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全唐文》卷七四四）。到了明胡震亨説得更爲絶對：
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唐音癸籤》卷二五）
當然，韓愈實際上在儒學上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點已如上述，這裏祇從文學史的角度講，指出他文、道並重，爲明道而重文，促使他對文學創作做出多方面的巨大努力，從而取得詩文寫作的巨大成就，在文學史上建立起不朽的功業。
起八代之衰與取八代之髓
韓愈在散文上的主要貢獻，是倡導“古文”，從理論到實踐，全面地實現了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根本革新，造成了文學散文發展的又一個高峯。
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認爲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東坡後集》卷一五）。這主要是指他以古文取代了東漢以來逐漸興盛起來的駢文。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認爲，所謂“古文”乃是“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肆也”（《古文約選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曾國藩則明確指出，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覆許仙屏》，《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一四）。這都從對流行的駢文摧陷廓清之功上肯定了他在轉變文體與文壇風氣上的貢獻。
關於韓愈的文體“復古”，涉及問題很多。這裏祇討論一點，即韓愈倡導與創作“古文”得以成功，不僅由於他善於繼承與發揚上古秦漢散文優秀傳統，並多方面學習古代各體文章的表現方法，也是他廣泛汲取東漢以來散文發展、包括駢體文發展所取得的藝術成就的結果。
造成“古文運動”的興盛，本不是韓愈一個人的功勞。古文取代空洞浮豔、雕繡藻繪的駢文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文體與文學發展的歷史潮流。舊史説：
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
清人趙懷玉也指出：
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學者仰之。不知昌黎固出於安定（梁肅）之門，安定實受洛陽（獨孤及）之業。公則懸然天得，蔚爲文宗。大江千里，已濫觴於巴岷；黄河九曲，肇發源於星宿。（《獨孤憲公毘陵集序》，《毘陵集》卷首，《四部叢刊》本）
這都説明，大曆、貞元年間，倡導“古學”已形成風氣。而如追溯淵源，提倡文體復古早已始於北朝；至隋代南北文風融合，改革文體、文風的要求更漸趨强烈，代表者有李諤、王通等人。入唐以後，批判六朝浮靡文風、提倡革正文體已是文壇一般主張。經陳子昂到開、天年間的李華、蕭穎士、元結等人的努力，到中唐時期“古文”已漸成聲勢。韓、柳等人不過是順應歷史潮流取得傑出成就的佼佼者而已。
但應當承認，韓愈及其文壇盟友柳宗元在倡導與創作古文方面確實取得了遠遠度越前人與同時流輩的成就，而做到這一點又有多方面的原因。其重要一點在於他們總結了散文發展的歷史經驗，不是形式主義地擬古（如北朝蘇綽仿《周書》作《大誥》，王通仿儒典作《元經》），更不是單純追求實用而反藻飾（如隋文帝楊堅反對文表華豔、要求“實録”），也不如李華等人片面强調文必宗經；而是更辯證地理解並遵循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對前人積累的藝術經驗去粗取精、融液搜澤，將其有價值的成果納入自己的創作實踐，從而實現了“復”中有“變”的創新與發展。而從文學發展歷史看，正是自魏晉以後進入了“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創作中藝術表現上的許多進步，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韓愈等人否定駢文，是實現了辯證的“揚棄”，即捨棄了它的僵化的形式，而繼承了它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葉適説：“若夫言語之縟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而益趨於文也。”（《櫟齋藏書記》，《水心文集》卷一一）就説出了這個道理。
阮元論駢文，謂“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揅經室三集》卷二）。他作爲新“文筆論”的代表，爲駢文争正統，看法往往流於偏頗，但其見解又是有合理内容的。駢文文體發展中把中國散文中固有的排比對偶、聲韻詞藻、使典用事等表現方法絶對化、程式化了。但這種“别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卷三《雜説下》）的對偶用韻之文，確乎發展了中國散文的技巧，取得了獨特的藝術成就。因此後人謂“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一）。唐代作家大都嚴於指斥六朝文風，但唐代文學的偉大成就却又是在六朝文學發展的基礎上取得的。韓愈的“古文”成就也是如此。後來不少人指出了這一點，如袁中道説：
