多逆耳。假如忠臣的话是对的，那么君主（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心里本来就会因此不太高兴。如今奸臣的话已经蒙蔽了君主，君主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忠臣再用逆耳的话劝说君主，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诬陷自己，这些话又怎么能被君主听进去呢？所以忠臣重者被挖心剖腹，轻者被贬为奴隶。忠臣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言，君主却听不进去；奸臣享受荣华富贵，谗言受君主喜爱。这样，天下人哪能再冒着死亡的危险进言，舍弃荣华富贵，仅仅为了让君主听进自己的话呢？所以有人披头散发装疯卖傻，有人躲进洞穴不肯出来，这样的现象古今都很常见。
凡奸臣者，好为难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审察而悦其巧言，则见其赏而不见其罚矣。为人 臣有礼未必尊，无礼未必卑，则奸臣知所以事主矣。虽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复之涂也。故人主赏罚一不当，则邪人为巧滋生。其为奸滋甚，知者虽见其非而不敢言，为将不用也。夫先王之道，远而难明，当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违其疏而从其亲，见其小而暗其大，今贤者固远主矣，而执远而难明之物，奸人固近主矣。而执近而易知之理，则忠正之言奚时而得达哉？故主蔽于上，奸成于下，国亡而家破。伍子胥 [121] 为吴破楚，令阖闾 [122] 霸。及夫差 [123] 立，鸱夷 [124] 而浮之江。乐毅 [125] 为燕王破强齐，报大耻。及惠王 [126] 立，而驱逐之。夫二子之于国家，可谓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犹不免于危死 [127] 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异故也。又况于草茅 [128] 孤远之臣，而无二子之功，涉奸邪之门，经倾险之涂，欲其身达，不亦难哉！人虽有子产 [129] 之贤，而无子皮 [130] 之举，有解狐 [131] 之德，而无祁奚 [132] 之直，亦何由得达而进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无宣子之听，有子皮之贤而无当国之权，则虽荆山 [133] 之璞，犹且见瓦 [134] 耳。故有管仲 [135] 之贤，有鲍叔 [136] 之友，必遇桓公而后达。有陈平 [137] 之智，有无知 [138] 之友，必遇高祖而后听 [139] 。桓公，高祖不可遇，虽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译文
凡是奸臣，喜欢做难以成功的事，凭着侥幸成功获得的利益，而能先得到君主的欢心。如果君主不能察明，而喜悦于他们的巧舌之言，他们就只会被封赏而不会被惩罚了。做臣子的有礼未必尊贵，无礼未必卑下，那么奸臣就知道如何能讨得君主的欢心了。即使今天有失误，明天也必能知道重新讨得君主欢心的方法。所以君主赏罚一失当，奸邪之人的伪诈行为就会滋长。明智的人虽然知道君主的过错却不敢说，因为说了怕不被采纳。先王的主张，遥远而难以明了。当世的方法，切近而容易知晓。普通人无不是违背他们疏远的而听从他们亲近的，只见到小的而看不见大的。如今贤才本来就被君主疏远，而且又坚持的是深奥难懂的东西；奸人本来就接近君主，而又说着浅薄易知的道理。这样，忠正的进言什么时候才能被君主听到呢？所以在上君 主被蒙蔽，在下奸臣就会得逞，国破家亡的时刻就到了。伍子胥为吴国攻破楚国，使阖闾称霸，等到夫差即位，却用皮口袋装着他的尸体扔到江里。乐毅为燕王攻破强大的齐国，报了先前的耻辱，等到惠王即位，却把乐毅驱逐出境。这二人对于国家，可以说是有功了。夫差、惠王完全清楚二人的大功，然而二人仍然免不了被害被杀，是因为君主不能长期保持贤明，并且忠臣和奸臣处世之道不同的缘故啊！更何况是那些卑贱、疏远的臣子，没有立下像二人那样的大功，涉入奸邪之人的漩涡里，经历死难的途径，想要他们显贵，不是很难吗？如今，有人即使有子产般的贤能，却没有子皮那样的“伯乐”举荐，即使有解狐那样的德行，却没有祁奚那样的正直之人相助，又怎么能进身而被任用呢？然而仅有祁奚的正直，而没有赵宣子的听信忠言，仅有子皮的贤德，而没有他掌管朝政的权力，即使是荆山的璞玉，也会被当成瓦砾啊。所以，有管仲的贤能，有鲍叔的友情，也必须要遇到齐桓公后才能显达。有陈平的智慧，有魏无知的友情，也必须要遇到汉高祖后才能被任用。如果不是遇到齐桓公、汉高祖，二人即使有贤才，又怎能被任用呢？
厚德
题解
此段节录文字虽短，内容却非常重要。袁准指出要加强道德教育“止民恶心”，通过“男女之礼、妃匹之合”使民不淫，通过“廉耻之教”使民不偷，通过“以贤制爵”使民修德，而且要长期这样做，国家才能长久。
恃门户之闭以禁盗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 [140] ，有刑禁 [141] ，有物禁，圣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无过行也。不能止民恶心 [142] ，而欲以刀锯 [143] 禁其外，虽日刑人 [144] 于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于本，故退而修德，为男女之礼，妃匹 [145] 之合，则不淫矣。为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则不盗矣。以贤制爵，令（旧令作有。改之）民德厚矣。故圣人贵恒，恒者，德之固也 [146]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147] ，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译文
依靠关闭门户来防盗，不如明示刑法。明示刑法，不如加强 道德教化。所以（约束的方法有三种）有礼教的约束，有刑法的约束，有物质的约束。圣人之道是三者兼而用之，所以百姓有羞耻心而无犯罪的行为。不能抑制百姓内心的邪念，而只想拿着刀锯在外部禁止，那即使每天在闹市处决犯人，也不能制止恶行。贤明的人知道治恶要治本，所以返回头去修养德行。制定男女间的礼法、夫妻结合的规范，就没有淫乱之事了。施行廉耻的教化，使百姓知足尽分，就不会有盗窃的事了。以贤良为标准授予爵位，就会使百姓道德淳厚。所以圣人贵有恒，只有持恒方能使德行坚固。圣人长久坚持德教，天下的教化才可成功。没有不长久坚持而可以成就德教的，也没有无德而可以长治久安的。
用贤
题解
“选贤与能”是《群书治要》最重要的用人原则，这在本段文字中同样得到了深刻体现。本段中，袁准指出了治国的四大要素————重视道德、考核贤能、奖赏有功、处罚有罪，并指出了圣明君王的五大用人原则。
治国有四：一曰尚 [148] 德，二曰考 [149] 能，三曰赏功，四曰罚罪。四者明则国治矣。夫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 [150] ，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 [151] 下之贵上，不可得也。赏可以势求，罚可以力避，而求下之无奸，不可得也。为官长非苟 [152] 相 [153] 君也，治天下也。用贤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归之。
译文
治国有四个要点：一是崇尚道德，二是考校人才，三是赏赐有功，四是惩罚犯罪。四者严明了，国家就太平了。如果评议士人不是着眼于他的德行而是看与他的交情，考量人才不是以他的才能而是以他的资历，而期望下级尊重上级，那是办不到的。奖赏可以依靠势力取得，刑罚可以靠权力逃避，如此却希望臣下没有奸邪的行为，那是办不到的。为官不只是为了侍奉君主，而是为了治理天下。任用贤才不是为了 驱使他，而是崇尚他的贤德。以公正行事，那么天下人都会归顺他。
