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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仁爱之流露"或"由内在精神目的之共同，所成之社会团体意识"所冲破。大体而言，前者是中国之情形，后者为西方之情形。西方之社会，自希腊而有辟萨各拉斯、伊辟鸠鲁等之宗教、学术团体，中世而有基督教之宗教团体、经济上之基尔特与大学之教育组织，近世而有各种政治、经济、学术、文学、艺术、体育之社会文化团体，皆为冲破西方之阶级者。然此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成立，一方依于吾人之肯定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以四方八面地表现人精神于客观世界；一方即依于每一抽象而共同之超个人之文化理想，皆可集合若干个人于其下。每一社团，吾人皆可视之为由"人之将其精神凝注于超个人之文化理想，并求普遍化、客观化此理想于他人，以此理想为人我之精神、行为、生活之交通之媒介"以形成，是即一客观精神之表现也。
吾人可由外在属性之相同，而生阶级统一意识，以客观化为阶级之存在。人又可客观化吾人一种特殊之文化理想，以成社会之文化团体。然人之自我，又原为能同时识取诸阶级之存在，统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而可兼对一切阶级之利害，多少有加以照顾之仁义之心，并能肯定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价值者。贾人有阶级社团，人即不能不要求一统摄各阶级、各社会文化团体以上之一更大组织之存在，以协调阶级，并使各社会文化团体之任务，不相冲突，此即不能不有一国家意识。自阶级社团之观点看国家，无疑为一高一级之组织。如阶级、社团为吾人外在属性之共同或精神文化理想之共同而客观化之产物，则国家为吾人自我之"综合各阶级属性或综合各文化理想之精神"之客观化于现实世界者。至使各阶级、各社会文化团体与个人之活动互相规定而互相制限，以成就国家之统一者，则为国家之法律。
社团国家，虽较个人为大，然唯个人之客观化其理想等之精神，可支撑社团国家之存在。欲每一个人发挥其支撑社会文化发展，与各社团国家之存在之才能，必须一切人平等，阶级理当废除。同时，一切人应在从事任何社会文化活动之时，同有其充分之自由，以表现其个性与创造力。社团之规约与国家法律，必须由参加之分子共同制定，以共同遵守。社团之行政，国家之政治，乃所以谋增加社会之福利，促进文化与保护国家之存在：故政府之行政，须不悖法律，并不妨碍或兼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如居住、迁徒、财产、婚姻、名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选举、被选举等自由权利。社团领导人及政府，亦须由支援社团政府之存在之社员或人民所选之人组织，受社员与人民监督，此即为近代西方之自由民主精神。自由民主之精神之用，一在所以使个人之主观精神，恒得凭其所享有之自由权利之运用，而有其客观化于社会文化团体与国家之机缘或道路。二在使客观之社团与国家政府，不致以其规约与法律，硬性的成为个人主观精神之束缚。即使原系由个人之精神之客观化所成之文化成果与社会组织，不致妨碍一主观精神之生髮、创造。三在使社团与国家，随时更新其形态，更新其领导人物与治者，而使社会文化日趋进步。民主自由之精神，乃西方文化中之圆而神的精神，运于其社会之重组织、社团之重规约、国家之重法律之方以智精神中者也。
吾人上论，西方之民主自由之精神，尊重国家法律、重视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与阶级意识、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科学精神，实表现一整套之社会文化精神，为同依于一对客观超越理想之肯定，而赖之以知普遍之理，以制物，以集合人群，所次第必然产生者。其中，除阶级意识可废以外，其馀皆原自一本，相待而成，如加以分割，只取其一，则为不备，而不免无效果，或流弊百出。故吾人如欲加以採取，必须依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之精神，建立一使一切庸众与小人，皆得一精神上升之路道，亦完成中国文化之本当有之发展。中国文化精神，真不畏自然生命之堕性之拖下，而吾人可建立吾人之金字塔与十字架矣。
