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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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朗说，“当逃出去的罪犯写到这里时，他们只是写到这里的残酷和他们所受的痛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浪漫化成一部传奇故事。事实上完全不同，从来没有什么魅力十足的地狱。只有照片才精确地描述这里：干燥的断头台。在那里你每天都受刑且欲死不能，无穷无尽的折磨和痛苦比死还难以忍受。普罗米修斯是比圣彼得更伟大的殉道者。1912年，我乘拉马蒂聂号轮船被运往圭亚那，没有住在船舱里而是呆在铁笼里，还有90个人在船的右舷。建这个充军地最初的想法是让罪犯自我觉醒，自我拯救。你可能难以置信，这些岛屿的官名竟叫作致意——拯救群岛。但是，正如所有的宗教组织一样，字的初衷被败坏了。当我被发配到这里时，它的哲学是——一旦一个人做了罪犯，他就永远是个罪犯，谁也拯救不了他。他是个野兽，应该把他折磨致死，永远不允许再次干扰社会。”

    “但现在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意志力，”莱布朗狠狠地说，“我有理由活下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但不是在刚开始时。刚开始时，当我还以为自己是个人并试图表现得像个人样时，他们提醒我，我只是个动物，连动物也不如。我该怎样说刚开始的两年呢？说生活残忍——说它不是人的生活，这都仅仅只说了其中的万分之一。听着，白天蚊子成群地叮你遍布全身的脓疮。小虫子在你的指甲下面咬着，红蚁啃着你的双脚。夜晚那些吸血蝙蝠吮吸着你的鲜血。经常患痢疾、发热、血毒症、坏血病。你瞧。”

    莱布朗张开嘴，把嘴唇往后缩。露出廉价的假牙上面红里透蓝的牙床。“我怎么失去的牙齿？它们是因为一种坏血病才掉的。我每次吐痰都要吐出两、三颗牙。我被列入渣滓一类，也就是说我永不得离开殖民地。在圣约瑟夫岛，我从早到晚在太阳下面用锤子砸石头。如果我反抗，我就会被投进隔离室。你知道孤独在这个岛上意味着什么吗？监狱里有3个分区——常规监狱、隔离室和疯人院——其中最无人道的就是隔离室。我会被投进一个水泥坑中，这个坑8英尺宽、12英尺深。没有顶，只是有铁条在上面封着。在坑里有一个木凳，一个便壶，一条两年换一次的毯子。腐败的空气和人粪便的恶臭足以使你窒息。在隔离室里，每天必须在水泥坑里呆上23个半钟头，只有半个钟头让你到院子里换换空气。常规监狱也好不了多少，有时还更差些。特别是一到夜晚，当你想在木头小床上睡一觉时，那些性反常者和同性恋者就会袭击你。一天又一天，总是一样的饭。早餐除了咖啡外别无他物，一点热水加上几片捣碎的菜叶就可以叫汤。一片硬面包，三盎司腐烂的牛肉是午餐，晚饭是干豌豆或者发霉的米饭，我瘦得皮包骨头。拳打、脚踢、鞭子抽，被看守折磨，那些看守是邪恶的哥萨克人，野兽般的外籍军团士兵或以前的警察。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自杀，死后被放在竹林中的墓地以求解脱。后来，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不管怎样，我这么认为——于是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那个传教士，”兰德尔想起来了。弗鲁米曾提到过一个法国的天主教传道士，他曾在莱布朗最绝望的时候与他交上了朋友。

    “大约离圣劳伦10英里，靠近了马洛尼河的地方有一片林中空地，四周是沼泽地和浓密的丛林，”莱布朗继续说，“这里有政府机关，看守居住的小屋，一个锯木厂，一个医院，一个监狱，还有一座特别的小屋，这个地带叫做圣让营地或圣让监狱。由于这里有300多名带着他们的脓疮、伤口和深陷的眼睛的犯人，这儿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他们睡在满是脓水和粪便的地板上，吃的是捣碎菜叶汤和生香蕉。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把丛林中的树砍下，然后像马一样被驱赶着将这些木头拉到村子里。当我被遣送到那里时，奇迹就出现了，我有了生活下去的理由。”