故明王之使人 [154] 有五：一曰以大体 [155] 期之，二曰要 [156] 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无私，五曰与天下同忧。以大体期之，则臣自重；要其成功，则臣勤惧 [157] ；忠信不疑，则臣尽节 [158] ；至公无私，则臣尽情 [159] ；与天下同忧。则臣尽死 [160] 。夫唯信而后可以使人。昔者，齐威王 [161] 使章子将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应也，自是之后，为齐将者无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强于终始 [162] 也。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汉高祖，山东 [163] 之匹夫 [164] 也，无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 [165] ，举大体而不苛 [166] ，故王天下，莫之能御也。项籍 [167] ，楚之世将 [168] ，有重于民，横行天下，然而卒 [169] 死东城者。何也？有一范增 [170] 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宽则得众用，贤则多功，信则人归之。
译文
所以明君用人有五个原则：一是以识大体相期许，二是希望他建功立业，三是信任而毫不怀疑，四是能大公无私，五是能与天下百姓同忧愁、共患难。以识大体相期许，臣子就会谨言慎行；希望他建功立业，臣子就会勤奋戒惧；对臣子坚信不疑，臣子就会尽节效命；大公无私，臣子就会尽心竭力；与天下同忧，臣子就会以死效忠。只有信 任人，然后才可以使用人才。过去，齐威王任章子为将讨伐魏国，别人多次说章子会造反，齐威王都没有听信。从此之后，做齐国大将的就没有自疑之心了，所以齐国军队始终很强大。唯有君子能够讲信用，一次失信，一生的品行就完了。所以君子重视信用。汉高祖原是崤山以东的普通百姓，地无咫尺，人无十家，但能任用天下贤才的智慧和力量，掌握大义而不苛求小节，所以能统一天下，无人能够抵御他。项羽是楚国宿世将门之后，万众仰慕，横行天下，然而最终自刎于乌江，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一个贤才范增而不能任用，猜忌多疑，不能信任大臣的缘故啊。宽厚可以得到众人拥护，贤能可以成就众多功业，取信于人则天下归附。
悦近
题解
悦近，就是要使身边的人悦服。袁准指出，居于上位的人，要宽厚待人，以仁义为本，“宽则得众”；要信任属下，“信则不疑”，方能使人才为己所用。公刻、苛察、忌讳三者，表面上有助于治理，实际却是导致君主孤立、国家危亡之道。
孔子曰：“为上不宽。吾何以观之。”“苛政甚于猛虎。”诗 [171] 人疾 [172] 掊克 [173] 在位。是以圣人体德 [174] 居简 [175] ，而以虚 [176] 受人 [177] 。夫有德则谦，谦则能让；虚则宽，宽则爱物 [178] 。世俗以公刻 [179] 为能 [180] ，以苛察 [181] 为明 [182] ，以忌讳 [183] 为深 [184] 。三物具，则国危矣。故礼法欲其简 [185] ，禁令欲其约 [186] ，事业欲其希 [187] 。简则易明，约则易从，希则有功。此圣贤之务也。
译文
孔子说：“在上位者不宽厚待人，还有什么可看的呢？”又说：“残暴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猛啊。”《诗经》中的作者痛恨搜刮民 财的君主在位。所以圣人保持先天的德性，持身宽略，而虚心待人。凡是有德的人自然就会谦虚，谦虚就能礼让；虚心就会宽容，宽容就会有爱人之心。世人以公正严苛为能事，以繁琐苛刻为明察，以懂得忌讳为高深。三者如果全了，国家就危险了。所以礼法要简单，禁令要简约，事务要扼要。简单就容易明白，简约就容易施行，扼要就容易见效。这是圣贤之人的追求。
汉高祖，山东之匹夫 [188] 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贤奔走而归之，贤士辐凑 [189] 而乐为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御。唯其以简节 [190] 宽大 [191] 。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宽则得众，虚则受物，信则不疑，不忌讳则下情达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举必当也，唯以其心旷 [192] ，故人不疑，况乎以至公处物 [193] 而以聪明治人乎。
译文
汉高祖原是崤山以东的一个普通人，起兵之时，天下的英雄豪杰争先恐后地归顺他，贤良之人群聚乐于为他所用，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他。这仅仅是因为他能够简略宽大、招纳天下的贤才罢了。所以宽厚就能够使民众亲附，虚心就能够广纳贤才。信任人就不会有猜疑，不忌讳就能下情上达、民心安定。汉高祖并非事事都做得恰当，只是因为他心胸豁达，所以人们才不会猜疑。更何况是那些以大公无私之心处理事务、以聪明智慧管理臣子的圣王呢？
尧先亲九族 [194] ，文王刑 [195] 于寡妻 [196] ，物莫不由内及外，由大信 [197] 而结，由易简而上安，由仁厚而下亲。今诸侯王国之制，无一成 [198] 之田，一旅之众，独坐空宫之中，民莫见其面，其所以防御之备，甚于 仇雠 [199] 。内无公族 [200] 之辅，外无藩屏 [201] 之援，是以兄弟无睦亲 [202] 之教，百姓无光明 [203] 之德。弊薄 [204] 之俗兴，忠厚之礼衰，近者不亲，远者不附，人主孤立于上，而本根 [205] 无庇荫 [206] 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圣人者以仁义为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风雨不愆伏 [207] 也。
译文
尧帝先亲睦自己九族之内的人，周文王以身作则为自己的妻子树立榜样。做事情没有不是由内而外才成功的：由于信守对百姓的诺言而聚合民心，由于持事简明而使君主安定，由于仁爱厚德而使百姓亲附。当今诸侯王国的制度，诸侯没有十亩的田地，没有五百人的士卒，独坐在空宫之中，百姓都不能见到他的面。国家对诸侯的防备，甚至超过防范仇敌，以至于在内没有同族大臣的辅佐，在外没有诸侯王国的援助。因此使得世间的兄弟得不到和睦亲爱的教化，百姓得不到贤者风采的薰染。于是衰薄的风俗兴起，忠厚的礼义衰落。身边的人不亲近，远处的人不归附。国君在上孤立无援，皇室没有庇护的助力。这是国家的大患啊。圣人以仁义为根本，以取信天下来护持仁义，根基深厚，所以风调雨顺，国家太平。
贵公
题解
贵公，就是崇尚公道，以公心理天下万事。袁准指出，君主要“与物无尤，与人无争”，引导百姓“背私而向公”，如此不用烦劳而奸盗自息。若是私心用事，则人人挟私，将致“国分为万”，虽然刑罚繁多，却不能禁止犯罪。
治国之道万端 [208] ，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后可以有国，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为国之本也。公也者，为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恶 [209] 也。欲为国者一，不欲为国者万。凡有国而以私临 [210] 之，则国分为万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观事故 [211] 而立制，瞻 [212] 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轻重 [213] ，较重即颇邪 [214] ；法不可以私倚 [215] ，私倚即奸起。古之人有当市繁之时而窃人金者，人问其故。曰:“吾徒见金，不见人也。”故其爱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丑，而以胜曾上之美，故心倚于私者，即所知少也。乱 [216] 于色者，即目不别精粗 [217] ；沉 [218] 于声 [219] 者，则耳不别清浊 [220] ；偏于受（受当作爱）者，即心不别是非。是以圣人节欲去私，故能与物无尤 [221] ，与人无争也。明主知其然也，虽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亲，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无所隐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万。一向公则明不劳而奸自息，一向私则繁 [222] 刑罚而奸不禁。故公之为道，言甚约，而用之甚博。
