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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年，尽管德国的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但其先锋派戏剧却空前繁荣。奥斯卡·克罗格院长也时运亨通，他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经营一个设立在地下室的剧院。每彩排一出韦德金德和施特林德贝格的新剧，或者上演格奥尔格·凯泽、施特海姆、弗里茨·冯·翁鲁、哈森克勒弗尔或托勒的戏剧时，本市知识界，主要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就在这狭小的地下室里集聚，气氛倒也融洽。奥斯卡·克罗格本人，喜欢写些小品文和伤感的诗篇。他把剧院当作道德教育的课堂，主张通过舞台帮助新的一代人去树立自由、正义、和平等理想。当时，他认为实现这些理想的时刻已经到来。奥斯卡·克罗格是个严肃、自信且单纯的人。星期日上午，在上演托尔斯泰或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戏剧之前，他总要对观众演说一番。“人道”这个词儿经常挂在他嘴边。他兴奋地向站着的年轻人喊道：“弟兄们，鼓起勇气！”结尾则引用席勒《欢乐颂》里的名言：“千百万人啊，我拥抱你们！”
在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奥斯卡·克罗格受人爱戴和尊敬，因为在这些地方观众对大胆的艺术尝试情有独钟。他表情丰富，宽宽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窄边的金丝框眼镜后面，闪动着和善、机敏的眼睛。他的照片经常刊登在先锋派出版物上，有时也见诸于页面光亮的大型杂志里。奥斯卡·克罗格是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界最积极、最有成果的先驱之一。
放弃法兰克福那座著名的地下室剧院，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错误。这一点，其实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九二三年，有人邀请他去管理汉堡艺术剧院。鉴于那家剧院规模较大，所以他允诺了下来。但实践证明汉堡的观众不像那些常去他地下剧场的法兰克福观众那样懂艺术、有激情，且对新思想能产生共鸣。在汉堡艺术剧院，克罗格时常要从他感兴趣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排演大众喜爱的剧目，这使他很痛苦。剧场要求每到星期五就得排出下周节目单。届时，他同剧场经理施密茨总要有一场小小的争执。施密茨要求安排票房高的滑稽剧和惊险剧，克罗格则坚持上演具有艺术性的剧目。由于平时施密茨同克罗格关系好，并钦佩其为人，所以一遇争执，他总是让步，这样才使得艺术剧院仍然保持着高雅的风格。但是这就影响到了剧院的收入。
克罗格抱怨汉堡的年轻人麻木不仁，民众缺乏文化素养，对高雅的艺术欣赏不了。
他苦涩地说：“真是好景不长啊！一九一九年，观众还争着要看斯特林德贝格和韦德金德的戏；到了一九二六年就只爱看歌舞喜剧了。”奥斯卡·克罗格在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但缺乏远见。如果他能预测到一九三六年会发生什么，他还会对一九二六年如此满腹牢骚吗？“上演高雅的戏剧就吃不开，”他抱怨说，“不久前戈哈特·豪普特曼的《织工》上演时，观众都挤到了剧院门口，而昨天上演时，剧场里的座位居然有一半空着。”
“不要紧，我们死活也能经营下去。”施密茨竭力安慰他的朋友。施密茨一看到克罗格善良、天真而又苍老的猫脸上布满愁云，心里就一阵难过。说实在的，他自己也忧心忡忡，那丰满、红润的脸上已平添了些许皱纹。
“怎么能经营下去呢？”克罗格不理会对方的安慰，还说，“像今晚这样下去，我们不得不从柏林邀请名角儿来客串了，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汉堡人吸引到剧院来。”
黑达·冯·赫尔茨费尔德是克罗格的老同事和红颜知己。早在法兰克福时期，她与克罗格就一起做导演和演戏。她说：“克罗格，你又把事情看得漆黑一团了。请多拉·马丁来客串，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她的演出实在太精彩了。亨德里克演戏，也不必发愁没人看。”
当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说到亨德里克这个名字时，狡黠而妩媚地笑了，那薄施脂粉稍显宽大的脸蛋，突然亮了起来。她长了一个大鼻子，一对大大的金褐色的眼睛流露出感伤和聪颖。
克罗格粗声地说：“亨德里克的要价太高了吧。”
“可是，给马丁的报酬也不能低呀！”施密茨补充说，“就算他们确有魅力，表演技能出众，也能吸引大批观众，不过一个月就得给一千马克，也实在让咱们吃不消。”
“这就是柏林名角儿的价格。”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愤愤不平地说。她从未在柏林工作过，她鄙视柏林及其一切。
“给亨德里克一千马克也太过分了，”克罗格突然激动地说，“从什么时候起把他的报酬加到一千这么高？过去一直都是八百马克，且已经绰绰有余。”