（六）西方社会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之价值
吾所以谓发展此一套社会文化精神，为建立吾人之金字塔与十字架者，吾意谓：吾人诚知重视科学知识世界之开闢、工业机械文明之建设，与社会各种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建立国家法律意识，而行之以一自由民主之精神，则吾人之精神，即以其似处处有一特殊内容之规定，如受一限制，并时感有外在之对待或阻碍，而有一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之轨道。科学研究，重识共理，然无一特殊物可为一共理所穷竭，任一事物，必兼表现诸交贯之共理，由是而科学之研究，即使吾人之精神，通过纵横交贯之共理而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者。工业机械文明之价值，吾将不由其表现吾人征服自然之精神以说，吾唯说其可使物力互相转化，物质互相变易，此即使分立之物力物质，实显其纵横交错之文理。由此物力物质之互变，而使吾人对物之理想，实现于自然世界。此皆所以使吾人之精神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者也。至于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个人之参加不同社会文化社团，亦为使吾人精神如十字架以向上撑开者，其理易明，不须另释。至于科学研究中，所感之疑难与概念之错置而生之误谬等，及工业机械文明建设中之艰困，与人之社会文化理想，各欲普遍化、客观化而生一时之冲突，皆为可赖以激发吾人精神之上升者。未得真理时，真理之外在感；物质文明之建设中，他心之外在感、其他社团之外在感；皆可谓为吾人精神，先置定之一"精神将即运往之地"。西方法律中，对于个人与社团及国家之关系相互责任权利之规定，使一人之自由权利，受他人之自由权利之限制；与政治上，人民对政府之监督，及行政权、立法权之互相制限；固恒病互相妨闲之意味太重。然吾人如自另一眼光观之，则将见此在政治效用上，亦可为免政权之滥用所必需之一道。在社会之道德效用上，此至少为使小人之私心，有不可逾越之界限者。而对于一般人，则可使其知他人之权利之不可犯、法律之当守、他人自由之当尊重，进而培养出一对他人人格尊重之礼之意识，与尊重普遍性之客观理想之意识者。即对于君子，亦可由法律对于其权利之限制，以更自觉其精神自我。是法律即使人于特定范围，求特定的所以自尽其责之道，以一直上升，而无下坠至唯知放肆其私欲之虞者也。中国先哲言法，偏重以刑罚止暴乱与不德及吏治清廉等。其不重法律之积极的规定人之权利，而置定人之行为之客观限制，保障人民之自由，启发人格尊严之意识等，以成社会文理之精神价值，于义终有憾也。至于法律之疏密，当视其需要。中国法律在文化中之地位，不能如在西洋之高，而当次于礼乐，则理固然矣。
至于克就民主自由精神本身而言，则因其乃运于西方国家社会组织之方以智中之圆而神一面，故如一国缺社会文化领域之分立发展，与各种社团之组织，而国家法律，又不被尊重，则自由民主精神之价值，恒不能大显。在西方社会历史，以先有有力之宗教组织、对立之阶级，与较强之国家意识、互相对峙之社会文化团体之组织，故个人自由之争取，并一一形诸法律，特显意义。政治民主制度之施行，亦以有社会文化力量、团体组织力量为其背境而易见效。中国过去社会，本有较多之个人自由；而在政治上中国过去（尤以近世为然）各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之势不显，缺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存在，以为政治民主之后盾；中国数十年来，盛倡民主自由精神之未尝有善果，而只有消极的破坏传统文化之效，其故，亦在于此（阅本章第二段）。