译文
治国的方法有千万种，施行的原则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回答是：就是一个公字。唯有公心然后才能保有国家，唯有公心然后才能保有家族，唯有公心然后才能保全自身。自身是国家的根本，公心是立身的根本。私欲，是人人想追求的，是治理国家十分厌恶的。如果放任私心，想治理好国家的只有一人，不想治理好国家（而只想着为自己）的却成千上万。如果执政者用私心治理国家，则人人都会怀有私心，国家就会分裂成千万个小国。所以设立天子之职，是用来治理天下的；设置三公的职位，是用来辅佐天子的。观察事情而设立制度，察看民心而订立法制。设立制度不能有偏重，有偏重就会出现偏颇。制定法律不能偏私，偏私就会欺诈四起。古代有个在闹市偷人金子的人，人家问他偷金子的缘故，他说：“我只看见金子，看不见人。”因此，人们因为贪爱必定会鬼迷心窍。宋国有个人的儿子很丑，他却认为自己儿子的美貌胜过曾上。所以心中偏私的人，他的智慧就会很小。被美色迷乱的人，就不能分辨事物的精粗；沉迷于靡靡之音的人，耳朵就不能分辨清音和浊音；偏于所爱的人，心里就不能分辨是非黑白了。所以圣人节制欲望、摒弃私心，才能够与物无怨、与人无争。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虽然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也不敢偏私自己的亲属。所以百姓超脱世俗，都摒弃私心，一心为公。公道施行，偏邪的私利就没有藏身之地了。（所以君主之心）向公，百姓所追求的就会一致；（君主之心）挟私，百姓所追求的就千差万别。一心为公，明主不操劳，欺诈自然平息；一心向私，纵使刑罚繁多，奸邪的事也无法禁绝。所以以公心 治国，说起来简单，但是作用很大。
治乱
题解
本篇节录内容主要讲了三点：一是治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须重农，如此才能使天下归本；二是赏罚必公，不论亲疏，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如此才能令行禁止；三是礼法并用，以礼治君子则君子知劝，以法治小人则小人知惧，如此才能导民向善。
治国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国之急务 [223] ，存亡之机，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恶者莫如死，岂独百姓之心然，虽 [224] 尧舜亦然。民困衣食，将死亡 [225] ，而望其奉法从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 [226] 。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伯夷 [227] 饿死于首阳之山，伤 [228] 性也；管仲分财 [229] 自取多，伤义也。夫有伯夷之节，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让而取。然死不如生，争不如让，故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 [230] ，小人 [231] 伤行 [232] 矣。君子伤道则教亏，小人伤行则奸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则所求尽得，民贫则所求尽失。用而不得。，无强兵。求而皆失，故无兴国。明主知为国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于农。
译文
治国的关键有三点：一是吃饭，二是军队，三是信用。这三者是国家的要务、存亡的关键，是英明君主所重视的事。百姓所厌恶的莫过于死亡，岂只是百姓是这样，就连尧舜也是这样。百姓衣食困乏，将要死了，还希望他们能遵守法律服从教化，是做不到的。只有君子能固守贫穷，所以治理国家而不为百姓谋衣食，就是责求天下人都要具有君子的品行啊。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上，那是有伤人性的行为。管仲在分财时自己多拿，那是有损于道义的做法。有伯夷那样的气节，才可以不吃饭饿死。有管仲那样的才能，才可以不用谦让而多取钱财。但是死了不如活着，竞争不如谦让。所以拥有民众而国家贫困，君子就会损伤道义（而去谋利），百姓就会损伤品行（而去犯罪）。君子损伤道义，教化就会亏缺；百姓损伤品行，就会欺诈四起。百姓，是君主要求满足自己用度的对象。百姓富庶，君主所要求的都能满足；百姓贫穷，君主所要求的都会落空。想役使却办不到，所以就没有强大的军队。所求都落空，所以国家无法兴旺。明主知道治理国家不能不使百姓富裕，所以率领百姓发展农业。
富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时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常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货均财，七曰抑谈说之士，八曰塞朋党 [233] 之门。夫俭则能广，时则农修，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一 [234] ，有度则不散，货布则并兼 [235] 塞，抑谈说之士则百姓不淫 [236] ，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知此八者，国虽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国虽大必亡。
译文
富国的政策有八项：一是生活节俭只求满足基本用度，二是根据时节安排农事，三是重农抑商，四是使百姓有稳定职业，五是收支有度，六是以货币调节财富，七是抑制好空谈的人，八是堵塞交结朋党之门。节俭就会扩充积蓄，按照时节劳作就会农业保收，重视农业粮食就会增加，抑制商人就会使货物价格平抑，有固定职业百姓就会专一不二，开支有度就会使财富不散，财富平均就会抑制兼并发生，摒弃空谈的人就会使百姓不迷惑混乱，堵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就会归顺君主。懂得这八者，国家虽小，必定能称王。不懂这八者，国家虽大，最后必定灭亡。
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权也。贫者能富之之谓利，有罪者能罚之之谓权。今为国不明其威禁 [237] ，使刑赏利禄，一出于己，则国贫而家富，离上而趣下矣。夫处至贵之上，有一国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 [238] 而纳公实之言，此国之所以治乱也。至贵者人夺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 [239] 为尊；不敢恃其强，以法为强。亲道不亲人，故天下皆亲也；爱义不爱近 [240] 。故万里为近也。天下同道，万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圣王之道也。
译文
凡是在上位者能制约下面的人，是因为有利益和权力啊。能使贫穷的人富起来叫做“利”，能使有罪之人得到惩罚叫做“权”。如果治理国家不彰明禁令，使赏罚利禄都由自己决定，国家就会贫穷，私人就会富有，百姓就会舍弃君主、依附私人。处在君主至尊的位置上，拥有一国的财富，不能不严明刑罚，采纳公正的言论。这是国家之所以有治有乱的原因啊。至尊的地位，人们都想争夺；至多的财富，人们都想取得。所以明君不敢倚仗自己的尊贵，而是以道为尊；不敢凭借 自己的强大，而是以公正的法律为强。亲近道义，不亲近私人，所以天下人都爱戴他；喜爱仁义，不宠爱亲近的人，所以即使百姓在万里之遥都像在他身边一样。天下同道，万里一心，所以能够用人来治理人，以国家来治理国家，以天下来治理天下，这是圣王的治国之道啊。
