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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雨亭不是还并坐了二十多分钟吗？那是昨天傍晚、我与两位同伴由那伶俐的男孩领着在公园散步时的事了。我的同伴们偶然发现公园草坪上的一个熟人，于是就站着聊开了。那位我不认识的青年像是台湾人，却说着十分流利的日语。我的同伴们说厦门话，而他却一直以日语回答。那位青年说：“我一直在做的事很没意思，所以放弃了。今后想养蜜蜂。”加上另外的事，大约说了二十多分钟。我无心听他们的交谈，可他们总也说不完，于是我便在附近的公共长椅上坐了下来。那位打算养蜜蜂的青年的同伴————他看样子也与三人的谈话没什么关系，这时就走到我坐的长椅边也坐了下来。他，那时在我身边坐下的青年，正是朱雨亭。那时说想养蜜蜂的青年，就是现在在朱雨亭与我的交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充当翻译的那个青年。据说朱雨亭在船上一眼就看出了我这个日本人，但他依据周先生的话，认定我是孤单一人、无任何同伴地来漳州观光的。因此，虽然看见了我，但觉得与周先生所说的有所不同，就认为不是同一个人了。我们大家按各人方便混用着日语、英语、厦门话，说了好一阵子，总算把朱雨亭和我奇妙的失之交臂的前因后果弄清楚了。
“那么，观光结束了吗？”朱雨亭这么问我————好像是这么问我。我现在感到到目前为止的交谈中，朱雨亭与我的直接问答是多么地困难了。这是因为在我听来，朱雨亭的英语发音实在难听，就像笨拙的日本东北地区的人的声音，并且说话中又时时停顿。他作为一个英语老师，学问是有的，但发音太糟了。而从朱雨亭的角度，也可以说我的发音是如何地不好和难听吧。不过，在习惯了英语的人听来，我和朱雨亭也许是半斤八两。的确，我几乎不会英语。但是与周先生也罢，小郑也罢，还有别的许多人，我们用英语都勉强互相表达了意思。只有与朱雨亭，我俩怎么也相互沟通不了。
于是我指望着有人给我翻译而用日语答道：“基本上都看过了，只剩下一座叫南院的寺院了。”
还是那位要养蜜蜂的青年替我译了，然后不等朱雨亭回答就自己答道：“那么我们一块儿去那儿吧，它离这儿不远，晚饭前就能回来。”
我们就由他带领，参观了南院————现在是驻扎在当地的援闽粤军的红十字医院。朱雨亭当然也去了，但是语言障碍使我们宛如置身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中间没有相通的道路。就这样，我和朱雨亭在往返的途中，几乎都没怎么互相说话。
朱雨亭与我是这种情形，而与此相对，那位说要养蜜蜂的青年，凭其流利的日语，告诉了我许多事情。途中，我们经过旧桥时，他说旧桥的南半部又叫仰驾桥————这来自一个有趣的关于正德皇帝的传说。传说正德帝要体察民情，因此虽贵为天子，却经常微服私访。他大约到过四百多个州，也来过漳州。当他过这座桥时，看见一个贫穷的妇女正在桥脚处，向有气无力地过桥的自己行了数百次礼以迎接他。看到这个贫贱女子能认出乔装的自己，而且这般尊敬自己，正德帝既惊又喜，此后他就把这座桥叫作仰驾桥了。只不过这位应该通民情的天子，却不知在桥边向他数百次行礼的女子，不过是在水边洗衣服而已……
小说、戏剧中关于正德帝的传说还有很多。说要养蜜蜂的青年还给我讲了“正德帝游苏州”的故事。这是一出戏剧，说的是苏州的某酒馆中有一个叫白牡丹的美女，她虽身份卑贱，却是世上少有的贞烈女子。到苏州私访的正德帝也听到了关于白牡丹的传说，就把她叫来见面。一看，果然是绝色美女。正德帝迷恋其姿色而向她求爱，但遭到白牡丹的严词拒绝。正德帝见白牡丹这么看重操守，反而更加喜欢她，就告知了自己的身份。但白牡丹不相信。于是正德帝就当着她的面脱去外面的袍子，露出了里面的龙服。他下旨要封白牡丹为后，与她一起去京城。谁知途中雷电交加，最终白牡丹死于雷击。这剧的教育意义是，白牡丹确是容貌与品德兼备，但作为皇后仍缺了点什么，所以硬要使她成为皇后的话，她只能死去。————当时我只不过是将之作为中国人的不合理的故事记住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它确实很愚蠢。但是，在它极端的关于自知之明、盲从命运————这种卑微的道德观念的说教中，我现在体味到了一种与总是认为自己卑微渺小的中国人相符的悲凉的东西。
朱雨亭与我经历了那么奇妙的失之交臂之后，才总算找到了彼此，可找到以后又因语言不通，就像没遇见一样。可朱雨亭与我的无缘并不仅此而已。那天傍晚，街上华灯初上之时，在从南院归来的路上，朱雨亭对我说：“今晚我要去看一个朋友，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厦门吧，这样，我们在船上还可以多聊聊。”
