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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历史或者预言。

    ——S.T.柯尔律治(S.T.Coleridge)

    <B>1</B>

    埃勒里的环球旅行已经进入了倒数第二个阶段。为了收集有用的写作素材,他已走访了许多城市,听警长们讲述了许多活生生的故事。他本来只计划在伦敦停留一个晚上,但就在从奥拉飞往伦敦的途中,却碰到了一个在伦敦警察厅威尔专员办公室工作的国际刑警。这位刑警非常讨人喜欢,从一个酒馆到另一个酒馆,他给他讲了一个又一个好故事,当埃勒里意识到时,几天几夜已经眨眼间过去了,新年就要到了。

    第二天早上,为良心和理智所驱使,埃勒里到航空公司办公室去取机票,在那里遇到了哈里·伯克。伯克当时正在商量乘坐同一个航班去纽约的事。

    那位国际刑警向他介绍说伯克是一位私人侦探——“奎因,他是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是说他费用帐目的虚报额一般不超过10%。”伯克听罢放声大笑。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沙色头发的男人,角斗士般的脖子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拳击赛的好对手。他的眼睛颜色很淡,几乎透明,给人一种就要消失的感觉,好像它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他看起来很像是条顿人(条顿人:相传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前四世纪居住在易北河口附近北海沿岸。常用来指日耳曼人,尤指德国人。——译注),他自己说他本应带有爱尔兰土腔,但谈话时却带有明显的小舌音。国际刑警临走前告诉埃勒里说伯克是个变节的苏格兰人。

    两个人到了最近的一家小酒馆吃喝了一通后,伯克说:

    “那么你就是那个小奎因了。这可真有意思。”

    “是吗?”埃勒里说。

    “我是说以这种方式遇见你。不到15个小时前我还和你父亲在一起呢。”

    “我父亲?”

    “纽约警察局的理查德·奎因警官。”伯克很正经地说。

    “你是刚刚飞抵伦敦的吗?”

    苏格兰人点了点头。

    “可我看到你几分钟前刚买了一张回纽约的机票。”

    “我下飞机时收到了奎因警官的电报。好像是那件一开始就让我去美国的案子有了进展。他要我立即飞回去。”

    “那是我爸爸,”埃勒里说。“他提到为什么了吗?”

    “没有,但是他在电报里用了一个很有味道的词,‘即刻’。”

    “那准是很重要。”埃勒里又从女招待那里要了一杯淡啤酒。那个女招待很壮实,好像一只手就能拎动整桶啤酒。

    “这件案子,伯克,会是那种我无法抗拒的事情吗?”

    “我可不知道你经受折磨的能力。”伯克也冲那个健壮的女招待笑了笑,然后把他那苏格兰人的鼻子埋进了酒杯中。他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

    他们俩肩并肩紧挨着坐在飞越大西洋的飞机上。埃勒里通过巧妙的暗示发现,这个苏格兰人好像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凡是说起与他的案子无关的话题,他都十分健谈。哈里.伯克原是警察局的人,最近才辞去了探员职务组建了自己的侦探所。他自嘲地说生意正在起步。

    “开始时,客人只是接触一下就走了。如果没有我在警察局的关系的话,我大概就得像班图人(Bantu)那样糊口了。威尔专员一直对我不错。”埃勒里推断伯克目前所专注的案子是威尔最近对他施恩的结果。警察局接到了调查的要求,而专员发现它不属于警察局的业务,于是就私下推荐让伯克从事这工作。埃勒里怀疑这种好意并不是威尔的第一次。伯克正被飞机的颠簸搞得上下跳动。

    “我是个单身汉,”这个沙色头发的人说,“我不必为某个爱嘀咕的女人花费我的时间。不,没有一个女人在我的考虑中,谢谢你。我在一个地方不会待太久,免得产生某种依恋感。”

    “你是那种在坠落的飞机上堕入情网的人。”埃勒里根据传闻说道。

    “能使我上钩的对象还没有出生呢。”

    “当心我们这边儿的女人。美国女人天生就能抓住那些顽固的人。”

    “她们好像都很想念你,奎因。”

    “哦,但我从来没有上钩。”

    “那么我们就有很多共同点了。”

    就这样他们表明相互之间很投缘,只是在一些小事上有分歧。临到飞机在冈得尔停留时,两个人已经以名字相称了,甚至开始友好地争论做苏格兰鲫鱼用不用加煎洋葱的问题。飞机再次起飞后,他们依然谈兴很浓,差一点忘了庆祝辞旧迎新的时刻。

    新年一大早,飞机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下了飞机后,他们结伴出了机场。

    “这个时候你是不可能找到一间旅馆的房间的,”埃勒里说,“到我家里来吧,哈里。”

    “哦,不。我不能把你和警官赶出去住。”

    “别废话了,我的书房里有一张兼作沙发的卧铺。另外,这样你还可以尽快知道我父亲让你回纽约的原因。”哈里·伯克顺从地点了点头。埃勒里叫了辆出租车。

    出租车穿过时代广场向城里驶去,时代广场看上去像是一座长满风滚草的鬼城。“人类是污秽的家伙,不是吗?”伯克用烟斗柄指着街上的杂物说。“每次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就会想起《海滩上》的最后一幕。”

    “可能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到达奎因的寓所后,他们发现警官不在房间里。“是出去庆祝新年了吗?”伯克大胆地说。

    “不大可能。我父亲不会去庆祝。准是为了案子。这是什么?”