凡有国者，患在壅塞 [241] ，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虚巧 [242] ，故不可以不实；患在诈伪 [243] ，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则国安，三者不明则国危。苟 [244] 功之所在，虽疏远 [245] 必赏，苟罪之所在，虽亲近必罚。辨智 [246] 无所横其辞，左右 [247] 无所开其说，君子卿大夫其敬惧如布衣之虑，故百姓蹈法 [248] 而无徼幸之心。君制而臣从，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闭，而人主安太山 [249] 矣。
译文
凡是治理国家的人，担心人才上升、下情上达之路阻塞，所以不能不公正；担心弄虚作假，所以不能不诚实；担心虚伪欺诈，就不能不守信。这三者如果得以彰明，国家就安定了。这三者如果昏暗不明，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是有功劳，即使对于疏远的人，必定要赏赐；如果是犯了罪，就是对于亲近的人，也必定要惩罚。即使巧舌如簧的人，也不能找到托辞说情；即使左右亲近的人，也不能为其开脱罪责。君主和公卿大夫像老百姓一样敬畏法律，这样百姓就会遵守法律而不心存侥幸了。君主制定法律而臣下听从，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阻塞人才上升、下情上达的障碍打开，君主就会安如泰山了。
夫礼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于君 子，功在于小人。故为国而不以礼，则君子不让；制民而不以法。则小人不惧。君子不让，则治不立；小人不惧，则功不成。是以圣人之法，使贵贱不同礼，贤愚不同法，毁法者诛，有罪者罚。爵位以其才行，不计本末；刑赏以其功过，不计轻重。言必出于公实，行必落于法理。是以百姓乐义，不敢为非也。太上 [250] ，使民知道 [251] ；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为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义也；使民不得为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赏必行，刑必断之谓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在人主所志也。
译文
礼义是用来匡正君子的，法律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治理好坏在于君子，成效如何在于百姓。所以治理国家不依靠礼法，君子就不会谦让；治理百姓不依靠法律，百姓就没有敬畏。君子不谦让，治理就不会有效；百姓不敬畏，治国就无法成功。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使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遵行不同的礼制，使贤良的人和愚笨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犯法的必定责罚，有罪的必定惩罚。爵位按品行才能评定，不计出身贵贱；刑赏以功过制定，不论职位轻重。说话必定合乎公平信实，行为必定合乎礼法事理。所以百姓就乐于遵行道义，不敢违犯法律。最上之策，是使百姓懂得道义，其次是让百姓懂得仁心，最下的是让百姓不做坏事。使百姓懂得道义，靠的是尊崇道德；使百姓懂得仁心，靠的是提倡仁义；使百姓不做坏事，靠的是威严禁令。所谓威严禁令，就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三种道理，是治理天下的手段。（奉持这三者）想称王就能称王，想称霸就能称霸，想强盛就能强盛，这就要看君主的志向了。
损益
题解
本篇节录内容讲的是国家要有定制，任何人不得随意逾越。定制之下，士农工商官，各得其所，国家就会兴旺。若是定制被逾越，则大义不彰，人各怀私，崇尚财利，贿赂公行，于是法律的作用就大大削弱了。
夫服物 [252] 不称 [253] ，则贵贱无等，于是富者逾侈 [254] ，贫者不及。小人 [255] 乘君子之器，贾竖 [256] 袭卿士之服，被 [257] 文绣 [258] ，佩银黄 [259] ，重门 [260] 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 [261] ，颐指 [262] 而使。是故有财者光荣，无财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 [263] 齐民 [264] ，珍宝旁流，而刑放于贿，下而法侵，能无亏乎。
译文
如果衣服器物与身份不相称，贵贱就没有区别了。于是富人过度奢华，而穷人却得不到应有的温饱。百姓使用官员才应使用的器物，商人穿着公卿才应穿的衣服，身穿锦服丽袍，佩戴着金银环佩，住着深宅大院，吃着珍馐佳肴，呵斥左右佣人，颐指气使。所以有钱的人 荣耀，没钱的人卑贱。富人在上结交卿相，在下欺凌百姓。珍宝财富都流失到富人手中，刑法因为贿赂成为摆设。法律的公平被破坏了，国家能不灭亡吗？
世治
题解
世治，即世世代代地统治。本篇节录内容针对当时禁止选拔人才的官员接见外人，指出交往是人们的正常需求，禁止交往未必能起到禁绝私人请托现象，最重要的是赏罚要公正，则就没有人敢于背离规章制度了。
天地之道贵 [265] 大，圣人之道贵宽 [266] 。无分寸 [267] 之曲。至直也，以是绳 [268] 之，则工不足于材矣。无纤分 [269] 之短，至善也，以是规之，则人主不足于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夫有近会者无远期。今之为法曰：“选举之官，不得见人，”曰以绝奸私 [270] 也。夫处深宫之中，而选天下之人，以为明，奚 [271] 从而知之。夫交接 [272] ，人之道，不可绝也。故圣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绝交，人莫问不交，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 [273] ，不论贵贱，不禁交游 [274] ，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禄，具赏罚以待其归，虽使之（之疑交）游，谁敢离道哉。
译文
天地之道贵在广大，圣人之道贵在宽容。没有丝毫弯曲， 是最笔直的了，用这个标准为准绳，工匠就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了。没有一丝缺点，可以说是至善，依照这个标准，君主就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了。凡是用人，不求各种才能一人兼备。齐桓公对于宁戚的任用，可以算是明白这一道理了。眼前遇到贤才就不必去远方寻求。今天的法律说，担任选举人才的官员，不得跟当事人接触，说是为了杜绝舞弊。身处深宫之中，而从全天下之人中选取被认为贤明的人，这又是从何而知的呢？交际往来是人的正常需要，不可断绝。所以圣人研求完善交往的方法，而不是断绝交往。没有考察询问过的人就不能交往，这样人为地禁止与人交往，就像以私心来禁止私心一样。先王用人则不然，不论贵贱，都不禁止往来结交，（而是）按品德赏赐爵位，按能力授予官职，按功劳发放俸禄。完备赏罚之法等待人才的归附，即使让人们互相交游，谁又敢偏离正道呢？
刑法
题解
本篇讲的是法律的施行问题。袁准认为，“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即法律是用来规范事物间关系的。制定法律要“求之于心，虑先定而后书之于策”，不要轻易改动。法律也象征着君主的权威，“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并认为赦免之法“明主不为”。
礼法明则民无私虑 [275] ，事业专则民无邪伪 [276] ，百官具 [277] 则民不要功 [278] 。故有国者，为法欲其正也，事业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 [279] 也。天下之事，以 [280] 次为 [281] 爵禄，以次 [282] 进士 [283] ，君子以精德显。夫德有次则行修，官有次则人静，事有次则民安。农夫思其疆畔 [284] ，百工思其规矩 [285] ，士君子思其德行，群臣百官思其分职 [286] ，上之人思其一道 [287] ，侵官无所由，离业无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一 [288] 。