我答应后就与他道了别。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因语言难以沟通而有意简化的约定中，漏了一个重要内容————我到底在哪儿等他呢？是朱雨亭来这离河岸很近的我住的地方邀我，还是我去河岸自然而然地遇上他呢？于是，我和同伴们商量了此事。他们说不管怎样还是先去河岸为好。可是到了河岸我发现，河岸上不仅不见朱雨亭，并且还停着一溜足有二百米长的河船，这让我到哪儿找他，或者他到哪儿找我呢？我的同伴们丝毫不在乎我的心情，径自上了其中一艘船。即使我告诉他们已与朱雨亭相约的事，他们却不知何故，甚至让人觉得好像有点讨厌朱雨亭似的，冷淡地说：“朱雨亭不一定真来呢！”然后又说，即使河船上碰不到，等到石码换小蒸汽船时一定可以碰到。河船虽有许多，小蒸汽船却只有一只，这是没错。但在那人挤人的小蒸汽船中，谁能好好聊天呢！而且河船上要花近两个小时，小蒸汽船不是只要约四十分钟就到厦门了吗？我对两位同伴的不解人意生气不已，就一个人站在船上眺望周围，希望能见到朱雨亭。不久，乘客全齐了，船离开了河岸。我想若朱雨亭是特意为我而去厦门的话，自己这样岂不是置他于不顾了吗？但转念又想，他肯定是到厦门有事。这样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去想他了。我又开始讨厌起不光在这时，而且这三天来一直不顾及我的心情、与我难以融洽相处的同伴们来了。
如果不是特意送我的话，朱雨亭一个人也会来厦门吧，我正这么想着时，果然，从小蒸汽船上见到了朱雨亭————他现在正在水中舢板上，可能和我们一样，从河船上下来后，准备上小蒸汽船。他的舢板与我们的正好相反，停在了小蒸汽船船头处的舷边。但是这次朱雨亭和我互相注意到了对方，他穿过人群来到了我的身旁。我们没有互相用生硬的外语费力说话，只是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无言地表达亲切之情。有时候他用厦门话向我的同伴们说着什么，有时候我向我的同伴们用日语说些事情。他看样子话不多，在船上与我说的也仅仅是“漳州好玩吗？”“什么时候回日本？”等寥寥数句。我脑海中浮现出几个关于漳州近况的话题想问问朱雨亭，但是表达起来颇为复杂，念及同伴们不得要领的翻译水平，我就没有问。我只是看着这个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的中国人————这个更像东京学生的圆脸的朱雨亭，抱着善意，一直注视着这位相貌堂堂的青年有时显出的一丝腼腆的、好像有些畏怯的表情。我有时想对他说几句恭维话，但是却想不出合适的英语来表达。就这样，我和他在船上几乎没怎么互相说话。
不久，小蒸汽船到了厦门。那一天鹭江的浪很大，因为第二天就是旧历六月十九日。当地谚云：“六月十九日，无风海亦鸣。”我们的小蒸汽船进入了湾内，船周围是成群的要载客上岸的小舢板，它们在水中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尽管毫无争抢的必要，小蒸汽船的乘客们还是争先恐后地涌向舢板。我的两位同伴相继跳上了一只舢板，我也跟了上去。朱雨亭随在我身后正准备跳————就在那时，一个大浪袭来。小舢板上了三个人后本来就已经稍稍离开了小蒸汽船，现在它滑过这大浪的表面，更是迅速远离了小蒸汽船。舢板上的船家知道朱雨亭想上来，但他已满足于已有的三个乘客，不想在波浪间再次返回小蒸汽船那里。我看见了独自一人留在甲板上的朱雨亭————从此以后，我就再不会看见他了。
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时，在这篇文章开头部分所写的那样的心理状态中，在我一边强给自己打气，一边拼命赶写《厦门采访手札》的稿子时，我在自己记忆的最深处找出了朱雨亭。在不断回忆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禁感到朱雨亭，这个我以前仅仅认为是和自己互相用蹩脚的英语交谈过数句并仅此而已的人，不知怎么，总觉得现在对我有了什么意义。我与朱雨亭互相通报姓名之前奇妙地失之交臂的经历，好不容易见到后又因言语不通而引起的焦急感————像这些我和朱雨亭之间的种种无缘，最后以因那大浪而一句“再见”也没说的永别为结束。那次旅行中，我在所到之处，一直以旅人的心情，与有缘相识的人，或约定其实难以实现的再会之期，或各自互道珍重。只有朱雨亭，我没有机会与他告别。这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感到这与我这些日子里内心漂浮着的一种情绪紧紧联系着。因此，我决心至少在游记中尽可能详细地写下朱雨亭的事。
