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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若干差异，如下昂、麻叶头、三幅云，或外形改变，或为宋式斗拱中所未有。
图59 滋阳娘娘庙牌楼如意斗拱（清）
明、清还出现一种溜金斗拱，其外檐部分一如常规施水平之构件，如翘、假昂、蚂蚱头等。但自正心枋后则层叠多层斜向构件（枰杆、夔龙尾等）承托于金檩下或金枋上，结构上作用甚微，只能视作上昂蜕化为装饰之变体。另在牌楼中，又使用了以直拱和斜拱组成的网状如意斗拱（图59），其装饰意图显然较结构作用为突出。
（九）梁（栿）
为水平之承重构件（图61——65）。依据其荷载可分为主要梁栿与次要梁栿二类。前者长度大，多依进深方向，架设于建筑前、后檐柱间，常横跨室内大部（或全部）空间。宋制称梁为栿，并以其上所承椽数之多寡命名；清式则以梁上桁（或称檩）数为准。如为通常之两坡屋面，宋之八槫栿，于清为九架梁，六槫栿为七架梁……如此类推，但最上之三架梁，于宋则称平梁。若为无正脊之卷棚屋顶，则称八架梁、六架梁……最上承双檩者谓之顶梁。次要梁栿，常置于檐柱与内柱（清之金柱）间，且多采取外端承于柱上，内端插入柱中之形式。其名称亦以跨度之长短与所承椽、檩之数量而定。如上承二椽（三架）的，宋称乳栿，清名双步梁；承一椽（二架）的，宋称札牵，清名单步梁。
图60 历代耍头演变图
图61 北京市故宫太和殿梁架结构示意图
图62 唐代建筑梁架
图63 宋《营造法式》月梁卷杀做法
图64 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大殿梁架 图65 大同善化寺大殿梁架（金）
其余梁栿因所处部位之不同，亦有种种名称。如斜出于屋角45°者为角梁，宋代或称阳马，一般由二梁相叠而成，其居上者宋名大角梁，清称老角梁；居下者分别谓之小角梁与仔角梁。我国南方又有将仔角梁（江南苏州一带称嫩戗）斜立于老角梁（苏州称老戗）上者，使屋角因此起翘甚高并显得外观灵巧生动，与北方屋角的敦厚淳朴形成强烈对比。若老角梁后再有同方向之梁连续，则称为续角梁，其断面较老角梁略小。
歇山屋顶（宋称九脊殿）因有收山做法，需在最外一榀屋架与山花间，增加由采步金梁所承托的一榀附加屋架（图66）。而庑殿屋顶（宋称四阿顶）则因有推山，亦需在山面增加太平梁（图66）。现知我国古建筑中，使用九脊殿顶之实例，以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之南禅寺大殿为最早。但此殿规模仅三间，而两山收进距离约为次间3/4，采步金梁与主梁架间距离仅80厘米。故结构上只需自角隅置递角梁交四椽栿背，再立蜀柱于递角梁上，承平槫下之交手拱，拱上横陈采步金梁即得。佛光寺大殿之四阿顶木构架，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亦为此式屋架之最早遗物。其推山之太平梁，二端搁置于上平槫上，构造甚为简洁。由上述二例，知采步金梁与太平梁之结构，至少在唐晚期已很成熟了。根据铜器中纹刻所示，四阿顶在周代已很流行，又于汉代重要建筑中大量使用，故可推测太平梁之形成，似不应晚于战国。九脊殿顶出现较迟，初见于大同云冈石窟，是以采步金梁之运用上限，当不致超越北魏。
图66 清式庑殿推山与歇山收山做法
施于建筑角隅之梁，有抹角梁和递角梁二种。前者在平面上与角梁之方向垂直；后者则与之同一轴向，如南禅寺大殿例。为了结构上的需要，在梁、槫等构件之间，常置有在平面上与其垂直的短梁。此类短梁之两端均与梁栿相交者，名曰：扒梁。两端与槫联络者，称为：顺梁，一端在梁，另端在槫，则谓之：顺扒梁。此外，又有置于梁背，使梁断面增大之缴背。以及置于柱脚间之联系构件地栿。
（十）枋
枋是次于梁栿的水平受力构件，又是大木结构尺度衡量标尺，其于建筑中应用甚广，种类亦多。与斗拱联用的，有柱头枋（清名正心枋），它位于外檐斗拱之横向轴线上，即与檐柱缝之轴线相重合。唐、宋之柱头枋均用单材，其间承以散斗（清名三才升）。而明、清之正心枋则改为足材，其三才升以隐出方式刻于枋间。又因斗拱间置有拱眼壁版，故正心枋厚度较足材另加1/4斗口宽（合2.5分°）。在斗拱内、外端令拱上，或置橑檐枋，如宋《营造法式》所示（明、清则称挑檐枋），其余载于斗拱诸跳头上之枋，于宋名为素枋或罗汉枋（明、清名拽枋），另支托天花者为平棊枋（清名井口枋），而置于斗拱上部之耍头（清称蚂蚱头）及衬方头（清名撑头木）等，均为枋之异形。
（十一）檩（槫）、椽
檩或桁（宋称槫）为屋架之重要构件之一，屋面荷载经此下传至梁及柱。由建筑之断面，得知檩数可自三架多至十余（图67），其名称则由所在位置而定。如有正脊之坡形屋面，其居最顶者，于清式称脊桁或脊檩，在古文献中则谓之栋，宋《营造法式》中名脊槫。置于檐柱上者清名檐桁（檩），宋称檐槫。挑檐枋上为挑檐桁，宋为橑檐槫。位于脊、檐檩之间，谓之金桁，宋曰平槫，依其部位又可分为上、中、下者。若为卷棚顶，最上之二桁并称脊桁，其余均依上述。至于诸桁（檩）之具体位置，则因房屋进深各步架之距离与举架之高低所决定。
图67 清代屋盖檩架图
所谓步，乃建筑沿进深方向各檩中心线间之水平距离，亦有檐步、金步、脊步之分。宋代建筑各步或相等，或递相增减。清官式建筑，概以每步二十二斗口（即两攒斗拱距离）为标准，然亦有于廊步减半者。各步架之总和，即为建筑之通进深。而屋架之总举高，亦由此而推算得出。如举高为1/3，则由脊檩上皮至前、后檐檩上皮水平联线之垂直距离，为通进深之l/3。其他若1/4、1/2者，皆循此法。