“这可叫我怎么办？”施密茨说，“他连蹦带跳地进了我的办公室，一下子就坐在我的腿上，还用手轻拍我的下巴。”这时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笑眯眯地盯着他，施密茨脸有点儿发红了，“他一再重复说，‘非要一千马克不可！一千，经理！凑个整数吧！’克罗格，您说，这可叫我怎么办？”
亨德里克在要求增加津贴和报酬时，善于采用这样巧妙的手法：像一阵发狂的旋风，卷入施密茨的办公室，恣意撒娇撒野。他知道，只要把施密茨的头发扯乱了，用手指头捅他的肚子，就会弄得笨拙的胖子施密茨彻底就范。为了把报酬提高到一千马克，他甚至坐在施密茨的大腿上不起来。这一点，连施密茨也只好红着脸承认。
“简直是胡闹！”克罗格生气地摇晃着他那焦虑万分的脑袋，“从本质上讲，亨德里克是个轻浮的人。他卖弄的一切，从文学爱好到他所谓的共产主义都是伪装。他不是艺术家，而是地地道道的戏子。”
“你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的亨德里克呢？”赫尔茨费尔德夫人不得不用讥讽的口吻问道，因为她自己在谈论亨德里克时从无贬意。她欣赏亨德里克的成功之道，常说：“他是我们演员中的佼佼者。柏林没有把他从我们这里挖走，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我从不看好他，”克罗格说，“归结起来，他仅仅是个一般的地方演员，这一点，连他自己都心中有数。”
施密茨问：“他今晚躲到哪里去了？”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轻轻地笑着回答说：“有人说他躲在幕后的化装室里。只要柏林有艺术家来演出，他总是妒忌万分。他对自己说，他永远达不到他们的水平，所以他非常歇斯底里地躲到幕后去了。多拉·马丁使他神魂颠倒，他既恨她，又爱她。今晚他大哭了一场。”
“瞧瞧他的自卑感吧！”克罗格大声说着，得意地环顾四周，“或者，这更能说明，在他内心深处，对自己有了客观正确的评价。”
三个人坐在剧场的餐厅里。这座餐厅是以德语“汉堡艺术剧院”的首字母缩写“汉艺”（H.K.）命名的。餐桌上铺着油腻不堪的台布，墙上挂着一排沾满尘土的演出剧照和演员照片，这些都是十年来在这里演出过的演员及他们在舞台上塑造出来的人物。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谈着话，时而抬起头来瞥一眼这些照片。其中有天真无邪的少女、多愁善感的青年、滑稽可笑的老演员、英勇的元老、年轻的情侣，也有阴谋家和尊贵的夫人。
餐厅下面便是剧场。多拉·马丁的演出正接近尾声，她今晚成功演出的是一场通俗的戏剧。她的哑嗓音，娇艳且胜似少女的苗条身材，加之一双充满纯真而神秘的眼睛，使全德国的观众都如痴似醉，为之倾倒。在她刚演完第二场时，院长、经理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就起身离开了包厢。艺术剧院的其他演员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继续观看演出直到结束，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敬佩和嫉妒。
克罗格轻蔑地评论道：“她带来的配角演得可真够差劲儿的。”
“你想让她带来什么样的演员？”施密茨说，“要是带着像样的配角来，她一个晚上还能赚到一千马克吗？”
“不过，她本人倒是越演越出色了，”机灵的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说，“她什么角色都能胜任。她甚至演过神经错乱的孩子，而且演出效果很棒，令人心悦诚服。”
“演‘神经错乱的孩子’倒不错。”克罗格笑了，“楼下的戏看来演完了。”他补充了一句，同时往外张望。
观众正走出剧场，沿着一条小道往上走，经过餐厅外面，穿过大门便到了街上。餐厅渐渐挤满了人。演员们彬彬有礼地来到这边的桌子旁，向院长点头致意，同餐厅主任开一两句玩笑。餐厅主任是个壮实的老头儿，留一把白色的山羊胡子，长着一个蓝红色的酒糟鼻子。在演员眼里，餐厅主任汉泽曼大叔同施密茨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遇到施密茨心情好时，演员可以请他预支工资，到了每月下旬，钱花得青黄不接时或尚未提前领到工资时他们就可以到汉泽曼那里去赊账。所以大家都欠他钱，据说连亨德里克也欠了他一百多马克，所以汉泽曼对欠钱客人的玩笑话真的不必去搭理。他板着脸，眉头紧锁，为演员们端来白兰地、啤酒和冷盘肉，但却看不到有人付钱。
大伙儿都在议论多拉·马丁。对她的演技，各抒己见，而一致的看法是她的钱赚得实在太多了。
莫茨表情严肃地说：“倡导明星制会使德国戏剧界走向衰亡。”她的男朋友彼得森立即气愤地点头表示支持。彼得森是个老演员，特别渴望扮演英雄角色，例如历史剧中国王或威武的老将军，可惜，扮演这类角色时他又显得太矮、太胖了点儿。他总想以挺直的腰板和威武的姿势来掩盖自己的先天不足。彼得森往往装出老实人的表情，这时下巴上如能配上一副船夫的胡子倒挺合适，但可惜缺少这点胡子，结果刮得干干净净的下颚、宽宽的上嘴唇以及那双不大的散发着灵气的蓝眼睛，还是使这张面孔显得聪明过头。众所周知，莫茨爱他胜过他爱自己。
由于彼得森刚才点了点头，所以现在莫茨径直地走向他，亲昵而意味深长地说：“彼得森，我们不是经常议论这种错误的管理方式吗？”
彼得森坚定地表达了他的态度：“的确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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