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内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爲功多。（《解脱集序》，《珂雪齋文集》卷一）
劉開説：
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與阮芸臺宫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劉熙載説：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藝概》卷一《文概》）
蔣湘南説：
淺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七經樓文鈔》卷四）
如此等等。韓愈的創作正可印證這些看法。
從行文體制上看。韓愈的“古文”已完全不同於先秦盛漢質樸無華的散行文體，在句式、聲韻、詞藻等方面都融入了駢體的技巧。他主張文章要“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宫商相宣，金石諧和”（《送權秀才書》），要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這都涉及駢體結句和聲韻等技法。他的有些文章如《進學解》、《送窮文》等，基本上用整句韻語；如《原毁》，則全篇以長排組成。他更把儷詞偶語融入行文，取其嚴整流暢，音調諧合；他還靈活使用意對語不對，語對意不對，散行中兼用四、六偶句等方法，把駢儷消化在散體的語氣文情之中。這樣，他調動了駢體修辭的各種功能，增强了文章的表現力。包世臣曾指出：
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至爲微妙。（《文譜》，《藝舟雙楫·論文》卷一）
韓愈在發揮駢、偶兼行的功能上就是如此深入化境的。
從文章體裁看。吴汝綸曾指出：先秦以來有集録之書，自著之言，前者出於《詩》、《書》，後者出於《易》、《春秋》，“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録之體”（《天演論序》，《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三）。而這種單篇集録的創作體制正是形成於魏、晉以來“四部分，文集立”之後。也正由於創作單篇集録的文章，才發展了不同於秦漢著述形式的各種散文文體。包世臣又指出：
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後漸備，至唐、宋乃全。（《復李邁堂書》，《藝舟雙楫·論文》卷三）
實際上，韓愈所運用與發展的散文體裁，基本是直承六朝的。劉開則指出：
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制，至八代而乃全。（《與阮芸臺宫保論文書》，《劉孟塗文集》卷四）
因此，没有六朝各體散文的創造，就不會有韓愈各體散文的成就。例如韓文中藝術成就很高的碑傳、記序、書信等體裁，都先後興盛、完善於六朝。而在韓愈創作中，比起另一類論説、表狀等文章，這些文體的作品顯示出更强的藝術創造特性，更能突現出他的散文藝術的高度水平。
從表現方法看。韓愈散文的藝術獨創性表現得非常突出，重要一點是更强烈地發展了文學主觀創造的特性，在這方面大大超越了先秦盛漢的傳統。如袁宏道就曾指出：
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虚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别，有叙事；爲文者有辨説，有論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虚，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雪濤閣集序》，劉大杰編校《袁中郎全集·序文》）
這裏涉及詩的問題不論；關於文的用“虚”而“不能實”，正是發揮作家主觀創造力的表現。朱宗洛在分析《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時説：
如題是《送温處士》，便當贊美温生。然必實講温生之賢若何，便是呆筆。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從彼聯絡下來，想出“空”、“羣”二字，全用吞吐之筆，令讀者於言外得温生之賢，而烏公能得士意，亦於筆端帶出。此所謂避實擊虚法也。（《古文一隅》卷中）