至于各檩之实际高度，则按所在之各步架水平距离，乘以不同之举高系数，再予以叠加即得。现将清式建筑各举高列表于下：
表中之五举，表示此步之升高高度为水平距离之50％，六五举即65％。余此类推。由此可知各檩之举高，以形成一折线形之屋面轮廓，其坡度愈往上愈陡，系从排除雨雪之实用要求出发。但除亭、塔等攒尖顶外，其余建筑脊步之举高均未有超过九举者，因其不利施工挂瓦也。计算时，由下而上，即先计金檩于檐步处之升高，再逐渐及于脊檩。
宋式建筑屋顶坡度之做法称为“举折”。首先决定建筑屋顶之总举高（如殿阁举高为进深之1/3，筒瓦厅堂为l/4）。然后从上而下，依上平槫降四十分之一中金步……其作图较清式复杂，尺寸亦常非整数，颇为不便。
宋制槫径等于檐柱径，在两材至一材之间。清官式大式之檩径为檐柱径之3/4，即4.5斗口。小式则仍同檐柱径。
椽位于檩上，并与之在平面上垂直相交，是直接承屋面荷载之构件。其种类亦多，在坡屋顶中，最上接脊檩者为脑椽，以下称花架椽，于檐口处名檐椽。檐椽之上，或另置飞檐椽（宋名飞子）。施卷棚顶者，其最上曲椽清称罗锅椽（宋称顶椽）。此外，又有用于室内轩顶之轩椽，外形作多种折曲形状。
现存最早檐椽实例，为汉石室与墓阙檐下所琢刻者，其中尤以四川雅安之高颐阙所置最为逼真。除椽之断面为半圆形，并有显著之收杀以外，其角部之各椽皆作放射状排列。而山东肥城孝堂山石祠，则于檐下浮刻圆椽一列，仅为象征性之表示。甘肃天水麦积山北朝第30窟廊檐下有方形椽形象。又河北定兴北齐义慈惠石柱，上部小佛殿雕有断面半圆之檐椽及扁方之飞子，为此种式样之最早例。而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内人字坡顶下之椽，则为室内所罕见者。唐代之大雁塔门楣石刻佛殿及佛光寺大殿，均施上方下圆之飞子与檐椽，可见已成建筑定制。南禅寺大殿虽仅存檐椽，乃后代重修所致。以后之宋、辽、金、元以至明、清，凡稍重要建筑，无不于檐下用椽二层者，且上方下圆之制，始终遵行而不渝。使用于室内轩顶之椽，如见于江南民间之住宅与园林，皆属明中叶以后。因仅承较轻之望砖或望板，故断面不大，为半圆或扁方形。椽身亦出于装饰，而呈圜曲或折线式样。又流行于苏南、浙江一带之屋角起翘甚高，近屋角之椽且逐渐翘起与仔角梁齐，称为翼角飞椽。
椽之长度依举架及出檐而定，若各步距相等，则檐椽最长，脑椽次之，花架椽又次，飞檐椽最短。椽之直径，佛光寺大殿为15厘米，恰为材高之半，合七分°有半。与宋《营造法式》比较，则小于其殿阁之十分°，而与其厅堂所用七分°至八分°相近。清《则例》则定为1.5斗口，合十五分°，又与唐例雷同。椽身收杀，始于汉而渐隐于金、元，至明、清已不用此法，仅于端部稍作卷杀而已。又搁置于檩上之方式，唐、宋皆采取上、下椽头相错，尔后则将二椽头斜削对接，就构造坚固而言，自是前者为佳，但美观与整齐却不及后者。
（十二）其他大木构件
（甲）叉手
为支撑于脊槫及侏儒柱二侧之斜撑构件。最早形象，见于北魏宁懋石室（现存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此建于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之三开间悬山建筑，于山面阑额上，置有短柱之人字拱式构架承脊槫。此虽与唐南禅寺大殿之正规叉手形式不尽相同，且又与佛光寺大殿脊槫下，仅施斜撑而无侏儒柱之构造有别，但其间存在渊源嬗替之关系，殆无疑问。叉手之应用，于宋、辽、金之时甚为普遍。元代外形渐趋细长，如山西洪洞广胜上寺前殿结构；而南方之例，若浙江武义延福寺正殿则予以摒弃不用。明代以降，除个别例外，重要建筑中均未有见者。
叉手之尺寸，宋《法式》规定：“若殿阁，广一材一栔；余屋随材，或加二分°至三分°。厚取广三分之一”。而洪洞上寺前殿叉手则大体同单材，由于元代材分尺度已较宋为小，故此项构件之实际结构作用，当可想而知矣。
（乙）托脚
亦为起斜撑作用之构件，其上端托于槫侧，下端承于梁背。现知最早例为南禅寺大殿之唐构，以后之佛光寺大殿及宋、辽、金诸代大木中均用。元代有用与不用者。明、清基本绝迹。
托脚之制作，于《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有载：“凡中、下平槫缝，并于梁首向里斜安托脚，其广随材，厚三分之一；从上梁角过抱槫，出卯以托向上槫缝”。
（丙）驼峰
置于蜀柱或斗拱下以承诸槫（图68），实物以南禅寺大殿中为最早。以后各代建筑均用，惟尺度与形式有所变化。见于南禅寺大殿者有二种：一在平梁中央，上承侏儒柱，其形状较扁平，两肩各雕出瓣四道以为装饰。另一在四椽栿上，以栌斗、令拱承平梁，其体积较高阔，两侧饰以入瓣及枭混线。而佛光寺大殿中，则将枋或华拱之尾端，延出作半驼峰以承交互斗及令拱。辽之驼峰有用低平之枭混线外形者，如山西应县佛宫寺塔。亦有用直线之梯形，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宋代实物以出瓣或入瓣加两头卷尖形状者居多，有鹰嘴、掐瓣、笠帽等数种，如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等处之实物，以及《法式》之载述。金代驼峰式样亦众，除若干沿用前代各种形状外，亦有自身之创改。如晋祠献殿承平梁者，其高度已逾70厘米，两侧密饰出瓣，下再施枭混线与直线。元代则趋于简单，使用出瓣、入瓣的已不多见。明、清则多用云纹或荷叶墩等式样。
图68 历代驼峰（柁墩）做法示例
在施天花、藻井之非彻上明造时，其草架梁栿下，常用方木及矮柱墩添以代驼峰，取其施工简易与无需作任何装饰加工也。
（丁）合?