然吾人亦不能因此谓自由民主思想之输入，对中国文化无价值。中国过去政治中，人民毕竟不能推选皇帝，亦未有明文公佈之宪法，以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无论其原因如何，亦无论吾人前文曾以何等同情之地位，肯定中国有皇帝，及中国过去社会政治之精神价值，然最高执政者之不由人民推选，无论贤与不肖，人民皆须接受其统治，便唯是听天之安排，而居于一被动之地位，此终是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上所受之一委屈，而使人民之精神不易升扬者。在察举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唯有怀忠信以待举，夙夜强学以应考，亦不免处于被动之地位。人民积极自动的对政治负责之精神，未能充量的表现，而人民之自由权利未经宪法之明白规定，而受法律舆论之保障，则人民虽实际上甚自由，其自由亦随时可受暴君之剥夺。民国以来之推翻皇帝，在原则上肯定最高执政由民选，政治家可直接向社会表示愿负政治责任，人民渐有对其自由权利，不当受非法干涉之自觉；谓此非中国社会政治之一大进步，不可得也。说此是大进步，不须自民国数十年之政治，是否使民康乐之效果上，及向社会要求负责之政治家，是否野心家上说；此只须自中国近数十年来，人民已公认"统治者应由人民中，自下举升而上，而非由上覆盖而下"之原则上说，自"向社会要求对政治负责，不被人以为非"之社会意识上说，是即民主政治之精神，已被肯定。在古代中国有皇帝时，除谏诤外，人民决无批评皇帝之自由。人民可望皇帝之仁恩普被，而无"某种自由权利为皇帝亦必须加以尊重"之自觉。然在中国，即数十年来，至少已曾有约法与宪法，明文规定人民自由权利。则谓今之中国人民，至少在原则上已自觉的肯定自由之精神。至于中国将来之自由民主精神，进一步之表现，必须表现于人民之儘量运用民主精神，以共立一切社团国家之法，共商一切社会国家之事；运用自由向上之精神，以从事于各种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形成并行不悖之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为人民有力以限制政府、督促政府，或支援政府，以强固国家之基础；并运用自由民主精神，以共要求对政治负责，而要求对政治负责之精神，亦宜与一新道德精神结合（见下章第十节），则自由民主之精神，使中国人精神上达之价值，终将大显也。
（七）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与国家法律意识及世界性之人类社会组织
吾人在中国未来文化创造中，于一般人所重之科学精神、工业文明、民主自由精神等外，复特重视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此赖于各个人之各致力于一特殊文化领域之特殊文化活动，及国家法律意识之建立。吾人非不知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恒不易致。西方人献身于特殊文化领域者，恒陷于偏至之人生文化理想，而不知人文之大全。由偏至成偏执，而蔽陷于一曲，遂不免有以一种文化势力，凌驾其他，使人文世界趋于分裂之事，如中世人以宗教压迫学术，近世人以科学譭谤宗教、以经济势力控制政治，及俄国之以政治宰製文化等。社会文化多方分途而又平流并进之实，诚为难致，吾人亦非不知中国传统学者重破门户之见，重通道之大全之精神，为一更高精神，然吾人以为所谓通道之大全，乃只自人之识度与气量言。吾人在识度与气量上，则人各自求致力于一特殊文化领域，分别从事于特殊文化活动，即不必招致道术或社会人文世界，趋于分裂之害。各文化部门中皆有社团组织，正所以使人执一文化理想者，得在各种社团中，有与他人互相讨论之机会，而增切磋之益，使其识量日以宏阔者也。
至于吾人之重国家法律之意识之建立，亦非不知人太重国家法律，恒不免使人视国家本身若成为一绝对自足之存在；或使政府权力过大，滥用其权力以提倡一偏至之文化理想、政治理想，而对内以法律限制人民力量之伸展，禁止不同之文化政治理想之提倡，遂鼓舞人民向外求国力之膨胀，侵略他人，以为补偿。此即西方近代国家观念，恒促进侵略的帝国主义之故。唯吾意，为西洋文化前途计，吾人亦承认彼方应多有超国家之精神，与综合的人文精神，以免帝国主义及文化政治理想之偏执之害。而西方希腊之思想，与近代之理想主义之潮流，亦为较富综合的人文精神者；中世纪之精神，亦即为一超国家之天下精神；近代民主自由思想，复即为一提高个人之精神，以限制政府之权力过大者。引此西方思想之绪，与中国之天下一家精神，及综合的人文精神结合，即可救西方之弊。然在中国，则其文化传统，素富一天下一家之精神，与综合的人文精神，中国学术，亦素尊个人，并尊个人之仁心仁性，重个人无所不涵盖感通之德量与度量，故于中国提倡国家观念，主张人之各献身于特殊社会文化领域，共求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发展，固不易陷于侵略的帝国主义与文化理想之偏执之害也。