如這裏的“避實擊虚”，不只是黏題不黏題的構思問題，更重要的是發揮作者想像、聯想、虚構的能力，以實現藝術概括與創造的問題。韓愈善於架空虚説，别開生面，“文體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用意筆墨皆烟雲”（惲敬《答來卿》，《大雲山房言事》卷二）；批評他的人又説他的文章多“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朱熹《讀唐志》，《朱文公全集》卷七〇）。“諂諛”當然不足取，但“戲豫”追求趣味，“無實”有虚構成分，用之得當，乃是有藝術價值的寫作手法。在韓愈寫作中，這些都顯示出他有意識地從事藝術創新的努力。而在這方面，他也是發展了六朝的傳統的。六朝文的浮靡不實也是一種用“虚”，只是表現的内容多淺薄或頽唐而已。
清人王鐵夫指出：
古文之術，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於東京、六朝沈博絶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掃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夐絶千餘年。（轉引淩揚藻《蠡勺編》卷三八《王鐵夫論韓柳》）
這個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以文爲詩
韓愈詩奇崛高古，獨創新境，“山立霆碎，自成一法”（蔡絛《西清詩話》轉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與孟郊詩一起創中唐詩壇的韓孟詩派；而從詩歌史的發展看，“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錢鍾書《談藝録》第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補訂本，北京），則韓愈又是詩歌史上轉變風氣的、極富獨創性的關鍵人物。
後人概括韓詩特點爲“以文爲詩”。這當初本是一種貶抑性的評語，據傳出於陳師道：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5]
釋惠洪有記載説：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冷齋夜話》卷二）
惠洪記述的評價是截然對立的，但諸人認爲韓愈“以文爲詩”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全面評論韓詩，用這一簡單的概括當然不够，但它確能反映韓詩藝術的主要特徵。而自宋人即開始的有關這一問題的争論，則又關係到對唐、宋詩不同藝術風格的看法。沈存中等人的辯論，表明由韓愈等開創、並由宋人發展的新詩風，當時尚未被人們普遍承認。
唐詩重意興情韻，宋詩主筋骨思理；重意興情韻則多用興象，講究韻味深長；主筋骨思理則多用議論，講究思致細密。這樣，宋人“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概括起來就是“以文爲詩”，韓愈實開此風氣的先河。這應該説是對以前的詩的規範的突破，是詩歌藝術的創獲，是把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推向了新階段。從這個意義上，是應當充分肯定韓詩的貢獻的。
韓詩“以文爲詩”的直接表現是詩的“散文化”。趙秉文説他“以古文之渾灝，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與李孟英書》，《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九）。方東樹論七古説：“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昭昧詹言》卷一一）。這實際也是杜甫“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元氏長慶集》卷五六）的技巧的發展。如韓愈早年的《此日足可惜》一詩，記述離亂經過，瑣細生動，仿佛杜甫《北征》；《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也同樣使用了散文的叙事、描摹技巧。陳沆又曾批評説：“《謝自然》，送靈、惠，則《原道》之支瀾；《薦孟郊》、《調張籍》，乃譚詩之標幟，以此屬詞，不如作論。”（《詩比興箋》卷四）實際如此以論爲詩，也是詩境的開拓。陳寅恪謂韓詩“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絶後”（《論韓愈》，見前）。就其善於把古文之法用之於詩一點而言，這一評價是相當準確的。
韓愈“以文爲詩”，又使詩的内容也大爲擴大了，即把一般作爲文的内容納入到了詩裏。歐陽修説：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
確實，韓詩容入許多奇特的、難以入詩的題材。例如《陸渾山火》寫野火，《叉魚》寫捕魚，都盡力鋪排描摹，把景象形容得淋漓盡致；《永貞行》寫政治事變，《寄盧仝》寫訟案，都鋪陳原委，叙事清晰；又如《石鼓歌》描寫石刻，《岣嶁山》叙説訪古，都是前人詩中不多見的内容。韓愈更把不是詩的内容納入詩，如鼾睡、落齒、瘧病等都被他寫成了詩。後人指出他是“以醜爲美”（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或評論他寫非詩之詩。這使他真正做到了“胸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李重華《貞一齋詩説》）。
韓詩“以文爲詩”的特點還表現在詩中多用“賦”。他改變了先秦以來詩歌多用比興的傳統，在創作中又不重掩抑收斂，少用省略含蓄，而且不避瑣細，極力鋪排。趙翼曾指出：