置于蜀柱下端两侧，使其固定于梁上之构件。建于北宋之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其合?外形甚为简单，如一倒置之实拍拱。隆兴寺摩尼殿合?施两曲卷杀，晋祠圣母殿施四出瓣。金代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为削角之矩形，而佛光寺文殊殿则作二瓣之鹰嘴驼峰式样。元代有矩形、弧形（近1/4圆）及折线形等。
四、围护结构
建筑的围护结构，乃是人为之构造物，用以保障居室内之安宁，不受外来各种因素之侵袭。总的来说，不外墙壁与屋盖两大类型。惟本节所述，仅系与建筑单体有密切与直接关连者，若城垣、围墙、栅篱等，均未在其列。
我国传统建筑墙壁及屋盖，若依其结构方式，可分为柱梁、墙体、拱券、穹窿等多种。依结构荷载，有承重与非承重之别。按建筑材料，则有土、石、砖、木、竹、草、金属等等。
（一）墙壁
墙壁为建筑之外围与内部之屏障及分隔物，依其部位可分为檐墙、山墙、屏风墙、隔断墙、坎墙等。除原始社会建筑所用之木骨泥墙外，墙身所使用之材料以土、砖、石为多。其中土墙出现最早，大约在商代即已使用，至今于我国农村中，还相当普遍。其方法是在固定的两块木板之间，填入松散土壤（有的加石灰少许，北方称为“灰土”。或采用石灰、砂、碎石之“三合土”），铺平后再用墙杵夯实。如此层层而上，直至达预定高度为止。此种夯土墙垣，至少在唐代还用于重要建筑，如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之例。而今日所见福建崇安客家土楼建筑之外墙，高可十余米，有经二百余年而未损者。此外，又有在泥土中掺入截短之稻草及水，将其置于木模中制成砖形，然后候其自然干燥（如经日晒），再予使用的，谓之土坯砖。现存古例如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金）、北京护国寺土坯殿（元）（图69）等。为了加固墙身，常于内中加木板或木架的（图70）。土墙之最大缺点为防水性能差，潮湿时承受水平推力及冲击力之抗力强度大为降低，但适量加入若干掺料后，可改善其防水性能。
图69 北京护国寺土坯殿墙内木骨 图70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墙壁构造
石墙之应用在我国不及土、砖墙之普遍，其简陋者以乱石叠砌或干摆，较考究者则使用整齐之石条或石板。早期之例，见于汉代石墓，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即用石条砌造。而肥城孝堂山石室，亦用石材构为墙壁及屋顶。其他实例，如山东历城隋神通寺四门塔、山西平顺唐海会院明惠大师塔、江苏南京南唐栖霞山舍利塔、福建泉州南宋开元寺双石塔等等均是。今日我国农村建筑有全部墙身俱用石砌者，见于西藏、四川、福建、山东诸地。亦有部分用石，部分采用砖、木者。如福建山区，仅于坎墙处使用石板之民居，随处可见。
图71 四川夹江民居竹笆墙
砖墙以实砌为多，东汉砖券墓中墙体均采此种形式，如洛阳烧沟汉墓所示。其砌法多用顺砖错缝。而他处汉墓，如河北望都，有四层顺砖之上再砌一层丁砖，直至一层顺砖一层丁砖之多种砌法。
战国至西汉初期，中原地区常使用大型板状之空心砖作为墓室之构材。此项砖的长度在1.3——1.5米之间，宽度不大于50厘米，厚度则在15厘米左右。将其侧放与平置，以为墓室之侧壁、地面与顶盖。后来又出现具有榫卯之板状及条状空心砖。
图72 山西榆次永寿寺土坯填充墙
以小砖砌作空斗形状之墙壁，出现较迟。空斗中可填充土或碎砖石，亦可不填。总的说来，它的承载力不强，常作为民间木架建筑之外墙。江南所用之此类砖尤薄，仅2厘米左右。
现就常见的几种墙壁的清式做法，介绍如下：
（甲）硬山山墙
依山面墙壁外观，可自下而上划分为群肩、上身与山尖三大部分。
1.群肩 即墙裙部分，其高度占檐柱高之1/3。最上施水平之腰线石，尽端角隅置角柱石，其间多砌以清水砖或石。
2.上身 为群肩以上、挑檐石以下之墙身部分。高度为檐柱高之2/3。厚度按檐柱直径二倍加二寸，较群肩略为收进（清水墙收3——4分，混水墙收7——8分）。
图73 江南民居墀头及檐下做法
3.山尖 为上身以上，山墙顶端之三角部分。高随屋架举高，厚同上身。此部自下而上，首置断面呈倾斜状之拔檐砖两道，以利排水。再施由水磨砖制之搏风板，其近檐口之端部，做成霸王拳式曲线。最上砌披水砖，有时亦采用有垂脊之排山形式。
山面挑檐石转至正面，于其上置一倾斜之戗檐砖，通称“墀头”（图73）。此处砖面多浮刻人物、花鸟或植物图案，为墙头装饰重点所在。
南方城镇人口密集，为防止火灾，常将山尖部分向上伸延，高出屋面甚多。并将墙头做成递落之三段或五段形式，称为三山或五山屏风墙（图74）。或将墙头做成弧形，如四川称之为“猫拱背”，江南谓之“观音兜”者（图75）皆是。
图74 “五山屏风”式山墙 图75 “观音兜”式山墙
（乙）封护檐墙
可施于多种建筑，应用甚广。其特点为将墙头做成外突之叠涩（或加菱角牙子）及枭混线脚，直抵檐瓦之下。从而使梁头及柱均为墙所封护。
（丙）签肩墙
应用亦广。墙头止于檐枋之下，然向外倾斜并稍凸出于墙身，此种做法谓之“签肩”。建筑之柱头、梁端及檐枋均暴露在外。
图76 大同华严寺海会殿三花山墙
（丁）五花山墙（或三花山墙）（图76）
仅施于悬山建筑之山面。此墙之外形亦为多层递落之阶级形，墙头作成签肩式样。其水平之顶部贴于各步架梁栿之下皮，而垂直者则与各山柱之中心线重合。二者均于梁栿下及檐柱处稍向外伸出。各步梁栿以上至椽间，实以垂直之象眼板，亦髹以丹朱色。
（戊）坎墙
多置于檐下之次、梢间，以承室窗，故高度仅及人腰。一般砌以条砖，讲究者用磨砖对缝。亦有以土坯填塞（图72）或施石板竖置以代砖墙者，后者多见于盛产石材之地方民居。
（己）竹笆泥墙
南方气候较暖，其使用穿斗式结构之地方建筑，内、外墙常用竹片编织，置于柱、穿间之空隙，然后两面抹泥使平，待干后刷白（图71），甚为经济、实用。
（庚）木板墙
可作外墙，亦可作内墙。木板多垂直放置，鲜有若西洋之横向施鱼鳞板者。使用地点亦为南方民间建筑。如皖南民居，除堂屋之板屏及与左、右侧室之隔墙均用木板外，其侧屋及厢房面临内院之墙壁，亦有为木构者。
（二）屋盖
中国传统屋盖之外形式样甚多，其类型及特点已在序言中予以介绍。所依之结构形式，则有木架、密梁、平板、拱券、穹窿等数种。
