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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终于进入了一股激流之中。由于我这整理和重抄你的信的工作①已经完毕，并把它们订成了一个集子，所以，我已开始经常进城里看戏和上饭馆吃饭，成天在上流社会中厮混。我无论看见什么和听见什么，我都要仔细研究；我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与你相像的人，因此，我在这熙熙攘攘的喧闹声中一直不露声色，悄悄地暗中和你谈心；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喧嚣闹嚷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引人喜欢的事物，也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使新到此间的人感到惬意之处；然而，要对它们感兴趣，就需要有庸俗的思想和白痴的心。爱情和理智都使我对它们感到厌烦。由于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个空虚的外表，而且时时刻刻在变换，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欣赏，也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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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普乐决定把朱莉给他的信加以整理和重抄，订成一本集子。参见本卷书信十三。
现在，我开始认识到要对社会进行研究，是很困难的，我甚至不知道应当站在什么位置才能很好地观察它。哲学家站得太远，一般的人又站得太近；一个看得太多，以致不知从何着手去研究；一个又看得太少，以致看不到事物的全貌。哲学家对每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物都要对它进行个别研究，因此不能看出它们与他无法理解的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关系；他不把事物放在它应有的位置去研究，所以研究不出它的道理和它的真正意义。一般的人什么都看，因此没有时间去思考；事物是动的，所以他只能够瞧一瞧，而不能够仔细观察它们；它们迅速地互相交错，结果使他看起来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也不能够交替地看一会儿又思考一会儿，因为看戏的时候要求注意力集中，所以，顾了看，就顾不了思考。一个人如果把他的时间分在两边用，一会儿出入社交界，一会儿又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过，则他在离群索居的时候，心情必然是激动不安的，而到了社交场合，又必然会感到格格不入，结果是哪边都搞不好。因此，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把一生的时间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用于观看，一部分用于思考；即使是这样，也是很难做得好的，因为理智并不是一件可以一会儿放在这里一会儿又放在那里的家具。一个人如果十年不动脑筋的话，则他一生也是不会动脑筋去思考什么问题的。
我还发现，如果想以一个普通的观众的身分来研究社会，那也是很可笑的。一个人如果只打算观察而不做其他事情的话，那他是什么也观察不到的，因为，什么事都不会做而只会玩乐，那是到处都会碰壁的。我们必须自己要行动，才能了解别人如何行动。在社会这个学校里，也如同在爱情学校里一样，你想学什么，就必须动手做什么。
我这个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事情与我有牵连，再加上我信奉的宗教又不同，所以没有想得到点什么的企图；在这种情况下，我该采取什么做法呢？为了使自己能学点东西，我只好屈尊求教。我既然不能成为一个于他人有用的人，那我就只好使自己成为一个讨他人喜欢的人。我将努力练习，使我能表现得有礼貌但不虚伪，能讨人喜欢但又不低三下四；对社会有好处的东西，我就吸收；尽量做到：身在这个社会而又不沾染这个社会的恶习。一个悠悠闲闲的人，如果他想研究这个社会的话，他至少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按这个社会的方式行事，因为，一个人如果对别人没有用处，又不善于讨人喜欢，则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允许他置身在他们中间呢？但是，如果他有讨人喜欢的办法，别人就不要对他要求过高，尤其是如果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可以不必去参加什么阴谋集团，也用不着玩什么诡计，或者去参加什么纷争。如果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诚诚实实的，如果他对某些妇女既不冷淡又不过分亲近，如果他保守与他交往的人的秘密，不到东家说西家，不给别人添麻烦，处处保持一定的尊严，那他就能够冷眼旁观地研究这个社会，而且能保持他的个性和正直，甚至能想说什么就坦坦率率地说什么，只要他的坦率态度来之于自由的精神，而不是来之于觉派观念。我将根据我从爱德华绅士给我介绍的人当中挑选出来作为向导的有识之士的意见行事，尽量做到以上几点。现在，我已开始被几个人数虽少但选择较严的社交圈子所接纳。到目前为止，我只参加一些定期举行的午餐会，席间唯一的女人就是家中的女主人；巴黎游手好闲而没事干的人，只要稍稍认识，都可受到邀请去参加。餐费视各人的情况而定，或者说几句表现才学的话，或者说几句阿谀奉承之词，就可以了；餐会上闹闹嚷嚷、乱糟糟的样子，和旅馆食堂里的样子差不多。