自沈、宋創爲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至昌黎又斬新開闢，務爲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詩内，舖列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内，舖列東西南北四方之神；《譴瘧鬼》詩内，歷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是也。又如《南山詩》，連用數十“或”字；《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四首》内，一首連用五“鳴”字；《贈别元十八》詩，連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甌北詩話》卷三）
多用舖陳則易於造成淺露冗長，使得詩的内在情韻不足。但韓愈却善於用表達的繁簡詳略、構思的移步换形、結構的波瀾起伏等等加以補救，造成强烈的藝術效果。例如有名的《南山詩》，大幅地舖排山間四時景致，瑣細地叙述自己遊山經過，特别是五十一個“或”字組成的排比形容，把賦的舖陳技法發揚到了極點，也確實寫出了南山的偉麗壯觀。另一首寫遊山的詩《山石》，篇幅比《南山詩》短得多，則一步步叙寫自己登山、入寺、進食、留宿直到清晨出山的過程，好像不施剪裁，寸步不遺；但由於其高超的描寫技巧，獨特的捕捉細節的本領以及内含的飽滿的情致，使這篇作品成爲意境鮮明、情致豐富的好詩。又如《洞庭湖阻風》寫湖上風浪，《陸渾山火》寫野火焚燒，由於極力舖張而造成了驚心動魄的效果。這種多用賦的技法，創造出與講究“味外味”、“韻外深致”的一類詩全然不同的風格。
“以文爲詩”還體現在詩的句法聲韻上。中國古典詩發展到唐代，不但古、今各種詩體皆備，而且詩句的内部結構如對偶、音節、押韻的方式也已形成了規範。韓愈打破這些規範，採取與已定型的詩的格式不同的表達方式。這種突破也可以看作是把更爲自由的文的寫法活用於詩。在對偶方面，他往往自創新格，有的五言長古如《縣齋有懷》通首皆對；有的五律如《答張徹》則包括起結句句作對，且全用拗體，這都因難見巧，令人轉覺生峭；而在另一些詩中他又力避偶對，或在五言詩中用十字長句，以散漫形古奥。中國詩的節奏一般取兩個音節一個音步的形式，韓愈常常有意改變這種習慣的格式，例如五言句中使用“一四”、“三二”的意義節奏，以顯出一種生梗古樸的聲韻效果。他還精心推敲用韻，如歐陽修説：
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螘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六一詩話》）
韓愈如此突破定格，是尋求表達上的“自由”，但從一定意義上説又是有意造成“不自由”。突破定格並不是不要格式，而是在創造新格。“以文爲詩”不是把詩寫成散文，而是寫出融入散文技法的新型的詩。在格律方面的努力，正是爲達到這一目標。
中國傳統詩還積累了一整套詩的語彙，形成了詩語的一般構造方式。韓愈在這方面也勇於突破。他好用奇字新語，如袁枚所説：
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隨園詩話》卷三）
韓愈在詩語上往往是探幽索微，千錘百鍊，自鑄奇語；他還主張“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即把精心結撰的奇詞硬語平熨妥帖地運用於作品中。趙翼指出：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撏摭奇字，詰曲其詞，務爲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奥澁，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籠萬有。（《甌北詩話》卷三）
又例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岳陽樓别竇司直》、《薦士》、《送無本師歸范陽》等名篇，遣詞造語都戛戛生新，詼詭奇崛，造成了獨特的藝術效果。韓愈也有時故意撏摭奇字以嘩衆駭俗，如《南山詩》的“突起莫閒簉”、“堛塞生怐愗”、“達枿壯復奏”，《陸渾山火》的“池波風肉陵屯”、“電光殲磹頳目暖”，《征蜀》詩的“投奅鬧”、“填隍傄”等等，眩耀奇字險語，務爲不可讀，則是大才欺人，不可爲法了。
總之，可以概括爲“以文爲詩”的韓愈詩，富於矜創，成績卓卓，在盛唐李、杜等諸大家之後，發展了詩的藝術技巧，並給未來詩的發展開拓出一個新生面。但韓愈的詩有時刻意求奇，流於險怪，這前面已經指出；又往往用遊戲筆墨，矜其餖飣之巧；而更主要的是如沈德潛所説：“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因而韓詩雖然恢宏奥衍，却不足於李、杜那種自然精美、變化萬千的氣象。至於“以文爲詩”造成某些作品興象情韻之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實。但這已是中國詩史上風格論的應另行研究的課題了。
學奇於韓愈
對韓愈詩文風格的總評價，一般歸結爲“雄奇”、“奇偉”、“奇詭”等等，甚至説“奇者極於韓”（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録朱彝尊語）。