原始社会建筑，如分布于河南、陕西、山东之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者，因已采用简单之绑扎木架，故半穴居之屋顶形式，为圆形或方形之攒尖。而地面建筑则渐使用两坡及四坡顶。大概到了商代，屋檐下施用引檐，从而出现了重檐屋盖。这些形式，于汉画像石、墓阙、明器及石祠中均有表现（图77）。九脊式屋盖至迟已出现于南北朝，云冈石窟雕刻中已见（图78），后代则大量使用（图79、82）。攒尖顶最早见于汉陶屋明器，后边亦屡见不鲜（图83）。硬山之使用最晚，描绘北宋汴京市街之《清明上河图》，尚未有此类形式，估计当在陶砖已大量应用于建筑之际，即南宋或更迟。工字形组合屋顶至少在宋已有，后沿用于元、明、清（图81）。密梁式结构之屋面多为平顶，通行于我国少雨之华北及西藏地区，现有建筑均为明、清所建。至于地面建筑使用砖石砌造之拱券、穹窿者，实物亦未超过明代。除伊斯兰建筑若礼拜寺外，其用于佛殿、藏经楼……均另加攒尖、歇山或庑殿等式屋顶。故其结构与外形，并非一致。
图77 汉代屋画
图78 南北朝屋面
图79 隋、唐、五代屋面
图80 宋、辽屋面
图81 正定小关帝庙工字殿顶 图82 北京官式建筑歇山顶 图83 成都青羊宫屋脊
屋面之铺材，自仰韶时期至商代，仍以茅草为主。西周渐有陶瓦，开始数量不多，至战国逐步普遍及于宫室。檐端之筒瓦，已具半圆形及圆形瓦当（图86），纹样亦有同心圆、藏纹、动物等。为使瓦得以固定于屋面，又于筒瓦背部预留孔洞，以供插入特制之陶瓦钉。汉代板瓦之宽度一般为筒瓦宽之二倍，但少数较阔，约为筒瓦之三倍。依山东肥城孝堂山墓祠，其不厦两头造屋盖（悬山）之两端，已做成排山形式，并有45°斜脊之初步表示。正脊施水平线脚数道，似表示为叠瓦做法，接近脊端处则微微起翘。瓦当作圆形。板瓦于檐口处均平素无饰，未见有若后世之垂唇或尖形之式样者。瓦当图案以蕨纹为最多，另有四神、宫苑官署名（如黄山宫、上林等）及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富贵万岁、长乐未央等）（图86）。大约在唐代，才出现了垂唇板瓦，瓦当纹样则以莲瓣、宝珠最常见。宋代瓦当以莲瓣和兽面两种装饰为普遍（图80），其板瓦之滴水外形，除仍用垂唇外，一部已呈尖形。至于琉璃瓦之应用，最早之记载出于北朝，如宫中即有以五色琉璃作行殿者。而《北史》卷九十·何稠传，亦有施作绿琉璃之叙述。后至唐、宋，应用渐广，色彩至少已有蓝、绿两种。根据唐三彩之制作水平，估计当时琉璃瓦之种类恐不尽乎此。元代琉璃之水平更有提高，屋顶上使用筒子脊，大概即在此时。且脊上浮隐各种动、植物图像，异常生动。山西各地所存诸例，尤可作为代表。明、清两代建筑琉璃之生产及使用，达到自古以来之顶峰。颜色亦甚为丰富，有黄、绿、蓝、黑、褐、紫、白、桃红等多种。其中对不同色彩使用的范围和等级，亦有明确规定。如黄色等级最高、绿色次之……施剪边者亚于全色；角脊兽则以数多者为上；……等等，都表明了封建等级制度在建筑中的反映。此外，极少数建筑，有铺以铁瓦或铜瓦者，或再于其上镏金，如承德须弥福寿庙妙高庄严殿所示。至于全国各地之民间建筑，犹使用茅草、竹、树皮、石板等作屋面铺材的，为数亦多，本篇暂予从略。
图84 苏州园林屋脊
然而屋面之装饰重点乃在于屋脊。在汉代石阙及建筑明器中都有不少表现。唐、宋以降，主要建筑正脊之鸱尾，更形成了多样变化（图79、80）。而民间建筑，则以屋角之起翘取胜，尤以江南为最（图84、85）。
图85 苏州民间屋顶角部二种做法（右为嫩戗发戗，左为老戗发戗）
五、小木装修
（一）门
门户为建筑物中供交通出入之通道，并具有启闭之功能。是以城市、村镇、宫殿、坛庙、官署、寺观、园苑、住宅、祠堂等均予设置（图87——90）。我国古代对门与户有着不同的概念，门多指建筑之主要出入口，常为双扇或更多。户为小门，位于较次要部位，且以一扇为常见。
图86 战国、秦汉砖瓦纹样
图87 汉代建筑门、窗
图88 北朝建筑门窗
图89 唐代建筑门窗
图90 宋、辽、金建筑门窗
衡门恐系最早之室外大门形象。其结构为于入口两侧立柱，柱头上架一通长之横木。柱间之门扉，可能为板门或栅栏。此式门自上古以来，沿用颇久。我国历代绘画中，表现高人逸士之山居野处，亦常采用衡门形式。而至今较偏僻之农村中，犹有见者。
衡门后经发展，成为见于隋、唐绘画中贵族住宅之乌头门。此门以二侧门柱头上，置有髹为黑色之陶罐为饰，故有是名。大门门扉上部施直棂，下部实塌。若门道较宽，则其间可再增二柱，大门亦由两扇改为四扇（中间二扇，两侧各一）。观敦煌壁画中所绘之唐代住宅，其门有抹头、直棂格心、腰华板、附门钉之裙板等。而门柱于乌头之下外侧，又置有短木为饰，遂开后世日月板装饰之先河。
现存于苏州府文庙之宋刻《平江府图碑》，其于各坊之入口，建有坊门。形式为二侧立上悬短木之门柱，柱间置二横枋，其间实之以书有坊名之木板。牌坊之最初形式，恐出于此类坊门之应用。山西永济永乐宫（现迁芮城）之元代壁画，其表现园林之一幅，亦有类似此种门坊之形式。尔后添加屋顶、增扩开间，发展成为牌坊或牌楼，其功能已不仅限作入口之象征矣。
乌头门进一步发展为使用于祭祀建筑之棂星门。实例可见明、清北京天坛、社稷坛及各地之孔庙。此门可单独使用，亦可组合使用。后者多用三门，门间联以短垣。其用于帝王陵寝者，又称龙凤门，如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即是。
板门之使用亦早。一种由大边、抹头等构件先组成门扇之框架，再钉之以板，称为棋盘门。其最早形象见于西周铜器兽足方鬲，以后之汉画像石中亦屡有表现。现存实物如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之殿门，即为此式构造。其门板后列横槅五道，各以铁门钉十一枚与门板紧联。另一种不用门扉框架，门扇全由较厚之木条若干组成，其间联以穿带，并将穿带一端插入附门轴之大边内，上、下亦不置抹头，此种门称“撤带门”。如城门、寨门等需加强防御处多用此门。此类门除木制者外，亦有全用石板者，但多用于墓中（图94）。
槅扇门较为轻巧，由边梃、抹头、槅心、绦环板、裙板等组成，常用于单体建筑之外门或内门。宋代称“格子门”，因其槅心部分多施方格。然《法式》所载，并有球纹等多种纹样。而辽、金槅心装饰则进一步精致华丽。现存木构实物如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诸槅扇，皆金代所构，有四椀菱花、六椀菱花等图案。其于墓中施砖刻仿木门、窗者，精丽程度尤胜上述木构，如山西侯马董氏墓中所见，除槅心施龟甲纹、十字纹、八角纹……外，于障水板壸门中所雕人物、花卉，亦极秀美生动。宋代格子门之尺度，依《法式》规定，高六尺至一丈二尺，一般在一丈左右。每扇宽度随所在开间而定，均分为二、四、六扇，一般约为三尺。其构造除门桯（即清之边梃）与上、下抹头外，并施腰串（清式称抹头）、腰华板（即清之绦环板）、障水板（即清之裙板）等。门之各部比例，“每扇各随其长，除桯及腰串外，分作三分，腰上留二分安格眼，腰下留一分安障水板”。由此可知格眼（即清之槅心）所占高度，约为槅扇全高2/3。金崇福寺弥陀殿格子门（图91）之比例，亦复如是。而侯马董氏墓中，格眼仅占全高1/2。此与清官式小木作中占3/5之比例，较为接近。后世之槅扇门，其抹头数及绦环板数皆有所增加，如宋、辽、金之三抹头、四抹头（均包括腰串在内）。明、清时格子门已很少见，槅扇一般以六抹头、三绦环板者为普遍。门之装饰，除集中于槅心、绦环板与裙板处，并在边梃及抹头表面隐压混面、枭面与线脚，有的还在其转角处包以称为“角页”的铜饰。
