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和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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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正午时川北氏来，说带我去茶馆，便一同出门。我们要去的是一家叫“高升”的茶馆，香港的茶馆中据说这家最好。

    楼面并不很大，一楼是商店，从二楼至五楼是茶馆。这家茶馆的有趣之处在于每层的茶价皆不相同。二楼为两分，三楼为五分，四楼为七分，到了五楼则为一角。是不是供应的茶有好坏？不，都是一样的茶。完全同样的茶，只是阶层不同，茶价也相异。来二楼喝茶的都是下层劳动者，上三楼四楼，客人的阶层也依次上升。五楼则是最上层的客人所去的地方了。客人的品质依不同的茶价自然分层。这种体制在中国并不罕见，它给上层的客人带来了一种体面，又能对下层客人提供极为廉价的物品。上层的客人不仅因此保持了体面，也因付了高额的价钱后能免除由于周围的闹哄哄而带来的不愉快，所以即使价格高一点，他们也毫无訾言。这种体制在中国之外完全没有。虽然在别的国家里，剧场的票价、火车轮船的票价也各有差异，但剧场的票价是依座席的优劣不同而不同的，因此内质不一样。交通工具方面，虽然运输里程是一样的，但是社会待遇则依等级的不同而有天壤之别，最后还是归结于你所付出的金额的多少。但这家茶馆，若将二楼和五楼比较一下的话，在座椅茶具上也无大的差异，所供应的茶叶完全一样，唯有价格不同，这颇令人愉快。这是自古以来只有在中国才有的习惯，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保护下层社会的合理做法。就这一问题我曾在几年前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诸文收录在小著《中国漫谈》中，这里就不赘论了。这家茶馆是说明上述之理的一个佳例。

    我们在五楼选了一个好位置坐下来满满地喝着茶，吃着包子、烧卖和用肉煮成的食物，以代作午饭。茶有龙青（绿茶）和水仙（红茶）两种，大抵各处都有两种。食物都是刚刚做好的，放在很大的蒸笼内扛在肩上送过来，由客人随自己的喜好自由取用。茶碗里则不断地有人来冲上开水。

    这里的茶房大部分是男性，也杂有几个年轻女性。老香港川北氏向我介绍说，茶馆里跑堂的在香港称为茶花。当然，以前女子是不在这样的地方做事的，但在1922年远近闻名的香港大罢工时，香港全市所有领域内的男劳动者都销声匿迹了，为应付这一局面就临时性地雇佣了妇女，结果甚受客人们的欢迎，以后便有了茶花这样的职业妇女。

    在香港时，我曾数度到“高升”去。茶馆的茶食自有其独特的美味，有些是菜馆里怎么也做不出来的。喝了上好的茶，吃得腹胀如鼓，到最后结账时绝不会超过四五毛钱。

    香港和广东的茶馆，有的也请女艺人来唱戏。这样的茶馆都相当大，茶的品质和食物的味道在这里是第二位的了，自然来的客人也不怎么样。在茶馆里悠闲自在地喝喝茶，美美地饱餐一顿，一边抽着烟一边观望周围的各色人等，没有什么生活比这更合于我心了。我不喜欢酒也是其缘由之一，茶馆里没有酒。

    茶馆的营业时间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一直在那里从早喝到晚。大致上早上是六点半到八点，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夜里有些店就完全不开了，即使营业，一般也是在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

    出了“高升”后，我和川北氏往西走，到纯粹的中国街上去闲逛。我们去看了翡翠店、旧器具店等。街上有很多卖逾期的典当物的店铺，在被称作盗贼市场的小巷子里，有一长排摊床在卖零碎布料等。那天晚上香港的诗话会同人和文学爱好者在石塘咀的金陵酒家为我举行欢迎酒会，所以我和川北氏在五点左右出门往那儿去。石塘咀是位于香港市西端的花柳街，其中有一处集中了好几家规模甚大的酒楼和好多家艺伎馆。金陵酒家里已来了十五六个人。大家都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这样的聚会很愉快。那晚我第一次见到了敲击一种叫叩琴的广东乐器的艺伎。

    宴会结束后，我与几位友人一起在石塘咀闲走。酒楼都是高达五六层的极为宏大的建筑。楼里灯火通明，各个房间里打麻将的声音宛如傍晚急雨的雨点声似的飘落到街上来。伎馆的门口挂着很大的招牌，上用金字分别写着缀入了家号的联句。“奇貌高声价，花魁压艳妆”，意即此家的家号是“奇花”。“天赋香缘芝兰满堂，一番韵事风月无边”，意即这家的家号是“天一”。

    译自村松梢风《南华游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