早自韓愈的同時代人已注意到他的這一風格特徵。王建評論他：
序述異篇經揔核，鞭驅險句物先投。（《寄上韓愈侍郎》，《文苑英華》卷二五四）
柳宗元讀《毛穎傳》，説他“怪於文”，認爲其作品可救治“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柳河東集》卷二一）的疲軟雕琢文風。皇浦湜説他的作品“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韓文公墓銘》，《皇甫持正文集》卷六）。稍後李肇指出：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唐國史補》卷下）
司空圖論詩與創作實踐都是主藴藉含蓄的，但他這樣稱贊韓詩：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撑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題〈柳柳州集〉後》，《司空表聖文集》卷二）
關於韓愈尚奇的原因，趙翼這樣解釋：
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横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甌北詩話》卷三）
這只是强調韓愈主觀上争奇鬬勝的一面。但還應看到客觀因素的一面，即韓愈“尚奇”風格的形成與他的遭遇、性格和思想變化直接相關。
如果綜觀韓愈創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並不顯著。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後才明顯起來的。而到了晚年，隨着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特别表現在詩作上，元和十年以後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藴藉的小詩。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心境。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鬱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洩，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徵。
這樣，韓愈詩文的奇，就不僅如前已指出的奇在字句等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這就與形式主義地在詞句上求險怪不同。他的詩給人感受最深的是奇情、奇境、其感受與表現現實的奇特角度與方式。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苦寒（《苦寒》）、酷暑（《鄭羣贈簟》），還有那如火傘的柿葉（《遊青龍寺》），如雪堆的李花（《李花二首》），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荒寂無人的古刹（《山石》），在如此不平凡的景象裏，在在都流露出詩人不平静的心聲。韓愈的文章也是一樣。如《伯夷頌》的開端：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這一雄肆磊落的長句，千迴百轉，自胸中鬱積而來，奇文正有奇情爲依托。如《進學解》、《送窮文》、《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廟碑》以及王適、張署、馬繼祖、柳宗元、張徹等人的墓誌銘等一系列奇文，都各有豐厚而獨特的思想積藴，奇突不凡的藝術表現正有相應的思想感情爲基礎。
韓愈“尚奇”表現在藝術上又是豐富的、多樣化的，並不是單純的、偏枯的險怪。張耒説：“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明道雜志》）劉大櫆説：“文貴變……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論文偶記》）豐富多樣的奇變造成雄肆不羈的藝術風貌。例如寫山，有“孤橕有巉絶”、“巖巒雖嵂崒”（《南山詩》）的山；有“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熳”（《山石》）的山；又有“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送桂州嚴大夫》）的山，都同樣工於描畫，景象都很新奇，但寫法却很不相同。同是寫孟東野，《醉留東野》與《薦士》不同；《送孟東野序》與《貞曜先生墓誌銘》迥異。紀念柳宗元的三篇文章：墓誌銘、祭文、神廟碑，從取材到用語也絶不相襲。另外，他的不少詩文是專求艱奥硬澀的，但也有的文章如《祭十二郎文》瑣瑣如道家常，有的詩如《寄盧仝》、《瀧吏》則多用口語、方言。這種淺白實際也是出奇的一種途徑。