图91 山西朔县崇福殿弥陀殿金代门窗
（二）窗
窗于建筑除具通风、采光、瞭望等功能，还是建筑自身美化重要因素之一。故其比例尺度、构造形式与所处位置之选择，均甚为关键。
原始社会建筑之窗，如西安半坡聚落之住所，系利用其两坡或攒尖屋顶上部作为通风、排烟及采光之用。此类原始手法至今仍有应用者，如蒙、藏及新疆若干兄弟民族之帐幕即是。
十字棂格之窗，以西周铜器兽足方鬲之形象为最早。而汉明器及画像砖、画像石中，则有直棂、卧棂、斜方格、锁纹等式样。其中尤以直棂窗最为多见（图89、90）。后经南北朝迄于唐、宋，一直成为我国建筑窗扉的主要形式。直棂窗的缺点在于它的固定与不能开启（图92），以致阻碍了人的视线和活动。支窗的形象虽已见于汉明器，至宋发展为阑槛钩窗。但在建筑中仅处于相当次要地位，应用范围不广。洎宋代起，槅扇窗逐渐取代直棂窗而跃居诸窗之首，除具启闭便利，其格心与腰华板等处产生之装饰效果，自较朴素楞木不可同日而语。此或与宋、金社会崇尚奢华，有所关连焉。而此种装饰制式，亦沿用直至今日（图95）。
图92 河北正定旧县府大堂直棂窗 图93 北京护国寺廊屋槅扇及槛窗
图94 河北易县清崇陵地宫石门 图95 苏州拙政园留听阁窗下木雕
宋《营造法式》中之直棂窗，有破子根窗（将方木条对角锯开，即成两根三角形断面之棂条，用以为窗，故名）与板棂窗两种。其破子棂窗高四尺至八尺，广为开间之1/3——2/3。板棂窗高二尺至六尺，广约为开间2/3。但实物之做法不尽于此，如山西五台唐佛光寺大殿及太原晋祠北宋圣母殿，其直棂窗皆占通间之广，由此可见一切规章制度，均未能全部予以概括也。另外，又有将棂条作成曲线形状，如《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中之睒电窗及水文窗。窗高二至三尺，广约为间面阔之2/3，多用于“殿堂后壁之上，或山壁高处”。亦可作“看窗，则下用横钤、立旌，其广、厚并准板棂窗所用制度”。至于门、窗之横披，最早之例见于南京栖霞寺南唐所建之舍利塔，其板门上横披窗之棂格作六角龟纹式样。尔后明、清建筑中，横披棂格所采用纹样，大多与其下之槅扇棂格一致，如方格、菱花等。窗扇之划分，宋式阑槛钩窗每间划为三扇。明、清之槛墙支摘窗，则分为上下、左右四扇（图93）。槅扇窗依开间之广狭，有置四扇或六扇者。此类窗之构造与形式，与槅扇门基本一致，仅缺裙板以下部分。为取得与槅扇门外观统一，各门、窗之抹头、槅心、绦环板等，均须位于同一水平。而槅扇之名谓，亦因抹头之多寡决定。为了隔绝外界的风砂等自然干扰并取得最可能大的照度，常在槅扇的内面裱糊一层白色的棉纸。讲究的做法，则用小块磨光的蚌壳，嵌于槅心之棂格间。作为室内隔断的槅扇，亦有用薄纸或绢等织物，固定于棂格上者。
（三）天花、藻井
天花与藻井具承尘、分隔室内空间及装饰之功能。虽同属室内上部之小木构造，但又有若干区别。天花多呈平面形状，构造较为简单，种类有平棊（大方格）、平闇（小方格）、覆斗形数种。藻井呈层层凹进形象，构造较复杂，种类有斗四、斗八、圆顶、螺旋等。
汉代天花、藻井（图96）见于墓葬者，如四川乐山崖墓之覆斗天花，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之斗四天花及镌有巨大莲花之方形天花。而汉文献中亦不乏此类之叙述，如刘梁《七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孙资《景德殿赋》等。北朝石窟中，除仍有覆斗形天花（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与方形平棊（甘肃敦煌莫高窟第428窟），又有长方形平棊（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5窟）及人字披（甘肃敦煌莫高窟254窟）等形式（图97）。此项间接遗物于南朝则未有留存。仅沈约《宋书》卷十八·礼志中，有“殿屋之为圆渊、方井，兼植荷华者，以厌火祥也”之语。可知天花、藻井之属，于当时官式建筑中亦常使用。
图96 汉代天花、藻井
图97 南北朝天花藻井
唐佛光寺大殿（山西五台，公元857年建）之平闇天花（图98），为我国现存古代木建筑之最早实物。据梁思成先生调查，此乃以每面宽10厘米之方楞木，构成20厘米×20厘米之空格网，其后再覆以木板。殿中内槽与外槽之天花，均系同一做法，即无藻井与天花之区别。惟槽内每间平闇之中央以四方格组成一八角形之图形，似为求得单调中的变化。平闇四周另以峻脚椽及木板构作斜面，形成类同覆斗形天花式样。此种乃小方格组成的“平闇”，又见于山西平顺海会院明惠大师墓塔中。另若墓室顶为穹窿形状，则在其表面绘以日月星辰，例见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图98），迟建于上述大殿127年之辽独乐寺观音阁（河北蓟县），其外槽天花亦采取同样形制，但在内槽高16米之十一面观音塑像之上，则构以六角攒尖式藻井，且棂格也易为三角形。山西大同下华严寺之薄伽教藏殿亦为辽代遗构（公元1038年），其天花为平棊式样，而藻井则为八角攒尖（图99）。宋《营造法式》中所载天花，已有平棊与平闇两种，藻井则有斗四与斗八。此类典型式样，常见于两宋时期仿木构之砖、石建筑中，如江苏苏州云岩寺塔（俗称虎丘塔）及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等。而于木构实例，则更有所发展。如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系创于北宋之巨构，其殿内之藻井，于斗八中再置八瓣圆形平面之斗尖。而周旁之平闇，亦有方格与菱形格两种。整个造型，甚为活泼生动（图99）。北朝、唐、宋石窟、塔、殿中天花、藻井之其他实例，可参见图100——104。金代建筑之天花、藻井，其华丽程度又胜于赵宋。以山西应县净土寺大殿为例（图105），此建筑虽属三间之小殿，但天花、藻井之精美，国内无出其右者。各间先于周边施方形与矩形之平棊，上建缩尺殿宇之“空中楼阁”，中央再置斗四与斗八之藻井，承以斗拱。最上为八边形平顶，饰以双龙戏珠图案。元代木建筑尚有施平闇者，但为数已不多。如苏州云岩寺二山门。明代以降，平闇已成绝响，凡建筑之天花概施平棊。其藻井除承袭历代形式外，又有以小斗拱连缀呈螺旋形，曲旋迢绕直上者，例见四川南溪李庄之旋螺殿。