译文
礼法彰明百姓就没有私心杂念，事业专一百姓就没有奸邪伪诈，百官设置完备百姓就不会邀功。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制定法律希望它公正，创立事业希望它长久，授予官位希望官员能够恒常守职。治 理天下，要按次序授予爵位俸禄，按次序招贤纳士，这样君子美好的德行就会得以显现。进德有次序，士人就会致力于修身；晋升有次序，官员就安分；事业有次序，人民就安居乐业。农夫想的是田地里的活，工匠想的是他们的手工技巧，士人、君子想的是自己的德行，群臣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职分，君主想的是一以贯之的治国方法，侵犯官员职守的事就不会出现，摒弃正业的事也不会发生。只有这样，对天下的治理才能走上正道，百姓才能用心专一。
夫变化 [289] 者，圣人之事也。非常 [290] 者，上智 [291] 之任 [292] 也。此入于权道 [293] ，非贤者之所窥 [294] 也。才智至明而好为异事者，乱之端 [295] 也。是以圣人甚恶奇功 [296] 。
译文
随机变通是圣人的事，处理非常之事是上智之人的责任。这些已经属于权变之道，不是贤者所能窥见的。才智超群却好做异乎寻常之事的人，这是祸乱的源头。所以圣人厌恶奇功。
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无可赦之心，而无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乐杀而恶生也，以为 [297] 乐生之实在于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则法出入 [298] ，法出入则奸邪得容其议，奸邪得容其议则法日乱，犯罪者多，而私议 [299] 并兴，则虽欲无赦不可已 [300] 。夫数 [301] 赏则贤能不劝，数赦则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为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 [302] 也，得之于一而伤之于万，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为也，故所俘虏 [303] 一断之于法，务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
译文
天下有了可以赦免罪行的心思，就有了可以赦免的罪行；没有可以赦免罪行的心思，也就没有可以赦免的罪行。明主之所以不赦免罪行，并非喜欢杀人而厌恶让人存活，而是认为乐于使人存活的实际措施，就在于此（以刑止恶）。如果寻思赦免的方法，那么法律就会出现偏差，法律有偏差，奸邪之人就会参与议论。奸邪之人干政，那么法律就一天天地混乱，犯罪的人就会增多，同时私议也会兴起，到那时就是不想赦免都不可能了。奖赏太频繁了，贤能的人就不能得到勉励；赦免的次数多了，罪人就心存侥幸。明主知道这一弊端，所以不做这样的事。可以赦免的罪，千百个才有一个，赦免了一个人，却损坏了千百万人对法律的敬畏心，这在治理之道上是不足取的。所以先王知道赦免罪行这种事是不能做的，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统统按照法律进行处置，务求以此建立法律的威信，而不研求赦免罪行的方法。
法立令行，则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则民多触死 [304] 。故曰：“能杀而后能生，能断而后仁立。”国之治乱，在于定法。定法则民心定，移法则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乱。法出而不正，是无法也。法正而不行，是无君也。是以明君将有行也，必先求之于心，虑先定而后书之于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阴阳 [305] 之动，如四时 [306] 之行，如风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长。夫天之不可逆者时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时而可逆，则非天也；法令而可违，是非君也。今有十人彍弩于百万之众，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杀百万人可知也。然一军皆震者，以为唯无向则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礼，明其法，严其刑，持满 [307] 不 发，以牧 [308] 万民，犯礼者死，逆法者诛，赏无不信，刑无不必，则暴乱之人莫敢试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惧万人，有罪必诛，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译文
法律确立，政令施行，百姓就不会犯法。法律不确立，政令不施行，百姓就敢于触犯死罪。所以说，能诛杀然后才能保全更多的人，能够断除恶行然后仁德才能建立。国家是治还是乱，取决于有无固定的法律。法律确定民心就安定了，法律变更百姓心就不安了。法律是规范各种事务之间关系的，首次颁布法律是公正合理的，再次颁布就会出现偏差，多次颁布就会出现混乱。法律颁布而不能做到公正，等于没有法律。法律公正但是不能施行，等于没有君王。所以明主有所举措，必定先在心中反复思考，思虑成熟后形成文书，一言既出就不能再改动，法令一经下达就不要收回。就像阴阳变化、四季的运行，又像春风化雨，所到之处无不变化，万物都生长发育。天不可逆转的，是季节；君主不可逆转的，是法律。假若季节可以逆转，就不是天了；法令可违反，就不是君主了。现在有十个人，拉弓对准百万军队，没有人不害怕的。十支箭不能杀百万人，这是谁都清楚的，然而整个军队都震惊，是认为弓箭没有瞄准自己也就罢了，一旦射中必定死亡。明主匡正礼法，彰明法令，严格刑罚，像拉满弓而不射箭一样，以此来统治万民。违反礼教的要处死，触犯刑罚的要诛杀。奖赏无不守信，责罚无不执行，这样想行凶作乱的人就不敢尝试了。所以说中箭之人必死，一支箭就能震慑万人；有罪必定惩罚，一次刑罚就可以严禁天下人作恶。所以明主看重法律而慎行政令。
人主
题解
本篇节录内容讲的是，君主无不希望得贤才而用之，但却往往由于赏罚不当，而致“戮能养奸”。这是治理天下必须重视的大问题。
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肖 [309] ；莫不欲得奸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罚贤。若是者，赏罚之不当 [310] ，任使 [311] 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赏，非谓其不可赏也，必以为当矣。人主之所罪，非以为不可罚也，必以为信 [312] 矣。智不能见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润之言 [313] ，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赏贤罚暴之名，而有戮能养奸 [314] 之实，此天下之大患也。
译文
君主无不想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但所任用的人中难免有不贤的人；君主无不想抓到奸人而铲除他们，但所铲除的人中不免有贤能的人。像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赏罚失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君主所奖赏的，并非说对其不能奖赏，只是必须十分恰当才可以。君主所惩罚的，并非说对其不能惩罚，而是必须要能够取信于人。智慧不能分辨是非曲直，贤明不能识别渐渐渗透的谗言，所任用的人又未必聪明，所信赖的人又未必忠诚，所以虽然名义上是赏赐贤能而惩罚暴徒， 实际上却是惩罚了贤能者而姑息了奸邪之人。这是天下的大患啊。