    “你找到了生活的理由？就在那样的地狱般的洞穴里吗？”

    “是的。因为开阔地中那座特别的小屋。我提到过它，是吗？”

    “你提过。”

    “那是营地的教堂——我所知的殖民地的唯一一座教堂，如果不把岁亚岛上没用过的小教堂算上的话。除了斜屋顶是木制的外，其它部分全是石头垒成的。四面墙上备有五扇窗子。它不是供犯人使用的。当然，它只是一个供外国看守、法国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崇拜上帝用的。那里面还有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莱布朗停下来，努力唤起对这位牧师的记忆，最终他说，“他叫帕奎因，佩里-帕奎因，一位从里昂来的虔诚的身材瘦小的法国传教士，他主管着圣让教堂。他也常到医院里探望囚犯，不时也探视一下大陆和岛屿上其它监狱的犯人。”

    “你说他是整个殖民地唯一的传教士？”

    “唯一的一位，”莱布朗说。他想了一会儿，又自我修正道，“不，当我刚到时，还有别的传教士。不过后来，他们都被驱逐了，除了一个人——只有佩里-帕奎因留下了。”

    “那些传教士为什么被赶走了呢？”

    “因为，就像那位帕奎因神父告诉我的，原来那些传教士决定拯救圭亚那被剥夺自由的绵羊——他们这样称呼我们——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红十字军祈祷会来引起世人对囚犯苦难的注意。这激怒了法国政府，这些传教士被召回，并且一切宗教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只有一位传教士被允许留下来。”

    “就是帕奎因神父了？”

    “是的，”莱布朗说，“他在圣让有自己的教堂，由于这教堂除了祭坛和一些木凳外没有装饰器具，宗教气氛不够，这个帕奎因神父决定改变一下教堂的面貌。他想嵌入彩色玻璃窗，想在墙上绘上圣像以使这个圣所更加超俗引人。他需要一个艺术家。他听说在圭亚那的8000囚犯中只有我以前是个艺术家时，他要求把我从圣约瑟夫岛转到大陆上的圣让。当然，我不是艺术家，也从来没有做过艺术家，除了在伪造的银行支票上涂过法国美景外没画过其它什么。但是由于他们知道我曾伪造过一本有插图的中世纪《圣经》，官员们就把我推荐给他。于是我从被那些野兽般的岛屿的看守的监禁下脱身成为这个传教士的助手。多大的变化啊！我简直难以相信。”

    “怎么变化的？”兰德尔问。

    “帕奎因神父除了具有宗教的狂热倒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他对我很好，很欣赏我的创造性的天才。我不再受到残酷对待，他们仁慈地对我，我有就医的关照，干净的囚服，略好点的饭食。由于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建议在新开的窗户上装饰上希腊或拉丁文的《新约》上的格言，并在教堂的四壁绘上古代基督教的象征物如鱼、羔羊，还有其它的许多建议。这个传教士很激动，就给我看了整个图书馆的书籍：各种版本的《圣经》、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米语的《圣经》，还有图解的教堂的历史和其它类似的典籍。我全神贯注地钻研每一木书，领会每一个字，不只读一次两次，而是读个没完。我花了一年时间装饰那座教堂。教堂赢得了参观者的交口称赞，传教士也把教堂和我引以为荣。在这个过程中，在教士的指点下，我明白了我唯一的希望来自圣父、圣子、圣灵。我头一次隐约有了过像样生活的愿望并想活下去返回故土重新做人。可我已被判终身在此——就是这样。由于这位传教士，我有了生的愿望。后来，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被赦免，获得自由。”