图98 唐代天花、藻井
图99 宋、辽、金代天花、藻井
图100 大同云冈石窟藻井 图101 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内天花
图102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藻井（宋） 图103 河北定县开元寺藻井（宋）
图104 四川广元千佛崖石窟藻井（唐）
图105 山西应县净土寺大殿明间中部藻井
另一种天花形式称为轩顶，系于建筑之草架下再做卷棚或两坡式顶棚，下施明栿、童柱（或驼峰）、椽及望砖（或望板）。此式构造于江南明、清住宅、园林中尤多，而寺庙、祠堂亦有用者。
图106 宋《营造法式》彩画图案
（四）罩
罩为室内隔断之一种，多用硬木透雕成树藤、花草、人物、鸟兽等形象，再拼合而成。其木质纹理优美者，常不髹漆。构图也较自由，而不全采用对称方式。依其外形，有落地罩、圆光罩、栏杆罩、床罩、单边罩、飞罩（图108——110）等多种。现置江苏苏州耦园水阁“山水间”中之“岁寒三友”落地罩，为苏州目前已知最宏巨与精丽者。此罩广4.45米，高3.55米，以缠绕之松、竹、梅为构图主题，雕刻甚为巧致，形象亦极逸雅，故于当地有“罩王”之称。
图107 历代建筑装饰花纹
图108 清宫殿室内装修示意图
图109 北京故宫储秀宫炕
图110 苏州拙政园留听阁飞乌罩
罩之使用于室内，由于其本身形状与构造关系，并未能起完全阻绝空间之作用。但此种似隔非隔形式，对室内空间之组织，较之全封闭的屏板或槅扇，显得更为灵活。加以罩体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因此在宫廷、住宅和园林中被广泛予以应用。实例如北京故宫西六宫之翊坤宫及苏州耦园、留园、狮子林等处皆有。
（五）坐栏
最通常之做法为省略栏杆之望柱与扶手，然后扩展栏板上部之盆唇，使其成为可供人众坐息之所在。此类坐栏之置放地点，多在走廊或檐下列柱之间。所用材料以砖、石、木材为常见。
另一较复杂之坐栏除仍扩展其盆唇外，还保留栏杆之扶手，但将其移向外侧，再承以弯曲之支撑，故有“鹅颈椅”之称。于江南民间，又名为“吴王靠”或“美人靠”。此式坐栏全由木构，或建于住宅之楼堂，或置于园林之亭阁，凌风依水，别有佳趣。宋画《西园雅集图》中即有此项坐栏之描绘。因其造型纤巧，雕饰崇丽，又常成为建筑重点装饰所在。如皖南明、清若干民居，其内院楼居之窗下即采用此种构造。
（六）挂落
通常施于走廊或建筑外檐上部柱头之间，仅供装饰而无结构作用。其形体空透扁狭，在大多数情况下，均采用由木条组成之灯笼框或卍字形图案，外观甚为轻巧明快。挂落之左、右及上方，各周以较粗之边框，框上预留孔洞以纳入插销，使与额枋及柱身固着。
六、建筑装饰
建筑之外观美，主要依靠其整体与各局部比例尺度与体量之均衡，以及所施各种建筑材料质地与色彩之对比。为了强化其效果，往往又在建筑的某些部分，使用若干附加的色彩、图案、雕饰……所用材料，则来自天然矿物染料、植物提炼、金属制品、纺织物等等。
据《论语》所载“山节藻棁”，知至少在春秋时，已于木建筑之坐斗（即节）与童柱（即棁）上绘有山形和藻类的彩画。而《礼记》则有“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黈”之记述，表明社会的不同阶级已在建筑结构的主要支承体————柱上，以不同的色彩表现其严格的等级制度了。根据出土的东周半瓦当与瓦钉，其表面纹饰已有同心圆、涡纹、蕨纹、S纹、饕餮纹、尖瓣纹等多种。
战国至秦，长期的兼并战争亦推动了建筑的发展。诸侯竞构宫室，争尚豪华，室内地面已铺模印多种纹样之大型方砖，梁、枋与柱头交汇处亦使用有锯齿形之铸铜套饰金。此外，具有山形及饕餮形饰之陶制勾阑及虎头形陶排水管，并见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又秦咸阳宫中，也发现墙面绘有壁画及地面涂朱的残迹。而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战国墓出土之编钟木架及雕花木几，表面施有蕨纹、三角纹样，并承以变断面之立架，说明当时之家具已甚注意形体与装饰之美观。
汉代文献中有关建筑之记载渐多，其中亦不乏建筑装饰之描绘。尤以武帝所宠赵飞燕居住之昭阳宫最为奢侈。《西汉会要》内载：“……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冒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而《西京杂记》于上述之后，尚有补充：“……上设九金龙，皆啣九子金铃，五色流苏带，以绿文紫绶金银花镊。……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龙蛇，萦绕其间……”另班固《西都赋》中之记汉宫：“……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隋侯明珠，错落其间，金啣壁，是为列钱……”其他文赋中所载尚多，于此未能一一尽述。由此可知，汉宫殿堂之地面常涂为红或黑色，墙面与木构之建筑材料均不暴露在外，而采用粉刷、金、珠玉、绵绣装饰。台基砌以文石（见《西汉会要》），琢玉石为以承柱（班固《西都赋》），角梁与檐椽或施以雕刻，或涂以彩绘，有的还在椽头置玉璧为饰（《西汉会要》及《西都赋》）。室内梁架，常做成屈曲之“虹梁”式样。屋顶之脊，或于端部隆起如鳍，即《汉书》武帝纪中所述之鸱尾形象，亦屡见于出土之汉代陶屋明器。正脊中央，有立铜雀为饰者，亦得之于汉画像石及班固《西都赋》。至于汉代陶瓦之瓦当纹饰，除主要以蕨纹及其形形色色之变种外，另有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与奔鹿、飞鸿等图案，以及书有宫苑（如黄山、梁宫、上林、橐泉宫……）、官署（上林农官、关、卫……）、吉祥语（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与天无极、天降单于……）以及施于陵墓者（巨杨冢当、西延冢当……）。其方形陶地砖表面，则模印回纹、套方纹、渦纹与四神加吉祥语等，内中以规整之几何形纹样为最常见。空心砖上纹饰，概以方格、四叶纹……为主，或模印建筑（门阙……）及执兵人物、车马等形象。其置于墓门上呈三角形者，亦有施四神或其他神怪之图像。东汉时盛行之小砖拱券墓，其条砖侧面常印有波纹、列钱、菱形纹、同心圆纹，或房舍、阙楼、树木、车马出行等等，内容甚为丰富。另外，又有纪年与吉祥语者，例见1954年四川宜宾出土汉砖，上镌“永元六年（按：为东汉和帝第一年号，公元94年），宜世里宗墼，利后安乐”等字样。