致贤
题解
致贤，即招引贤才。袁准指出，君主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治理国家，总会有穷竭之时，只有借助贤能之人的佐助，才能“处大道而智不穷”“兴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而口不劳”“兼听古今而志不倦”。
虽有离娄 [315] 之目，不能两视 [316] 而明 [317] ；夔旷 [318] 之耳，不能两听 [319] 而聪；仲尼 [320] 之智，不能两虑 [321] 而察 [322] 。夫以天下之至明 [323] 至智 [324] ，犹不能参 [325] 听而俱存之，而况于凡人乎？故以目虽至明，有所不知，以因 [326] ，虽凡人无所不得。故善学者假先王以论道 [327] ，善因者借外智 [328] 以接物 [329] 。故假人之目以视，奚适夫两见；假人之耳以听，奚适夫两闻；假人之智以虑，奚适夫两察。故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
译文
即使有离娄那样明亮的眼睛，也不能同时看清楚两个东西。即使有夔和师旷那样的耳朵，也不能同时听清楚两个声音。即使有孔子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同时考虑两件事情。以天下最贤明和最智慧的人，尚且不能同时明察多方面的事情，何况是凡夫俗子呢？所以依靠最明亮的眼睛，仍然有不知道的，而如果有所凭借，即使平凡人也能无所不知。所以善于治学的人，借助古圣先王来阐述道义；善于借助外物的人，借助他人的智慧来了解外物。所以借助别人的眼睛来看，又何止是看清楚两方面的事物；借助他人的耳朵来听，又何止是听到两方面的声音；借助别人的智慧，又何止是能明察两方面的事理。所以想要立足于天下大道而智慧不会穷尽，兴办天下的大业而思想不会枯竭，统一百家之言而口舌不会劳累，兼听古今的言论而心志不会疲倦，只有使用贤才这一个办法。
明赏罚
题解
本篇重点讲的是赏罚问题。袁准认为，赏罚要达到“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的效果，如此，才能使才智之士“劝善之心生，而不轨之奸息”。用刑是不得已的手段，应当存心仁厚，合情、合义、合法地审断。
夫干禄 [330] 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当世 [331] ，而不能日月 [332] 不违仁。当其用智以御 [333] 世，贤者 [334] 有不如 [335] 也。圣人明于此道，故张 [336] 仁义以开天下之门，抑情伪 [337] 以塞天下之户，相赏（相赏之间。疑有脱字）罚以随之。赏足荣而罚可畏，智者 [338] 知荣辱之必至，是故劝善 [339] 之心生，而不轨 [340] 之奸息，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 [341] ，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 [342] 。明开塞之路，使百姓晓然知轨疏（疏疑迹）之所由，是以贤者不忧，知者不惧，干禄者不邪，是故仁者安 [343] 仁，智者利 [344] 仁，畏罪者强 [345] 仁。天下尽为仁，明法之谓。
译文
求官的人追求的是利益，其智慧足以在当世取得成功，却不能做到每时每刻都不违背仁德。当他们运用智慧来管理天下时，贤能的人也有比不上他们的地方。圣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宣导仁义来打开天下进取之门，抑制巧智来阻塞天下侥幸求利之户，并辅助以赏罚，赏赐足以使他们觉得荣耀，惩罚足以让他们觉得畏惧。有才智的人知道荣耀和耻辱必会（伴随着自己善或恶的行为而）到来，所以向善的心就产生了，图谋不轨的念头就停息了。奖赏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榜样而跟从；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教训而躲避。明确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使百姓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贤人就不担心，聪明的人就不害怕，追求官禄的人也不会走上邪路。所以仁爱的人恪守仁义，有才智的人为利益而顺应仁义，害怕罪责的人也会勉强履行仁义。全天下的人都能行仁，这就是法律严明的结果。
死者，人之所甚恶也；杀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于利欲，有犯死罪而为之，先王制肉刑 [346] ，断人之体，彻膳去乐 [347] 。谘嗟 [348] 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断 [349] 则不威 [350] ，避亲贵 [351] 则法日弊 [352] ，如是则奸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伤天下生也。圣人计之于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杀者，乃爱人之心也。涕泣 [353] 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虽 [354] 贵重 [355] 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断也。仁见 [356] 故民不怨，立断下不犯，圣王之所以禁奸也。先王制为八议 [357] 赦宥 [358] 之差，断之以三槐九棘 [359] 之听 [360] ，服念 [361] 五六日至于旬时 [362] ，全 [363] 正义 [364] 也。而后断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 [365] 可为也。
译文
死亡是人人所厌恶的，杀人是仁者不忍心做的。但是有人为了获得利益、满足欲望，不惜犯死罪去做。古圣先王制定了肉刑，在伤残罪人的肢体时，他自己停止饮食、撤掉音乐、叹着气去施行刑罚，这是出于不得已啊。刑罚不果断就没有威慑力，规避亲戚权贵，法律就会日渐败坏。这样将导致奸邪不能禁止，犯罪的人日渐增多。如果恩惠施与一个人，却会伤及天下人的性命，那么圣人会衡量其中的利害关系，从而毫不迟疑地施行刑罚。因此施行刑罚杀戮，实际是爱人之心使然。君主流着泪施行刑罚，所以天下人都能明白他的仁心；即使是权贵重臣犯罪了也不赦免，所以天下人都能知道他的果断。刑罚体现着仁爱，所以百姓心无怨恨；判罚果断，所以百姓不敢再犯，这是圣王之所以能够抑制奸邪的原因。先王制定“八议”之法，对亲属、贤者、大臣等减免刑罚，三公九卿参与审议，议论五六天甚至十天，符合道义了，然后才加以裁定。仁爱之心如此宽厚，所以即使重刑也可以推行。
抱朴子
题解
《抱朴子》今存“内篇”二十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箓等事，作者自称“属道家”；“外篇”五十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作者自称“属儒家”。“外篇”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述宇宙本体、神仙的存在、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
《抱朴子·外篇》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属于儒家的范畴，显示了作者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论谏君主任贤用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著书等。