    那是留给埃勒里的小纸条,放在他书房里的打字机旁边,是老人随手写的。

    亲爱的儿子:

    住在东73大街的一位名叫罗伯塔·韦斯特的小姐要你给她打电话。她说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她都在等你的电话。我临时有些事情要处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哦,孩子,新年快乐!

    下面的签名是“爸爸”,然后是一个电话号码。

    “这就是奎因家的生活方式吗?”苏格兰人问。

    “只有被犯罪行为打断时才这样,我和爸爸通常是在电视机前打盹来度过除夕之夜的。”埃勒里拨着纸条上的电话号码说。“把你的行李放到我的卧室去吧,哈里—一在那边儿。哦,如果你想要让眼睛睁开的话,起居室里有一个小吧台。你好?”

    “是埃勒里·奎因吗?”一个非常焦急的声音问道。

    “是的。韦斯特小姐要我给她打电话。”

    “我是韦斯特。你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真是太好了。接电话的人都说你正在从英国飞回来的路上。奎因先生,你刚到吗?”

    “刚到。有什么事吗,韦斯特小姐?”

    “你是从家里打电话吗?”

    “是的。

    “我想马上就过来。”

    “现在?”埃勒里惊讶地问。“我要洗个澡,我还没吃早饭,而且在跨越大西洋的飞机上睡觉也并非是我的一项技能。你不能等等吗?”

    “我也没有睡觉,一直都在等你的电话。求求你了?”

    听声音她像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所以埃勒里只好叹了口气说,“你知道地址吗?”

    <B>2</B>

    罗伯塔·韦斯特本人比她听起来还要漂亮。埃勒里一看到她就给她贴上了“剧院”的标签,也许还应再加个“小”字。她体态优雅,肤色白皙,一头真正的粟色头发,明亮的眼睛由于睡眠不足或烦恼过度而显得眼圈发黑,脸颊右上方有一个迷人的胎记,看上去很像一只小蝴蝶。埃勒里通过一些细微观察推断她是戏剧演员:她走路和翘起头的姿势中流露出某种紧张,使人感到这是她刚刚得到的健美技巧,说话时发音考究,甚至连微小而随意的语音不清都好像是经过仔细演练过。她穿着裙子和用某种安哥拉棉毛呢料子做的圆领罩衫,披着一件巴黎式的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可能是由毕加索设计的围巾,带着一副长手套。她的小脚上穿着昂贵的带有蝴蝶结的时髦平顶鞋——埃勒里有所触动地开始推测,鞋子上的蝴蝶结一定是为了平衡她脸颊上的胎记而有意选择的。

    这个女人看上去属于那种貌似漫不经心但实际上精明仔细,以致于埃勒里对自己给她下的结论产生了怀疑。这种女人就像是刚从时尚杂志的画页上走出来,在他看来她们个个都像某个人的办公室助手。

    “你在剧院工作,”他说。

    她那明亮近乎兴奋的眼睛睁大了。“奎因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我的方法。”他咧嘴一笑,看着她走进起居室。“哦,这位是伯克先生,韦斯特小姐。”

    女孩低声说着什么,而哈里·伯克却以一种吃惊的方式说了句“您好”,好像他刚刚碰到了什么东西。他向埃勒里的书房门口走去,有点儿不情愿地说,“我去洗一下,埃勒里。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也许韦斯特小姐不介意你在场,”埃勒里说。“伯克先生是位私人侦探,从伦敦到美国来办事的。”

    “哦,既然是这样,”女孩赶紧说,而且出于某种原因,她低下了头。至于伯克,他像狗一样瞥了埃勒里一眼,慢慢地踱到一扇窗户跟前,站在一边看着。

    埃勒里让那女孩坐下,给她递上早餐,但被谢绝了,然后他为她点上一支烟,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谈正事了吗,韦斯特小姐?”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我几乎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看上去她很困惑;但是突然她探身将烟灰弹到烟灰缸里。“我想你记得戈罗丽·圭尔德吧?”