佛教自东汉初已传入我国，虽其流播日益深远，但终汉之世，对于建筑上之影响究竟甚微。然经两晋至南北朝，情况即大有改观。作为佛教圣物之一的莲花，于佛教建筑中已应用甚广。下至柱础之高莲瓣（如河北定兴北齐义慈惠石柱），上至室内天花之莲花雕刻（如山西大同云冈北魏之7、9、10诸窟），皆随处可见。而外来文化之染濡，如西番莲、毛茛叶、卷草等纹饰，以及尖形拱门与塔柱之形象，于北朝石窟中亦有较突出之表现。南朝之地面遗物极少，现存江苏南京梁代萧景墓前石表，其上部之圆形顶盖，镌有凸出之莲瓣一周，表明此时帝王之墓葬，亦已深受释教之影响矣。此外，北魏时期之瓦当，表面已施端部较尖、形体较瘦之莲瓣。而前述之北齐义慈惠石柱，其顶部小佛殿屋面之瓦当，亦镌有六出之莲瓣图像。至于墓砖之模印，除仍沿袭汉以来之钱纹、套方及同心圆等以外，两晋时又使用莲瓣、双斧、人面、鱼纹、车轮等纹样。在南朝墓中，更有以若干小砖，拼合成为大幅砖画的。如南京西善桥大墓中的《竹林七贤图》，即为最有代表性之一例。其他施于室内之装饰物，如垂幛与璎珞，亦屡见于北朝石窟，皆属宫殿居室中常用者，故可引为此时装饰之旁证。北朝石窟所示佛殿之脊饰，自石窟外檐及内部壁画之雕刻，均大体依两汉之鸱尾形式。惟正脊中央，已易朱雀为金翅大鹏。有的另附内刻火焰纹之三角形装饰，如大同云冈第9窟所示。其他如须弥座束腰壸门与下部叠涩装饰化之出现（见于南响堂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勾阑之阑板施勾片造（大同云冈第9窟），以及檐柱采用梭杀形式（定兴义慈惠石柱）等等，均表示此时建筑装饰已有长足之进展。
隋、唐为我国封建社会隆盛时期之一，木架建筑之结构与构造，也已基本臻于成熟。故对建筑构件本身之装饰化，亦较前代偏于古拙之形象有所易更。以著名之佛光寺大殿为例，除明栿部分仍施虹梁外，内槽四椽栿上之驼峰，已采用具混线与尖瓣之外形。又虹梁上之半驼峰及外檐柱头铺作之耍头，其轮廓之曲线皆甚优美。铺作中斗拱与批竹昂之形体尺度及其与建筑整体之比例关系，并皆无可非议。此种无损构件之结构功能，同时又能产生良好装饰效果的手法，即使对今日的建筑师而言，也是极大的成功。在砖、石建筑方面，初唐之际仿木形象仍甚简单，如西安兴教寺玄奘法师塔建于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二层以上之塔壁除隐起倚柱及阑额外，别无装饰。斗拱亦仅用外出耍头之“杷头绞项造”，极为简练朴素。此外，永泰公主墓（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墓室中所表现之柱、枋、斗拱等建筑形象，均为壁画形式而非以砖、石隐出者。其他如懿德太子与章怀太子墓中亦然。贵若帝胄尚且如此，可证当时砖、石建筑之仿木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中唐以后，建筑装饰渐趋奢华。如山西平顺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所建之明惠大师墓塔，虽为单层石构，其整体与局部造型俱极精丽。若须弥座之壸门、角螭，塔壁之天神、垂幡，檐下混线之六角龟纹与屋面戗脊端部之兽头，塔顶之山花蕉叶、莲瓣与葫芦等，皆细致而不繁琐，华美而不伧俗，足可列为一时之代表。由敦煌壁画，知唐代建筑之台基常包砌各种图案之花砖。而实际出土之地砖，则大多仍以莲瓣与宝珠为主题。其瓦当纹样亦复如此，惟莲瓣之外形较圆润肥短，与前述北朝者区别颇大。再依诸贵胄墓中壁画，知屋盖常覆以蓝琉璃瓦，有的屋脊另为黑色。正脊中央施火珠，而无复汉、六朝之朱雀或金翅大鹏形象。九脊殿之山面已出现如意头式样之悬鱼装饰，例见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建筑之柱础趋于低平，大多为素平或莲瓣，其施宝装莲瓣者尤其瑰丽。石刻纹样仍以卷草最多，或用海石榴，杂以佛像、迦陵频加、狮、鹿、凤等形象（图107）。敦煌诸窟壁画中又见流苏、葡萄、团窠及带状花……图案。
宋、辽、金时之建筑装饰，由汉、唐之粗犷雄丽，逐渐走向纤巧柔秀。木架建筑之大木结构至北宋已完全定型，其后遂陷于停滞而未取得任何有决定意义之突破。但砖、石结构及其相应之装饰，却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其中尤以砖、石建筑之仿木构造型，自简单而繁密，由神似而形似。举凡柱枋、斗拱、门窗等等，无不形象逼真，惟妙惟肖。例如河南禹县白沙镇一号宋墓之墓门门楼与内室之柱枋、斗拱；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墓中之须弥座、槅扇门、檐下挂落与顶部藻井；江苏苏州报恩寺塔塔心室之上昂斗拱，皆为十分突出之物证。又河北赵县城关之北宋石幢，以规模宏巨及雕刻华美被目为全国之冠。其幢座及幢身所刻佛像、天神、狮、象、山崖、城郭、殿宇、垂幛、流苏、莲华、宝珠、火焰等，俱纤细入微，精美绝伦。建筑之石柱础，除覆盆（平素或刻卷草纹）及莲瓣外，又有刻力神及狮者（河南汜水县等慈寺大殿）。柱身有凹槽（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瓜楞（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以及梭形的（见《营造法式》）。斗拱中之栌斗形象亦颇丰富，有方、圆、讹角、瓜楞等多种。北朝至隋、唐盛行之“火焰门”已消失，代以由多道曲线组成之壸门。格子门之使用已渐多，除宋画中有全由方格构成之落地式样，又有见于河北涿县辽普寿寺塔之三抹头式格子门（有格心、障水板，但无腰华板）。天花、藻井之构造与装饰，亦较前代复杂华丽。其著名者如山西应县金代净土寺大殿、河北蓟县辽独乐寺观音阁、浙江宁波宋保国寺大殿等，皆已于前节有所介绍，故不赘言。此期勾阑之变化亦多，其差别集中于华板之纹样、寻杖之装饰，以及望柱头之形式。具体可参见宋代绘画及《营造法式》。又辽、金之密檐塔，并于塔下建有须弥座及勾阑、莲座等砖、石仿木之高台，较江苏南京南唐栖霞山舍利塔之形象更趋复杂，而与唐密檐塔下朴素无华之低台基大相径庭。塔之底层，有于角隅施小塔以代角柱，以及在檐口下悬如意头者，均为强化装饰之表现。