复次，吾人须知，吾人之所以提倡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及重国家法律之意识之建立，纯由一欲广开中国人之精神上升之路道上说。而非自民族、种族之意识，或功利观点说。如纯自民族、种族意识说，诚易陷于狭隘的国家主义。如自功利观点说，则吾人将只看何种特殊文化理想，为能满足吾人目前欲望需要者，吾人即视为唯一有价值者，或竟以之为至高无上，垄断全部人文世界者，斯易走入偏执。然吾人今日之主张，则纯由吾人发现：中国人欲求其精神之上升，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方以智之诸方面，实有不足。吾人乃一步未离"尊人文之文"、"以义断是非"之中国文化精神本源一步。吾人唯感中国过去先哲，若偏重于视人文为人之心性之实现或流露，人文若唯在人整全之心性所包覆涵盖之下，直接为陶养人格精神之用，未真著重其客观的表现吾人之精神之意义，求先展开为一分途发展之超个人的人文世界，则不免偏于只能卷之则退藏于密，而不能放之则弥六合，在则中国文化之伞，仍未撑开也。吾人固已深知西方人重客观的表现精神，而偏执特殊文化理想之弊，则吾人可把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以为躯干，知人之整全之心性，其高明广大，原足以涵盖天地，其敦厚笃实，足以顶天立地，以保任吾人上所谓通于道之大全之识度气量，则人之各献身于特殊之文化领域，以共求人文世界多方分途发展，只所以伸长此身躯之四肢，茂发此树干之枝叶；由身躯而四肢，由树干而枝叶，，乃由本以成末，而非忘本以逐末，则何弊患之有？夫四肢不灵，枝叶凋零，则躯干日以孤寒，此中国文化之危机。中国文化精神之灵四肢，茂枝叶，唯赖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发展。故吾人今日必须自觉的依本以成末，依全以定分。此所谓依本以成末，依全以定分，乃直运本以之末，运全以至分，使四肢皆成身躯，枝叶皆成本干，则身上有四肢，肢上有身，树上有枝叶，枝叶上有树。大人之身，诚可以"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林木扶疏，天地长春，而未尝出其位矣。
吾人所谓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发展，其中本已可包含科学精神，与工业机械文明，及国家法律意识之建立。因此等等，皆各为人文世界一端。吾人上所以分别而说，又特提国家法律之意识者，因人文世界之多方并行发展，乃依于崇尚"分的文化领域"或"文化理想之分"之精神。而科学之表现重分理之精神，特为显著。工业机械文明，则科学精神之表现于对自然界者。故中国人如不能本科学精神，以表现一工业机械文明，则人之精神，先受委屈于自然界。人精神如先受委屈于自然界，则至少对一般人言，便无法与之言其他向上之精神伸展。至于物之不足用，使文化之一切创造，缺表现之资具，尚其次也。故吾人对中国数十年来，世人于西方文化之接收，特重其科学精神、工业文明之模仿一点，吾人止不取世人所持之理由，然亦并不以此为不当。唯吾人以为社会文化之全面发展，必须以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生活情趣等，纯粹精神文化之大盛为归宿。中国将来之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生活情趣，当是何面目，吾人今不讨论。吾人今所论者，唯是各种人文之多方分途发展，将形成中国未来社会文化之一新形态。各种社会文化之团体组织之依自由民主精神以形成，将构成中国社会结构新文理，为昔所无者。而有分立并存之社会团体组织，则必须有统摄调整维繫其间之关系之国家法律，否则由社会团体组织冲突而生之社会分裂，即将招致人文世界之分裂，并形成各个人对文化理想之偏执与人格精神之片面化；同时使中国文化精神中之顶天立地，涵天盖地之精神倒塌，躯干之生命精神，皆全散在四肢与枝叶而死亡。离国家法律之观念，以言民主自由，以倡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者，其弊盖必至此。故吾人之言民主自由，与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必须与"统摄性之国家法律"之观念相俱。唯由国家法律之观念，以为分立并存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之统摄原则，并保障分立并存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之活动与个人之活动，而后文化之分途发展，乃各有其社会性之轨道，而免招致社会与人文世界之分裂。夫然，而后个人乃可虽只献身于社会文化之一面，而可免于文化理想之偏执，其人格精神亦未尝真片面化，仍能有顶天立地、涵天盖地之识量，以持载社会文化全体之向上生长也。