    埃勒里记得戈罗丽·圭尔德。如果他假装健忘的话,那将表明他自己有缺陷。他不仅记得戈罗丽·圭尔德,小时候还曾狂热地听过她的歌,他还曾对她有过那么点幻想——一种当时国际流行的相思病—一甚至对她的声音的回忆足以使他的五脏六腑都觉得发痒。回忆是留给那些崇拜者的,在她全盛时期,传媒无法从字典里找到合适的词来称呼这些人,于是干脆把他们称为她的“顺从部下”。

    哦,是的,他曾听说过吉吉,据说她的密友是这样叫她的;(但他却从来不是其中之一,唉,唉。)当他感受他过去的岁月时,仍然会在月明之夜偶尔听一听她过去的老唱片。而这时突然地听到她的名字,确实感到很惊讶。就像是这位栗色头发的女孩使他回忆起了海伦·摩根,或者是盖丽.克茜或者《奥兹的女巫》中的那个嗓音颤抖的小女孩。

    “戈罗丽.圭尔德怎么了?”埃勒里问。哈里·伯克动了一下,又赶紧停住了,这一动作表明伯克也很惊讶;惊讶或者还有更多的什么东西。埃勒里急切地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他接着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罗伯塔·韦斯特身上。

    “我爱上了戈罗丽·圭尔德的丈夫,”女孩说,她说这件事的时态引起了埃勒里的注意。“我的意思是,我应该说我曾经爱上过卡洛斯。”埃勒里似乎觉得她在发抖,当然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发现。她接着说,“女人怎么会这样傻呢?怎么会是这样盲目的傻瓜呢?”

    她说完便哭了起来。

    在奎因的起居室里,女人哭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这些眼泪的原因显然是最普通的那一种。然而埃勒里还是被感动了,他让她大声哭出来。她终于停了下来,像个孩子似地抽着鼻子,她从包里摸出手帕,擦了擦小鼻子。“对不起,”女孩说。“我本不打算那样的。我下决心我不会这样的。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过去七个月了。我想是的。但是现在又有事情发生了……”

    <B>3</B>

    罗伯塔·韦斯特的故事讲得零零碎碎、杂乱无章,就像摔成碎片的拼图一样不得不一点点地重拼起来才行。按照埃勒里的重新整理,故事是从戈罗丽·圭尔德的概况、她的生活和工作开始的。

    她1914年生于辛克莱·刘易斯乡下,原名戈罗丽娅.戈尔登斯特恩(GloriaGuldenstern);30年代,她怀着刘易斯居民特有的质朴走出了中西部,从此令纽约乃至全国都为之倾倒。她一生从没有上过音乐课;完全是自学的—一嗓音、乐理、钢琴样样都行。她还自己为自己伴奏。

    据说戈罗丽·圭尔德也练嗓子。当然她的演唱技巧是精心设计的,就像曲谱上标注的那样精确。她的嗓音中充满激情,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悲伤,令无数的听众为之倾倒,声音微弱而悠远,不绝如缕。在夜总会里,她的歌声甚至能让酒鬼们都安静下来。批评家们称之为“亲切”的声音,适合于小酒馆。但是她的想力是这样的普遍,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听众。到30年代末,她每周都要到广播电台为成千上万的听众们演唱。她是美国的广播宠儿。

    广播的开始曲是由她和她的42人乐队演奏的甜美、悠扬的《共和国战歌》。在那个比现在要朴实得多的年代,一位专栏作家亲切地称她为戈罗丽-戈罗丽”。戈罗丽一戈罗丽同时也是一位精明、现实的女人。她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把她的财富交给吝啬的剧院代理西尔玛·皮尔特夫人,她很快就成了她的经理和票房代理。皮尔特夫人(曾经有过一个皮尔特先生,但是他已经消失在古老的离婚法庭的迷雾中了)成功地经营着戈罗丽的事业,据说到她1949年因嗓音不行而退休时,这位歌星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

    戈罗丽爱好虽然有限,但非常好动脑子;退休后她不仅继续迷恋音乐,而且也让她有时间衷情于她的另一大爱好——猜字谜。在追求完美的高频音响设备在全国开始普及之前,她早就是一个发烧友了;她的当代音乐收藏是所有收藏家们的梦想。而促使她专注于字谜的动因就不那么清楚了。她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农村家庭,那里对字谜这样的娱乐方式的兴趣仅限于萨姆·劳埃德在农舍的客厅里的那种古老方式的翻版。但是,戈罗丽在纵横字谜、双纵横字谜、颠倒字迷和侦探小说(古典的迷惑者的领域——她对二战后开始充斥于书架上的性和暴力以及心理神秘小说没有任何兴趣)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她纽约的寓所和隐蔽的乡间别墅——坐落在康涅狄克州纽顿附近的湖边,为一片茂密的松柏所包围——都堆满了唱机、唱片、调频收音机、电子录音设备(她不能忍受与它分开)、乐器、山一样高的神秘小说和字谜方面的书和小玩意;在她的露天平台上有一套葡萄牙产的用湿苇草手编而成的椅子,其神奇之处在于每次雨淋到上面它们都会变得更结实。