    莱布朗又吞下去一大口酸味威士忌，然后继续他的谈话。

    “那是1915年的事情了。整个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片战火之中。圭亚那殖民地行政长官将这里平常表现较好的人召集起未——我属于表现好的，因为帕奎因神父是找的监护人，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自愿组成该国陆军的一个特别营——步兵——在欧洲西部战线上抵抗该死的德国兵，我们会被考虑在战后予以宽大释放。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没有吸引力，几乎没有人报名，帕奎因神父问我为何不抓住这次机会，我告诉他我们的想法。神父替我们向当局咨询了一下，回来给了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如果我愿意为法兰西而战，如果我能说服我的囚犯伙伴也这样，法国国际部都会保证战争一结束就赦免我们，还我们自由。实际上，帕奎因神父向我保证：‘作为一个主的奴仆，以救世主耶稣的名义起誓，我本人保证你能得到政府的赦免。你听我说，只要你自愿战斗，你就会被赦免。你会重获公民权和自由。我跟你这么说，不仅代表法国政府，而且以教会的名义。’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了——政府是什么东西！只有神父和教会确实可靠、值得信任。这样，和其他囚犯一起，我们答应自愿去服役。”

    兰德尔觉得难以置信，“莱布朗先生，你是说魔鬼岛殖民地有一支特别部队被送回法国与德国人战斗？”

    “千真万确。”

    “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历史记载中读到它呢？”

    “你马上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没有被广泛传播，”莱布朗说。他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就在那个部位他的残肢与假腿连在一起。莱布朗想了想，又开始讲，“在神父的鼓励下，我们摁了手印成了步兵。从圭亚那我们乘船出发，于1915年7月我们在马赛港登岸，重新踏上了美丽的法兰西国土。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团，我们在魔鬼岛的看守则成了我们的军官。我们拥有士兵的一切权利，除了一种权利——在军中我们从来不准请假，我们被称为魔鬼岛远征军，只接受享利-皮丹将军的领导。”

    “你们参加真正的战斗了吗？”

    “直接参加了，我们被派往费兰德斯打壕沟战。我们一直留在前线，从未有一些松懈，一呆就是3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人们难以想象。我们开始有人怀疑，但因为这里条件要比魔鬼岛好，况且神父又保证给我们自由，我们继续留在那里，像猛虎一般战斗。由于我们被监视着不能有一些懈怠，我们1800名囚犯中2。”3的人战死沙场了。我们幸存下来的人继续战斗。还有6个月战斗就要结束时，我的左腿被德国人的炮弹炸烂了。腿被截去了，可我的命保住了。为了自由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当我在野战医院苏醒过来时，我认为这完全值得。当我痊愈并且学会拖着一条木制假腿走路时，停战协定签订了，和平降临了，战争也结束了。我还年轻，新生活就要开始了。和另外600名魔鬼岛远征军一道，我们庆贺我们返回了巴黎，在巴黎我们等待着大赦命令的宣布。但我们却被带到桑德监狱，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去质问我们的神父佩里-帕奎因——他受命做我们的随军神父，我问他这如何解释。他赞扬了我并感谢我所做的牺牲，甚至还像对待儿子一般拥抱了我，他向我保证，以救世主的名义，桑德监狱只是我们被释之前的暂居之处，本星期内我们就能得到自由。我如释重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一周过去了，突然，一天清晨，我们以前的哥萨克看守，还有无数新的看守涌入桑德监狱包围了我们，他们手持明亮的刺刀和上膛的来福枪将我们赶上火车，运到马塞港。在那里，我们被迫穿上了囚服并被告知，出于国家安定的考虑，我们必须全部返回圭亚那囚犯居住地——服完我们的刑期。暴动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脑门对着无数个枪口。我瞟了一眼帕奎因神父，我对他大声呼喊，他却毫无怜悯之心，他只耸了耸肩。我依然记得我们乘囚船离岸前我干的最后一件事：我向那个神父挥动拳头，大声叫骂，‘什么教会！垃圾！大粪！滚你妈的基督！我会报复的！’”