总之，《抱朴子》将玄学与道教神学、方术与金丹、丹鼎与符、儒学与仙学统统纳为一体之中，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群书治要》节录的文字出自《抱朴子·外篇》，主要是指出为政者内在的修身对治国的影响。“酒诫”篇描绘了人们如何酒后乱性、癫狂 的场景，对各种酒徒酒后的穷形尽相刻画淋漓，极尽讽刺。告诫人们切莫饮酒放纵，误国殒命。“疾谬”篇则描写了人们失礼倨傲的丑态。离开了恭敬守礼的轨道，人们就会陷入互相攻讦、诬陷、诋毁、仇视的混乱状态，轻者伤身，重者亡国。“刺骄”篇，则是骄傲使人毁灭，谦虚使人进步的生动阐述。讽喻一国之君一定要戒除傲慢，听取臣下的谏言。“盖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附之者众，则安之徽也；去之者多，则危之诊也。”这实在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博喻”篇尤为可贵，是依法治国的典范论点，言法律既定，不能随意更改，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否则，法律就失去存在的意义，而亡国也不远了。“广譬”篇则劝诫真正提拔和任用杰出人才，不能“叶公好龙”。
作者简介
葛洪（公元284年——公元364或343年），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汉族，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葛洪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葛洪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所著《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的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其在炼丹方面也颇有心得，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
葛洪还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朴子》为其主要著作。
酒诫
题解
本篇对人们酒后乱性的癫狂场景、各种酒徒酒后的形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描绘，极尽讽刺。强调“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臣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告诫人们不要酗酒，统治者切莫饮酒放纵以误国殒命。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从 [366] 也；耳之所乐，不可不慎（原书不慎作顺 [367] 一字）也；鼻之所喜，不可任 [368] 也；口之所嗜 [369] ，不可随 [370] 也；心之所欲，不可恣 [371] 也。故惑 [372] 目者必逸容 [373] 鲜藻 [374] 也，惑耳者必妍 [375] 音淫声 [376] 也，惑鼻者必芷蕙 [377] 芥馥 [378] 也，惑口者必珍羞 [379] 嘉旨 [380] 也，惑心者必势利功名也。五者毕 [381] 惑，则或承之祸，为身患者，不亦信哉。
译文
抱朴子说：眼睛所看到的好东西，不可依从；耳朵所听到的欢乐声，不可顺应；鼻子闻到的好东西，不能放任；口舌所贪吃的，不可随意进食；心里贪求的，不可恣意放肆。因为，能迷惑眼睛的，必定是美貌锦衣；能迷惑耳朵的，必定是靡靡之音；能迷惑鼻子的，必定是芬芳馥郁；能迷惑口舌的，必定是珍馐佳肴；能迷惑心性的，必定是权利功名。五者都被迷惑了，接下来可能就是灾祸加身了。不是确实如此吗？
是以其抑情 [382] 也，剧 [383] 乎隄防之备 [384] 决，其御 [385] 性 [386] 也。过乎腐辔 [387] 之乘奔 [388] ，故能内保永年 [389] ，外免舋累 [390] 也。
译文
因此，人们控制自己的情绪，应当比防备堤坝决口还要慎重；驾驭自己的性情，应当比乘着缰绳不结实的快马还要小心。这样才能内保长寿，外避灾祸。
夫酒醴 [391] 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豪锋 [392] 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 [393] ，耽 [394] 之惑之，尠 [395] 不及 [396] 祸。世之士人 [397] ，亦知其然，既莫能绝，又不肯节 [398] ，纵 [399] 口心之近欲，轻 [400] 召灾之根原，似热肠之恣 [401] 冷，虽适己而身危，小大乱 [402] 丧 [403] ，亦罔 [404] 非酒。
译文
酒和醴的味道相近，却都是致病的毒药，无丝毫的好处，却有像山一样大的坏处。君子因为它败坏了德行，小人因为它招来罪过。沉迷于酒醴中的人，很少不惹祸上身的。世上的士子也知道饮酒的危害，但是既不能戒除，也不肯节制，放任内心和口腹之欲，忽略了招致灾祸的根源。这就像干渴时恣意喝冷饮，虽然自己感觉舒服，但身体健康却被伤害了。小到个人祸患，大到国家灭亡，无不是因为酒造成的啊。
然而俗人 [405] 是酣 [406] 是湎 [407] ，其初筵 [408] 也。抑抑 [409] 济济 [410] ，言希 [411] 容整 [412] ，咏湛露 [413] 之厌厌 [414] ，歌在镐 [415] 之恺乐 [416] ，举万寿之觞 [417] ，诵温克 [418] 之义，日未移晷 [419] ，体轻耳热，流离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辖 [420] 投井。
译文
但是世俗之人依然畅快地饮酒，并沉湎其中。宴席初开时，他们济济一堂，谨慎庄重，言语稀少，容貌端严。朗诵起《湛露》的“厌厌”诗篇，歌唱起“在镐”、“恺乐”的曲调，举杯恭祝“万寿无疆”，喝醉了还能蕴藉自持。可是没过多久，却觉得身体飘飘然，两耳发热。于是琉璃海螺等酒器全都满上了，酒令喊得更带劲了。醉酒之后仍不愿离去，拔掉车轴上的车键投掷入井，使车轮都脱落了。
于是口涌鼻溢，濡首 [421] 及乱，屡舞仙仙 [422] ，舍其座迁，载号载呶 [423] ，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 [424] 独笑，或无对而谈 [425] ，或呕吐机筵 [426] ，或颠蹶 [427] 梁（梁作良）倡 [428] ，或冠脱带解。
译文
这时候醉得嘴里吐出秽物、鼻子流出鼻涕，污秽满面狼狈混乱，手舞足蹈，在席间走来走去，边叫边闹，像开锅的水，又像沸腾的汤。有的争辩求胜，有的独自傻笑，有的自言自语，有的狂吐不止、弄脏桌席，有的跌倒爬起而步履踉跄，有的摘掉帽子并解开衣带。
贞良 [429] 者流华督 [430] 之顾盼 [431] ，怯愞者效庆忌 [432] 之蕃 [433] 捷 [434] ，迟重 [435] 者蓬转 [436] 而波扰，整肃 [437] 者鹿（旧无忌之至鹿十六字。补之）踊而鱼跃，口讷 [438] 于寒暑者，皆抚掌以谐声 [439] ，谦卑而不竞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疢 [440] 发，闒茸 [441] 之性露，而傲狠 [442] 之态出。
译文
此时原本坚贞善良的人，变得像华督一样四处乱看；胆小懦弱的人，像庆忌一样频繁显示能耐；性格稳健的人，如飞蓬旋转，像波浪一样搅扰；端庄严肃的人，也如鹿跳鱼跃一样活跃。连终年都不善言谈的人，也抚掌来附和；谦恭而与世无争的人，都变得趋炎附势。这样，廉耻的礼仪毁了，荒唐错乱的毛病产生了，卑劣的嘴脸显露了，傲慢凶恶的态度出现了。
精浊神乱，臧否 [443] 颠倒，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以九折之阪 [444] 为蚁封 [445] 也。或登危 [446] 蹋颓 [447] ，虽堕坠 [448] 而不觉，以吕梁 [449] 之渊为牛迹 [450] 也。或肆忿于器物，或酌（酌作酗）醟 [451] 于妻子 [452] 。加枉酷 [453] 于臣仆，用剡锋 [454] 乎六畜 [455] ，炽火烈 [456] 于室庐，迁威怒 [457] 于路人，加暴害 [458] 于士友 [459] ，亵 [460] 严主以夷戮 [461] 者有矣，犯凶人 [462] 而受困者有矣。