    虽然戈罗丽是一个身材丰满、魅力十足的女人,有不少人(保守的说法)追求她,但她在演唱生涯中一直是单身。在她35岁声音不行了的时候,命运的陷井不知不觉地使她陷入了嘉宝式的与世隔绝,对这种事像地震般关注的媒体认为她会像嘉宝一样永远也不会结婚了。她也的确坚持了9年。但是1958年,她结识了卡洛斯·阿曼都伯爵,那时她44岁而卡洛斯才33岁。三个月之后他们结为夫妻。

    阿曼都“伯爵”是一个自封的头衔,对此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至少所有卡洛斯家的人都如此。他的祖辈一直是飘浮不定的;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他自己十分陶醉于此。当他为幻想所陶醉时,他会自称有西班牙、罗马、葡萄牙和希腊一罗马尼亚的血统;有一次他甚至说他母亲是埃及人。他的一位具有国际血统的朋友(一位真正的伯爵)笑着说“显然是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女王的直系血统”。而卡洛斯则露出他洁白的牙齿,笑着回答说,“当然,从罗密欧衍生来的。”那些自称有可靠消息的人断定他的父母是吉普赛人,他是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某条龌龊的路边的大篷车里。这大概是最贴边的了。

    所有这些似乎对他生活中的女人们都没有丝毫不同。她们像驯服的锡兵一样,一个又一个地被他的情爱之火所征服。作为工作原则,他一直使自己的感情保持平静,而不至于因为一次诚实的激动而使它迸发出来。女人就是他的职业,除此而外他一生中没有做过一天其他有报酬的工作。

    卡洛斯的第一次婚姻是他19岁时娶了一位来自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大亨的遗漏。她的年龄是卡洛斯的三倍,而她对年轻男人的贪婪令他十分高兴。她让他自由飘荡了两年,使他闯荡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离婚给他带来的财富是可观的,而他只用了一年就把这些钱花得一干二净。

    他的第二位妻子是一个富有的丹麦女男爵,活像一座大教堂的奇形怪状的雕像,她的主要爱好就是梳理他卷曲的黑发,仿佛他是个玩具娃娃。躺在床上忍受那些可怕的手指在他头上爬过的煎熬,四个月对卡洛斯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勾引他妻子迷人的女秘书,故意让自己被抓住,而且堂而皇之地坚持以付给他钱作为他保持沉默的补偿。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阔绰生活,卡洛斯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在阿尔卑斯山避暑时,他发现了一个美国参议员十六岁的娇嫩的小女儿;后来发生的丑闻涉及到了一个要价很高的瑞士堕胎医生(从他那儿,卡洛斯获取了其中的15%)和一张数额巨大的参议员的支票,条件是他保持沉默,而且以对他起诉相威胁。

    伴随着一支壮观的妻子队伍,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所有这些妻子们都是富有、愚蠢而且老得可以做他母亲的女人:一个纽约的社会名流为了与他结婚而与她的银行家丈夫离婚(这段婚姻在他和妻子因为十万美元而发生公开争吵后破裂,此事也曾轰动一时);一个酗酒的后湾老处女在普里马斯岩石那儿第一次失去了贞操;一个葡萄牙的男爵夫人死于肺结核(她只留给他一座被污浊的护城河和债务所包围的城堡—一显而易见,他在她死以前已经花掉了她所有的钱);一个不再年轻漂亮的欧亚混血美人,他非常坚决地把她卖给了一个富有的土耳其人,而这个土耳其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得到她待嫁的女儿(因为她曾经是属于卡洛斯的);一个芝加哥肉类加工厂厂主的寡妇带着一位摄影师在她女佣的床上抓住了他,然后就把他赶了出去,连点药膏的钱都没给他,令卡洛斯十分惊讶的是,她甚至还带着对报界的轻视在法庭上出示了那些照片。

    这一灾难使他陷入了财政困境。当他遇到吉吉·圭尔德时,他正处于极需钱的地步。不是戈罗丽很难勾到手;她依然很吸引人,而且跟他结识的任何一位前任妻子相比,她当时比她们都更年轻。对卡洛斯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她是不是有足够的钱?他一直过着一种放纵懒散的牛仔生活,而现在这已经开始在他黝黑而强壮的身体上留下印迹了,因此他越来越多地沉浸于在镜子里自我欣赏的幻想中。那些像他的第一位妻子一样饥渴地从年轻男人那里寻求性满足的中年和老年的女人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阿曼都伯爵的乏味。当那天到来时,这个假伯爵忧郁地让自己相信吼叫的野牛会转向更绿的牧草。

    因此在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阿曼都明白他没有资本去犯错误了。他暗中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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