依《营造法式》所载，宋代石刻按雕刻起伏之高低，可分为剔地起突（高浮雕）、压地隐起华（浅浮雕）、减地平钑（线刻）和平素四种。彩画则分为五彩遍装、碾玉装、青绿叠晕棱间装、三晕带红棱间装、解绿装、解绿结华装、丹粉刷饰、黄土刷饰、杂间装九种。内中以五彩遍装为最高级。或以青绿叠晕为外缘，内中以红为底，上绘五彩花纹；或以红色叠晕为边，青色为底绘五彩花纹。用于宫殿、庙宇等主要建筑。第二种为碾玉装及青绿叠晕棱间装，系以青绿叠晕为外框，中为深青底描淡绿花；或用青绿相同之对晕而不用花纹。用于住宅、园林及宫殿次要建筑。第三种为以遍刷土朱再铺以各色边框，底上或绘花纹，或不绘，即解绿装至黄土刷饰四类。其中尤以刷饰之等级最低，仅用于次要房舍。第四种为两种彩画混合使用者，称杂间装。如五彩间碾玉、青绿叠晕间碾玉等。以上实物遗存不多，仅第一种见于辽宁义县辽奉国寺大殿、江苏江宁南唐二陵及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但由其种类之繁纷，可知当时装饰内容已极为丰富多彩。且其中以青绿叠晕为主者，对后世明、清之彩画影响至大。宋代彩画所用纹样（图106），有海石榴华（包括宝牙华、太平华等）、宝相华（包括牡丹华等）、莲荷华、团窠宝照（包括团窠柿蒂、方胜合罗）、圈头盒子、豹脚合晕、玛瑙地、鱼鳞旗脚、圈头柿蒂等华文九类。又有琐子、簟文、罗地龟文、四出、创环、曲水等琐文六种。此外还有飞仙（包括嫔伽）、飞禽（凤凰、鹦鹉、鸳鸯）、走兽（狮子、天马、羚羊、白象）、云文（吴云、曹云）等，种类既多，内容亦极广泛。
由宋代绘画及《营造法式》，知建筑正脊两端有施鸱尾、龙尾及兽头者，而垂脊亦施垂兽，角梁头置套兽，脊上用嫔伽及蹲兽。正脊中央另施火珠。鸱尾下侧已有龙口吞脊之形象，如河北蓟县辽独乐寺山门及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辽薄伽教藏殿壁藏，皆作如是之表现。此时陶瓦当之纹饰，除仍有莲瓣、宝珠纹外，施兽面者渐多。但滴水尚为垂唇式样，有的下缘已呈尖状之波浪形。
元代建筑之装饰较两宋为蜕化，惟琉璃之制作有所进步。今日山西诸地之元代建筑，其琉璃正吻与脊尚有不少实例，色彩及构图亦有较多变化。如鸱吻之鱼尾渐转向外侧，遂开明、清此式之先河。对大木构件本身之装饰则甚少考究，宋代流行之多种柱础及柱体形式已不复使用，制作亦较草率。石刻以北京居庸关云台之拱门为最佳。其圆券下门道仍作成圭形，券石上刻金翅大鹏、白象、神人及莲瓣等。而门道内浮雕之四大天王，造型威武，形象生动，构图丰富，刀法流畅，可列为我国浮刻之杰作。此外，元代之壁画亦具相当高湛水平，尤以山西芮城永乐宫诸殿之道教壁绘最为著名。其五百值日神像各具特色，容颜迥异，线条猷劲，颇存唐吴道子风格。考壁绘之使用，于原始社会已有，内容多为当时生活之写照（如狩猎等）。后至商代，则有绘山川、鬼神于其宗庙之记载。最早之壁画实物均见于汉墓，如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出土者，描绘为城郭、官寺、井栏等内容。而河北望都1号墓则为官吏形象。南北朝迄于隋、唐，石窟及佛寺殿阁中以梵像及各种经变为主题之壁绘甚为流行。其中且不乏名家手笔，如顾恺之、吴道子辈。降及宋、金，此风渐衰。元代更稀，除前述永乐宫外，尚有洪洞广胜下寺明应王殿中表现元代戏曲演出之“太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民间壁画。虽其内容与所在建筑无关，但亦可自另一角度了解当时壁绘之状况。明、清佛寺仅有少数具此项艺术内容，然其构图及笔法均甚伧俗，与元代及以前者不啻天壤之别也。
自明代起，官式彩画以蓝、绿为主调。清代更规定蓝、绿上下或左右相间原则。又根据其制式及使用情况，依次划分为和玺、旋子、苏式与箍头四类。和玺彩画用于最高级与隆重建筑，特点是贴金多并采用龙、凤及衍眼图案。旋子彩画又分为石碾玉、大小点金、雅乌墨等多种，应用范围最广。苏式彩画施于住宅、园林，形式较为自由。箍头彩画限于柱头，变化最小。除彩画等级须与建筑等级一致外，彩画本身图案之比例及形状，亦皆有严格之规定。如清代梁枋彩画枋心占全长1/3，而明代北京智化寺者占1/4。清代旋子已全部作圆涡形，明代则形体较扁，且保有西番莲原意。又于彩画施沥粉贴金，使其轮廓线条具立体感，亦是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的，是冀以增强装饰效果的新手法。又如须弥座之装饰，其束腰部分取消壸门与间柱，而于角柱内侧及束腰中央采用卷草纹之带状装饰。此项卷草纹于明代较为圆和，而清代则较为方硬。明代南方建筑常于须弥座束腰之角隅施竹节形小柱，其龟脚则刻扁长且简化之如意纹。檐枋下之雀替或雕以龙首或鱼身式样。梁之童柱下，则承以方形刻海棠纹或圆形雕莲瓣之托座。单步梁或作屈曲形，檐下常施浮刻或透雕之斜撑。某些地区（如皖南）之民居与祠堂，亦有使用外观极为秀美之梭柱，以及圆形断面之曲梁者。石柱础常为多层之雕刻，平面有方、圆、八角、多边等。雕刻内容有莲瓣、花卉、狮、瓜楞……部分石础上，尚有施木者。槅扇之槅心，较高级之官式建筑多采用四椀菱花，用方格或斜格亦不在少数，尤以明代为甚。清代则盛行灯笼框式样。木刻与砖雕亦达到很高水平，其中苏南、皖南最为突出，如门楼之砖雕，栏杆华板、滴珠板及槅扇绦环板与裙板之木刻，有楼阁建筑、人物、动植物及几何纹样等（图107），内容或为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吉祥征兆，变化多端，令人目不暇接。此外，园林建筑中之漏窗棂格，仅苏州一地即有百余种之多。此皆以薄砖、瓦或竹条、木片涂泥，构为几何纹、人物、鸟兽、花木等形象，亦极丰富多彩。又地面铺地，系以卵石、碎砖瓦或陶瓷片，就其色泽、大小与结合之不同，组成众多图案。屋面做法之定型，于清代之《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已有明确规定。其隆重建筑用琉璃瓦及筒子脊，并成为定制。如正脊用兽吻，垂脊用兽头，角脊上用仙人走兽等。其形制及大小、数量，均有规可循。民间之小瓦屋盖，其正脊之脊饰，亦有清水、纹头、哺鸡、皮条、空花等多种。硬山山墙头之做法，除北方使用水磨砖搏风之典型式样，尚有南方呈阶梯形之马头墙以及弯曲之“猫拱背”等形式。而园林之院墙，其上部又有作波浪形者，谓之“云墙”。住宅、园林之洞门，式样亦甚众多，有月洞、圭形、叶形、瓶形等。其边框施以灰色水磨砖，与白色或黑色之墙壁，形成鲜明对比。
（本文为未刊稿，写作年代不详。似将宋、清式营造法主要内容予以糅合扩廓，而为研究生讲授者。）
注解：
[1] ［整理者注］：第一，由河南偃师二里头1号宫室遗址，知其主殿堂面阔八间，表明偶数面阔之制至少在夏代末期已被使用。
第二，其后位于陕西岐山县凤雏村之先周大型建筑之厅堂面阔六间，故知此制至商末仍被沿用。
第三，另发现于扶风县陈召村之西周中期建筑遗址群，其建筑面阔有用偶数者（F8），亦有奇数者（F3、F5）。
[2] ［整理者注］：陕西扶风县陈召村西周建筑遗址中之F8，已有“移柱”迹象。但作者为此文时，上述资料均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