译文
精神错乱，善恶颠倒。有的驾驶车马奔向山谷，毫不惧怕，把高低不平的山坡当成蚁穴；有的登高临危，脚踏危岩，快要坠落毫无感觉，把悬崖深渊当成牛蹄印；有的拿器物来泄愤，有的对妻子儿女发酒疯；有的对奴仆乱用酷刑，有的用利刃刺杀牲口，有的在屋里点起烈火，有的迁怒于路人，有的甚至加害于朋友；有的人因为轻慢了严厉的主人而被杀，有的人因为触犯了恶人而陷入了险境。
言虽尚辞 [463] ，烦而叛理，拜伏 [464] 徒多，劳 [465] 而非敬。臣子失礼 [466] 于君亲 [467] 之前，幼贱悖慢 [468] 于老宿 [469] 之座。谓清谈 [470] 为诋詈 [471] ，以忠告为侵己。于是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棒杖奋而罔顾乎先后，构洒 [472] 之雠 [473] 血，招大辟 [474] 之祸。
译文
有的虽说的是崇敬的言词，说了很多却背离常理；跪拜的礼节虽多，徒劳而毫无敬意；臣子在君王面前礼节有失，年幼卑贱之人在尊长面前无礼轻慢。把清谈说成是诋毁辱骂，把忠告当成是侵犯自己。于是，拔刀相向不思后果，挥动棍棒不顾前后，结下了血海深仇，招来了杀身之祸。
以少陵 [475] 长，则邻（邻原作邦）党 [476] 加重责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推刃 [477] 矣。发 [478] 人所讳 [479] ，则壮士 [480] 不能堪 [481] 矣。计 [482] 数 [483] 深刻 [484] ，则醒者不能恕矣。起众患于须臾 [485] ，结百疴 [486] 于膏肓 [487] ，奔驷 [488] 不能追既往 [489] 之悔，思改而无自反 [490] 之蹊。盖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为祸败 [491] ，不可胜载。
译文
年轻人欺侮了长者，那么乡里必加重责罚；侮辱别人的父 兄，那么他的子弟就会举刀报仇；揭发别人所忌讳的隐私，即使壮士也不能容忍；心机过于深沉，即使是清醒的人也不会原谅。瞬间就引起许多祸患，好像身体里结下很多难以治愈的沉屙。就是骑上飞快的马，也无法追回令人悔恨的事，想要改正又无路返回过去。这就是聪明人必须严加防范，而普通人无法避免的。酒所引起的灾祸，多得难以记载。
然而欢集 [492] 莫之或释 [493] ，举白 [494] 盈耳，不论能否，料沥霤 [495] 于小余，以稽迟 [496] 为轻己，倾筐注于所敬，殷勤 [497] 变而成薄，劝之不持 [498] ，督 [499] 之不尽，恶色 [500] 丑音 [501] ，所由而发也。
译文
然而人们欢聚的时候，没有人舍得弃酒不用。举杯之声不绝于耳，不管能不能喝，都开怀畅饮。把残留的酒滴说成没喝完的剩酒，把喝得慢当成轻视自己，把满碗的酒倒给所敬的人，殷勤变成轻薄。劝酒不肯举杯，催促不肯饮尽，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话，由此发生了。
夫风 [502] 经府藏 [503] ，使人忽欢 [504] ，或遇斯疾，莫不忧惧 [505] ，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于醉之病性，何异于兹。而独居密 [506] 以逃风，不能割情 [507] 以节酒，若畏酒如畏风，憎醉如憎病，则荒沉 [508] 之咎 [509] 塞，而流连 [510] 之失止矣。夫风之为病，犹展 [511] 攻治 [512] ，酒之为变，在乎呼噏，及其闷乱 [513] ，若存若亡，视泰山如弹丸，见沧海如盘盂 [514] ，仰哗 [515] 天堕，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谓恶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 恭 [516] 之礼，护喜怒之失哉。
译文
风邪侵入脏腑，使人精神恍惚。如果患上这种病，没有人不担心害怕的，忍受着痛苦，想让它快点痊愈。至于喝醉酒昏迷恍惚的状况，又和这有什么差别呢？人们可以独居密室以躲避风邪，而不能抑制欲望来节制饮酒。如果人们畏惧酒像畏惧风邪一样，那么沉湎于饮酒的错误就会被遏制，留恋美酒的过失就会结止。风邪造成的疾病，尚且需要进行医治，更何况醺酒造成的病变，只在于呼吸之间啊。等到喝醉的时候，他们昏昏沉沉神智不清，把泰山看成弹丸，把大海看成盘盂；仰头大叫可让天掉下来，低头呼喊可让地陷下去；躺在地上等待虎狼到来，投入井里、跳到火中也毫不害怕。对待自己的身体尚且如此，又怎能以珍视恭敬的礼仪来防备喜怒无常带来的过失呢？
昔仪狄 [517] 既疏 [518] ，大禹 [519] 以 [520] 兴。糟丘 [521] 酒池 [522] ，辛。癸 [523] 以亡。丰侯 [524] 得罪，以 [525] 戴樽衔杯。景升 [526] 荒坏，以三雅 [527] 之爵 [528] 。赵武 [529] 之失众 [530] ，子反 [531] 之诛戮 [532] ，灌夫 [533] 之灭族 [534] ，季布 [535] 之疏斥 [536] ，子建 [537] 之免退 [538] ，徐邈 [539] 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乐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众我寡，良箴 [540] 安施，且愿君子节之而已。
译文
从前仪狄进献美酒被大禹疏远了，夏朝因而兴起；酒糟成山，美酒满池，商纣、夏桀因此亡国。丰侯获罪，是因为头顶酒樽口衔酒杯；刘表政事荒废、颓败，是因为珍藏“伯雅”、“仲雅”、“季雅”三酒爵；赵文子失去众人的拥戴、子反被诛杀、灌夫被灭族、季布被疏远排斥、曹植被免官、徐邈被禁言，全都是因为酒啊。世人喜爱饮酒并以饮酒为乐的人很多，而能戒酒怕酒的人很少。乐之者多，戒之者少，规劝又如何生效呢？只能希望君子能节制一点罢了。
疾谬
题解
疾，憎恨；谬，荒谬的行为。作者以此为题，描写了人们失礼倨傲的丑态；指出离开了恭敬守礼的轨道，人们就会陷入互相攻讦、诬陷、诋毁、仇视的混乱状态，轻者伤身，重者亡国，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世风的愤恨。
抱朴子曰：“世故 [541] 继 [542] 有，礼教 [543] 斯颓 [544] ，敬让 [545] 莫崇，傲慢成俗，畴类 [546] 饮会，或蹲或踞 [547] ，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 [548] 唯在樗蒲 [549] 弹碁 [550] ，所论极于声色 [551] 之间，举足不离绮襦纨袴 [552] 之侧，游步 [553] 不去 [554] 势利 [555] 酒客之门，不闻清言讲道 [556] 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騃野 [557] 。”
译文
抱朴子说：“世间祸患不断，礼教渐渐衰败，没有人崇尚 恭敬谦让，傲慢无礼已成风气。同类的人聚会饮酒，有的蹲着，有的坐着；盛夏季节，裸身露体；盛行的只是赌博、下棋，所谈论的也只是音乐、女色之类；出行不离纨绔子弟左右，交游也不离权贵、酒徒之门；听不到高雅的言谈和深刻的道理，专门以说难听的话嘲弄别人为先。认为这样做是高明有远见，不这样做就被认为是愚笨鄙陋。”
“于是驰逐 [558] 之庸民 [559] ，偶俗 [560] 之近人 [561] ，慕之者犹宵 [562] 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飙风。嘲戏之言，或上及祖考 [563] ，或下逮 [564] 妇女，往者 [565] 务其深焉，报者 [566] 恐不重焉，唱之者不虑见 [567] 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 [568] 。如此交恶 [569] 之辞，焉得嘿 [570] 哉。”
译文
“于是，奔走钻营的平庸之人，迎合世俗的受宠之人，羡慕他们的如飞蛾扑火，效仿他们的人如轻毛随飓风飞升。嘲笑戏弄的话，有的向上谈及祖先，有的向下论及妇女。嘲弄的话以尖刻为能，反驳的话唯恐出言不重。先出言的从不顾忌后果，反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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