然而，我还是忘了很多事情。那个说要养蜜蜂的青年、那个告诉了我许多事情————正德帝与白牡丹的传说、漳州军真的要和广东军决战了、连参谋长林季商昨天都从德化回到了大本营等等————的青年，他叫什么名字呢？我的确得到了一张他的名片。还有，朱雨亭的雨亭是雅号，他的真名又叫什么呢？而且我记得，他给我的那张名片上还写着他是哪里的人。他的名片在我旅行所得的名片中算是很大的，上面印得大大的活字很有手写特色，是最有中国风格的一张名片了。我确实把那一叠名片收了起来，但在哪儿呢？我最近记性越来越坏了，可是继续写游记就必须要用到那一百多张的名片。我想到这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我先前忘了交代，那一段日子里一直下雨，而我起来后也无事可干，所以虽是夏季闷热之时，我却弄暗房间，不分昼夜地缩于床上。稿纸就在枕头周围散乱地放着，这一切看着就像鼠窝。————好了，接着上文说。我爬了起来开始寻找那些名片，因为我是加了小心收藏起来的，所以以为立刻就能找到。但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我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旅行包、箱子，还有从台湾买来的竹篮等等。我一个不漏地彻底翻了一遍。我因而越来越急躁了。我明知没有它们我也可以设法写出文稿，但是这时我产生了一种不找出来的话，干什么都静不下心的歇斯底里的情绪。最后我想到：这么找还找不到的话，它一定是在那个箱子中了。然后我就犹豫了起来：开不开那只箱子呢？
我有一只箱子，一只当时不给别人看的箱子————看了也不会有害，但是我不想给别人看。我外出时就把那钥匙放在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在家时就把钥匙放在墙上横木上的灰尘中。我在箱中放了满满的一大堆东西————各种信件、照片、其他————我还是仅以“其他”来代替那些目录吧————总之，那些东西装得满满的。它们全是关于某事的各种各样的、作为回忆的物品，而某事是我从台湾、厦门回来后，连行装都未解之际偶然发生的。这只在中国买的、中国风格的箱子因其较大且有锁，就被我特意用来收藏上述物品————我自己也一直注意不去打开它。作为不可打开的东西，我在自己的心中以自己的意志锁上了这只箱子。我已有一个多月没开过这只箱子了。若要忘掉全部的事的话，最好的方法不就是不看与它有关的一切吗？我在心中所说的那只箱子，就是这只箱子。我正在犹豫着是否要打开它，我对自己辩解道：我现在要打开它并不是出于痴情，而是出于需要。其实我那晚一直被一种想打开它看看的情感笼罩着，况且夜已深，家里的人都在睡觉。我于是从壁橱里取出了那个不太大的箱子，然后又从横木上取下了那形状笨拙的、奇妙而庄严地做成的钥匙，坐在了自己的枕边：我是看看箱子里是否真有旅行中的人的名片的……所以我只看名片……决不再读信了，因为读信只会又一次扰乱自己的心……我这么对自己说着，插入了钥匙。我的呼吸变得如同郁闷之人的呼吸一样，我轻轻翻动了箱里的东西，尽管还是不久前的东西，可由于连日下雨，箱中发出发霉的味道。我翻着其中的物品，触及的全是一件件不待我回忆就告诉我那些回忆的东西————有的是某时她送给我的，有的是别的时刻我向她要的。这些物品混放在打开呈两部分的箱中，我的心就像这箱子一样，完全被弄乱了。“……太不果敢了，太不果敢了。”————这么泣不成声地说着的她的声音，渗入我心底的这声音，再次从我心中涌了出来。哭倒在地、已没法送我到大门口的她，在我正要登上她家门前的车子之际，匆忙拉开二楼的拉窗，站在那里目送着我————直到我俩之间出现了街角的房屋为止。我也回头看她，她一直哭着站在那里……种种情景，众多声音和幻象，一时间痛苦地集中于我的身上。
“名片不在这里。我把它放在哪儿了呢？”
我一个人说着这无用的话，关上了那只箱子————那只只要搭上上下部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锁上的木箱。“咔嗒”一声金属声过后，箱子自动锁上了。我把已锁上的箱子横着扔了出去，默默地在心中叫道————
“朱雨亭！朱雨亭！”
就像是作为代替，呼唤包括她的名字、她与我之间所有的一切，以及我自己的全部过去，特别是转变中的一切的东西似的。
不知何时，我发觉自己不知怎么端坐在蚊帐的一角了。我一边感觉着自己心里的爽快，一直这么端坐着；一边感觉着那个我们决计听不见的巨大的时间之翼，从我们所有的一切之上飞翔而去；一边隔着蓝色的蚊帐久久凝视着因数日未扫而积满灰白尘土的房间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