现在，我已经被接纳进人一些较为神秘的社交场合。我参加了一些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的晚宴；任何不速之客都是不让参加的，参加这种宴会的人，都是大家合得来的人，虽说不是全都合得来，但至少要和宴会的主人合得来。这这种宴会上，女人的举止言谈都很随便，因此我可以对她们进行研究。人们在这种宴会上说的话比较斯文，谈吐较高雅和风趣。在这种宴会上，大家谈的不是社会新闻和戏剧，也不是某人升了官，某人咽了气或某人结了婚（因为这些事情人们在上午已经谈过了），而是巴黎一桩桩一件件的奇闻轶事；大家谈得都很认真，都要揭开丑事的秘密，把好事和坏事都谈得很有风趣，而且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很巧妙地描述他人特征的同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征更暴露得淋漓尽致。在这种宴会上，由于在仆人面前说话要表现得很稳重，因此人们编造了一些很难理解的语言，以便使他们冷嘲热讽的话更加隐晦，更加刻薄；这样，就可以把匕首磨得快快的，表面上说是为了使人少受痛苦，而实际上是为了刺得更深。
然而，按照我们的概念来评论，如果把他们的那些话看成是讽刺话，那就错了，因为那些话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不伤人；它们针对罪恶的事情少，针对可笑的事情多。一般地说，讽刺话在大城市是不太多的，因为在大城市里，坏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用不着人们去谈论；在美德不受尊重的地方，还有什么事情可指摘呢？既然人们没有发现什么不好，还有什么难听的话好说呢？尤其是在巴黎，人们对一切事情都是从它有趣的方面去看。令人生气和愤慨的事情，如果不把它们编成歌谣或打油诗加以传播，那就谁也不过问。漂亮的女人是不喜欢生气的，因此，她们无论对什么事情都不发火；她们喜欢发笑；由于找不到什么字眼来笑罪恶的事情，所以坏蛋也和大家一样是好人。不过，谁要是受到了嘲笑，那可倒了霉！它给他抹上的一团晦气是永远不散的；它不仅讥刺风尚和道德，甚至还鞭打罪恶；用它来骂那些坏人，最合适。现在，还是回头来谈我在前面提到的晚宴吧。
在这些上层社会人士中，最使我吃惊的，是那六个专门挑出来在一起高谈阔论的人。这六个人往往是有秘密关系的，因此，用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的谈话范围就会涉及到一半巴黎人，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宴会上的人谁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似的。朱莉，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你表妹或你家吃饭的时候，尽管很拘束和有些秘密的话不好说，但我们也能想办法使人们谈论与我们有关的事情；每当一个人讲到一件动人的事情或说一句巧妙的含沙射影的话时，你是否还记得人们比闪电还快的目光和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叹息声是如何把一个人的感情传达给另外一个人的？
如果谈话的内容偶尔涉及到同桌吃饭的人，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用只有熟悉其中的密码才听得懂的某个社交圈子的隐语进行。他们用这种隐语，根据当时的情况，互相说许多难听的笑话；在他们谈笑的过程中，最傻的人，并不是那个最不出风头的人；至于有三分之一不太懂他们隐语的人，只好莫明其妙地呆着一句话不说，或者不懂装懂地跟着笑。以上是我在此间交际场中所看到的人们表现的亲热情形；当然，两个人面对面地单独谈话的情形不在此例，不过，我目前没有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有机会看到两个人单独谈话的情形。
当大家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有身分的人说一句严肃的话或者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大家马上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他提出的新的话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一窝蜂地从各个方面发表意见。这些头脑单纯的人信口开河地说出的话和讲的道理，真叫人吃惊①。一个道德问题，哲学家们讨论起来不一定比巴黎的漂亮的女人讨论得更深入，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如女人们的结论恰当。因为一个打算言行一致的哲学家，看问题要反复三思，然而在这里，任何道德问题都是一句空话，人们即使是一本正经地讨论，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为了打掉一点儿哲学家的傲气，人们不妨把道德的地位提得那么高，以致连圣人也做不到。