抑吾尚须申述，吾人之依中国文化精神之躯干，以建立国家法律之意识，吾人之所重者，唯在保障社会之分别发展，而使吾人之文化精神，有四肢枝叶以伸展生长。然又因吾人之文化精神，原以一人之仁心仁性为本，故此文化精神之伸展，亦必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相交流。故吾人亦必须肯定国家以上之天下或世界性之人类社会组织。吾人虽主加强中国人之国家意识，然此国家意识，亦不能成为吾人社会文化意识之顶点。吾意国家当只为"吾个人之文化意识"，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交流"之一枢纽；亦即吾"个人之活动"，通过"国内社会文化团体之活动"、"世界性文化团体之活动"及"世界性之整个人类社会之组织"之一枢纽。此枢纽之作用，乃在保障吾人个人之精神有轨道，以通接于人类全体文化，与世界人类之全体。吾人之如是说，并非自外袭取一世界之观念，或承认一国以上之大力，以凌压于吾人之国家观念之上。吾人唯是求充量表现吾人之文化精神于人类世界，以吾人每一个人本有无所不运之仁心仁性，能担当世界，并纳整个世界人类于此心性之涵盖包覆度量下也。吾人以为，如国家为现实社会文化势力交会之顶点，国家真为一绝对自足之存在，如黑格尔之所论，世界仍不能太平，而一时代将只有一国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吾人复相信：吾人依仁道与恕道存心，吾人必不能只爱自己之国，而侵压他人之国。故自限于爱自己之国为不仁。吾人之心，必冒出于国家之上，以及于世界。然吾人又知国家乃积文化历史而成。各国民族由文化历史陶冶之气质，亦确不同。各民族唯当在其真自成一独立之政治单位，其气质之美之表现于文化者，乃有相应之特殊法纪，与政治措施，以护持之。吾信在理想人文世界，个人未尝不可依其所慕之文化，本其自由，以易其国籍。然已成之国家，则不能轻言废除。吾人欲去狭隘之国家民族思想之为害，吾人又非空言博爱与人人平等所能为功。故吾人必须有不绝灭已成国家，而使吾人仁义之心，通达于天下世界之道路，以向往一整个人类组织，即世界国。此道路，吾意唯有先由国家中不同社会文化团体，越过国家之界限，以相通接，成世界性之文化团体，以促进世界性之文化交流，使各国家民族之文化精神之差别处，互相了解，而或由异成同，或互尊其异。此世界性之社会文化团体，即可为世界国之社团基础。此世界国之任务，则当有如国家之保护个人与国内社团，与国内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而以保护世界之一切国家、世界性之文化社团，与世界之个人为责任。世界国保护各国与世界性之文化社团，国家护持一国内之文化社团。每一个人即为国内之公民，亦为世界之公民。每个人以义道尊人之国，以仁道爱自己之国。充仁道成礼道，敬世界国，充义道成智道，分别肯定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多方发展，与各世界文化社团之价值。则世界国与各国，世界文化与各国文化，相依而俱成，皆为个人之仁义礼智之心所持载，则民主精神，可表现于国与国间，而个人之自由的向上尊重文化之精神，亦伸展于世界矣。
夫宇宙之道，多无一则不生，一无多则不成。个人，一也，而其各种文化活动之兴趣，多也。文化理想，一也，同一理想所聚集之个人，多也。多个人聚集以共实现一文化理想，而成文化社团。诸文化社团，多也，国家之组织，一也。诸国并列，多也，世界国，一也。诸国之同类文化社团，多也，世界性之文化社团，一也。个人多方面之文化活动兴趣之分别客观化、社会化，以成多社团；一之散为多，多亦各为一。而多"一"也。多社团之成为一国，则多"一"之复返于国之一。各国之并存，则一而复一，而国之"一"多。通各国之文化社团，以成世界性文化社团而统于世界国，则国之多亦复统于一。一多必并存。一者必须与另一，俱成以多，多者必须有所一。而后人之精神，乃无往而不见普遍化之文理，斯谓太和之世之文理见。而再润泽之中国式之生活情趣，鸡犬在户，五穀在田，牛羊在野，而工厂在林水之间，父子兄弟，怡怡如也，皆有礼乐文化之生活，以陶养性情，兼对文化有所贡献，世人之精神乃无所不运，而六通四辟，皆有轨辙可寻，而生意盎然矣。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