    兰德尔不相信地摇摇头，“真有那回事吗？”

    “千真万确，真的，就是那样的，现在巴黎的国防部或司法部的档案里就有记载。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圭亚那的魔鬼岛忍受蚊子、虫子、蚂蚁、酷热、沼泽、苦力、踢打——简直不如动物。但这一次，我有了活下去的更好的理由，那就是报复——对血肉之躯的人类来说，再也没有比报复更强烈的动机了。报复心如蛇蝎的政府吗？报复那些满口谎言，两面三刀的教士吗？不！我要报复宗教对我的所有欺骗——这才是生活的大敌——比毒品、鸦片还要甚——带着对仁慈的基督的虚假的空谈。我的信仰被粉碎了，就像我的身体一样。在我们的囚船在圣劳伦——德——马洛尼把我们卸下时，我就设想了我的妙招——对所有兜售什么基督的人以致命一击——我的骗局会把教会对我的欺骗扳平。我设想了初步的形式：伪造詹姆斯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文。1918年，我再度回到圭亚那那年，到1953年由于殖民地条件差给法国带来恶名，法国清理委员会将殖民地放弃这35年中，我周密地准备我的复仇。”

    震惊、着迷但仍怀着同情的兰德尔继续听老人讲述着。

    作为一个模范囚徒，莱布朗被给予了比他人更多的行动自由。他在凯银雕刻椰子壳、做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盗窃、且伪造中世纪手稿（他与一个看守合伙将手稿寄往巴黎，看守提成30％，手稿通过看守卖给销售商），他无所不干，只为攒更多的钱买研究宗教的书。他还能买进材料来伪造银行支票，这些支票被折价卖出以换得钱来得到昂贵的宗教书籍来研究他的课题。

    在第二次监禁的35年中，莱布朗使自己成了一名精通耶稣、新约、古阿拉米语、希腊语、羊皮书和纸草纸书的专家。1949年，由于他表现良好，终于获得了自由。不需呆在监狱，但必须留在殖民地。用粗劣的暗蓝外套换上已烂成布条的囚服。莱布朗搬进离圣劳伦不远、马洛尼河边的一个小棚屋里。他继续靠制作纪念品和伪造手稿维持生计。到1953年，殖民地被放弃，终身囚徒被送回法国的政府监狱继续服刑，莱布朗则和其他自由人一起，乘船返回了马赛，最终在法国的土地上被给予了自由。

    重新在巴黎安家以后，莱布朗继续他的地下伪造生涯。他伪造银行支票、护照来挣钱以谋生和买那些贵重的他自己长期计划的骗局需要的材料。当他一切就绪时，他就永远离开了法国。在把一只塞满伪造材料的箱子偷运进意大利后，他跟着进了这个国家，在罗马找了个寓所开始实施他那令人生畏的伪造计划。

    “但你是怎样梦想骗过那些学者和神学家的呢？”兰德尔想知道。“我知道你能精通希腊语，可我听说阿拉米语简直如天书一般，况且它是一个已消失的语种——”

    “没有完全消失，”莱布朗微笑着说，“它目前在库尔德人的边境上的穆斯林、基督徒中依然存在。至于阿拉米语本身，就像你说的那样，就像天书一般——它现在是，以前也是，但我花了40年时间研究它，这个时间比我用在学法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我研究过文献学、词源学、语言学的学术刊物，上面刊登的论文是西莫皮特拉修道院的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和牛津的杰弗里斯博士之类的最权威的专家们撰写的。我还研究书籍，像德国的佛朗兹-巴桑达编的《圣经阿拉米语语法》。最重要的是，我是靠抄写来获得知识并进行研究的。我亲手抄了上千次，直到我能用这种语言得心应手地写作。它确实是一种很难的语言，不过经过努力，我总算精通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