此外，男人和女人，由于社会经验的启发，尤其是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的影响，都把他们的同类看得很坏，总是用悲观的目光来探讨人的天性，毫无根据地把人的天性说得一钱不值；即使人家做了好事，也想在人家身上找出点坏的动机，总是用自己的心去揣度他人，说人的心都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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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愿不要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令人发笑的事情来破坏这种谈话的严肃气氛，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在大发议论，如果有人起哄，就没有办法恢复严肃的气氛了。我记得，有一次在集市戏场演戏的时候，不知是谁向戏台上扔了一包饼干，立刻就把台上的戏搅得乱七八糟。幸好戏台上哄抢饼干的演员全是动物，不过，就许多人来说，一包饼干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封德耐尔（封德耐尔，一六五七—一七五七，法国哲学家；这里所说的《迪伦特人的故事》，见他的《死人对话篇》——译者）在《迪伦特人的故事》中描写的人是谁。——作者注
尽管他们有这种可鄙的看法，但在他们心情平静地谈话时，他们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却是感情问题。这儿的“感情”一词，指的不是深厚的爱情和友情的真诚流露，那是索然寡味极了的。他们谈论的感情，乃是按深奥的箴言表达的感情，是按照形而上学的微妙方式表达的极其高雅的感情。我可以说，在我这一生中，我还从未听见过谁是像他们那样高谈阔论地谈感情，也没有听见过谁谈论感情的话是像他们的话那么难懂。他们的话简直想象不到是那么的文雅。朱莉啊！他们的那些美妙的嘉言警句，我们这些粗浅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担心，上流社会的人的感情，有点儿像荷马①时代的冬烘先生的感情；冬烘先生没有领略过真正的感情，所以他们信口开河地侈谈上流社会的千百种美，说它们都是虚幻的。他们把他们的感情都变成精神的东西；尽管他们口头上大谈感情，但谈了之后却实践不了。幸好能用礼仪来补感情之不足，按一般的惯例大致不差地做出好像是出于感情的行为，硬着头皮说几句客套话，或者强忍心中的不快，以便讨得别人说自己的好话。然而，如果使人不快的时间太长，或者付出的代价太高，那就只好把感情置诸脑后，按礼仪行事的表现就到此为止了。除此以外，他们所谓的举止言谈，尽管表现得很谨慎，很有分寸和很稳重，但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几分是真的。凡是不属于感情范围的事，他们都按规矩办事，一切要做得合乎规矩。这种以模仿为能事的人，有许多难以捉摸的古怪的表现；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以他本来的面貌出现之故。“别人怎么做，就照着怎么做。”这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格言。“这样做可以，”和“这样做不行。”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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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荷马，古希腊的行吟诗人，据信，古希腊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他所作。
这种形式上按规矩办事的做法，使他们共同的处世之道显得极为滑稽，甚至在极其严肃的事情上也做得很可笑。他们心中有数：什么时候该到别人家去问长问短；什么时候该写信致意，也就是说进行一次信到人不到的拜访；什么时候又该亲自登门看望；什么时候该说自己在家里；什么时候又该说自己不在家里，尽管实际上自己是在家里；什么礼物可送，什么礼物不可收；对这个或那个死者表现的悲伤应该表现到什么程度①；在乡下应该哭多长时间；哪一天可以回到城里来寻求安慰；在为死者悲哀的同时，在某时某刻举行舞会或者到戏院去看一场戏。所有的人对这些事情的做法都一样；他们如同军队变换队形似的，很有节拍地进行着。我们可以说，他们简直是钉在同一个木板上用同一根线牵动的木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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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某个人的死感到悲伤，这是人之常情，是善良的天性的表现，而不是从道义上说非悲伤不可的，尽管死去的那个人是我们的父亲。在死了人的时候，谁要是心里一点悲伤的感觉也没有，在外表上无任何表现，也是可以的，因为，宁肯不做虚伪的表示，也不要拘泥于礼仪非做作一番不可。——作者注
要让所有这些一模一样地做同样事情的人，也一模一样地为同样事情所感动，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显然要用其他的办法深入地研究他们，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隐语只不过是一套毫无意义的废话，不能用它们来判断这里的民风民俗，而只能用它们来判断在巴黎到处可见的人们的举止言行。他们常说的那些话，是可以学会的，但真正可以用来研究民风民俗的东西，从他们那里是一点也学不到的。我这个看法，也适用于大部分新问世的著作；对于戏剧，我这些话也是适用的；从莫里哀①时候起，舞台上演的，与其说是民间的生活，倒不如说是风趣的对话。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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