韓愈詩文之奇還表現爲一種氣勢。他發展了傳統的養氣理論與文氣説，提出：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古代一些人論文氣談得多飄渺恍惚，而韓愈在這裏把它與文章的外在表現直接聯繫起來。對韓愈來説，養根才能竢實，本深才能末茂，具有對仁義之道的深切領會與堅定信心才能形成雄肆豪放之氣。這種氣質也正反映在他自己的詩文從構思立意到遣詞造語之中。他在《送無本師歸范陽》詩中説“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胆”，《東都遇春》詩中説“文章倚豪横”，這也正是他的自身寫照。有人作譬喻説，就像蓋房子，柳宗元先要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侵占别人田地；韓愈則惟意所適，横斜曲直，肆意而成，不問是誰的地方。這很生動地説明了韓愈的氣魄和他與柳宗元的不同。有了這種氣魄就會勇於打破常規，出奇而生新。因而，飽滿充溢、雄肆不凡的文氣是“尚奇”的基礎。韓愈有些文章論理並不那麽嚴正，邏輯也欠細密，但由於有一種“霸氣”，却也能造成强悍的藝術效果。
以上，簡單地就韓愈思想與創作的幾個問題寫出選注者的粗淺看法。
本選集的選篇力求兼顧作家思想、藝術的各方面，因此，既選了那些思想性、藝術性俱佳、長期被人們傳誦的名篇，也選了在内容上或表現方法上有一定特色的作品（如《南山詩》、《平淮西碑》）；有些作品思想局限較大，但確實代表了作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如《永貞行》、《潮州刺史謝上表》）也被入選；又所輯諸家評論，亦兼採褒貶不同看法。選注者希望能够給讀者提供一部比較全面地瞭解韓愈全貌的選本。
本選集全部選篇出自《昌黎先生集》正集四十卷之内。該集爲李漢原編。《順宗實録》作爲史書不選。《外集》未選，主要因爲無可選之作。對於《外集》，歷來多有人主張不可盡信。選注者認爲應具體分析論定。如《明水賦》、《通解》、《上考功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等已具見趙德《文録》，不必致疑；《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答劉秀才論史書》等，證之韓愈生平亦合。《與大顛書》三首，自宋以來，聚訟紛紜，特别有歐陽修、朱熹斷言不僞，增强了肯定意見的力量，值得慎重對待。但即使認爲出於僧徒附會，也不能動摇韓愈與大顛結交論道的事實及其意義。
本選集按詩、文、賦三類，依寫作年代排列（寫作年代難於確考者，根據内容判斷置相應處），庶利於讀者認識韓愈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
韓集版本多，異文多，校勘成果亦多。本選集以東雅堂本爲底本，參照諸本作了校勘。東雅堂本曾受譏評，但校訂文字在諸本中向稱精審，且最爲通行並被多數選家遵用，以此選爲底本。校勘時還使用了臺灣故宫博物院一九八二年影刊宋淳熙元年臨安本，該本大陸學者罕見利用，彌足珍貴。爲避免繁瑣，謹在注文中列出重要參校結果，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底本作了校改的，在該校改文句注解解釋字句前先予注出；再一種是或異文可供參考、或可以兩存、或推想原文應有訛誤的，在有關文句注解後面注出。參校中較多汲取了方崧卿（《韓集舉正》，簡稱“方《正》”）、朱熹（《韓文考異》，簡稱“朱《考》”）、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簡稱“魏《集》”）、陳景雲（《韓文點勘》，簡稱“陳《勘》”）、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簡稱“馬《校》”）、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簡稱“錢《釋》”）、童第德（《韓集校詮》，簡稱“童《詮》”）、陳邇冬（《韓愈詩選》，簡稱“陳《選》”）等人的成果，必要處一一注明，不敢掠美。
本選集注釋包括作品寫作年代、背景的考證和詞語的注釋與文句的疏通。引證力求詳悉，並標明出處，以利讀者覆案。
本選集於每篇之後附有評箋。所集録者不僅有正面的肯定意見，亦有批評意見，這是遵照章學誠箋注應“醇駁兼收，虚實互致”（《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校讎通義·外篇》）的意思，讀者可比較參考。選注者也加有一些按語，往往是就某個問題的一得之愚，供讀者討論、批評。
孫昌武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天津
* * *
[1]又存題韓愈、李翱纂《論語筆解》二卷（有摘出韓愈論述的一卷本），歷代有關真僞意見莫衷一是，一般認爲是後人整理、寫定。
[2]參閲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第一四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北京。
[3]本文引用韓文，均據東雅堂本。僅在引文後標舉篇名，不出卷次。
[4]李商隱《齊魯二生·劉乂》：“後以争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樊南文集詳注》卷八）
[5]《後山詩話》。此書後人多疑其僞。參閲程千帆《韓愈以文爲詩説》，《程千帆詩論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