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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我更多的诗和小说，人们读后都说我有天分。这令我很难堪和气愤。我不想成为人们眼中的那种作者，因为我还是个教师。
二十五岁上，我母亲去世了。两个月后，《白孔雀》出版了，可这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又教了一年的书，然后再次犯了严重的肺炎。病好后我没再回校执教，从此开始靠微薄的稿酬过活。
放弃教职靠写作生活至今已有十七年了。我从未挨饿，甚至没有感到受穷，尽管最初十年中收入低微甚至还不如留在学校当个小学教师强。
但是，一个生来就穷的人，有点小钱就够他花的了。如果说还有人认为我富有的话，那就是我父亲了。如果母亲活着，她也会认为我出息了，尽管我一点也不这么想。
但我总觉得哪儿出了毛病，我、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双方。我到过很远的地方，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什么处境中的都有，其中不少人很让我敬重爱戴。
人们几乎总是很友好，我说的不是批评家，他们是另一种动物。我真想与一些人友好相处，至少与我的同胞是这样吧。
但我在这方面从未做得成功。因此说，我在这世界上是否算活着都成了问题。但我肯定与这世界处得不好。所以我真的说不上我是否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我隐约觉得，我的成功不能算人的成功。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感觉不到我与社会或我与他人之间存在很热切的或本质的接触。这中间有鸿沟。我是与某种非人的、无声的东西打着交道。
我曾认为，这是因为欧洲太老、太颓败的缘故。可到处走一遭后，我才知道不是这个原因。欧洲其实或许是所有大陆里最不颓败的一个，因为它最有生气，它生活在生命中。
是从美国回来后我才严肃地问起自己：为什么我与我认识的人之间那么缺少接触？为什么这样接触毫无生的意义？
我写下这样的问题并试图解答它，因为我感到这是个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
我认为答案与阶级二字有关。阶级是一道鸿沟，人与人最美好的交流全让它给阻断了。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与中产阶级有关的东西的胜利使之夭折。
身为劳动阶级的一员，我感到，当我与中产阶级在一起时，我生命的震颤就被切断了。我承认他们是迷人、有教养的大好人，可他们硬是让我的某一部分停止转动了，某一部分必须切除不可。
那么，为什么我又无法与我本阶级的劳动者休戚与共呢？因为他们生命的震动在另一方面受到了局限。这么说吧，这些人狭隘，但仍不失感情深厚，不缺热情。而中产阶级倒是不狭隘，但他们浅薄，没有热情，太没热情了，他们至多是用慈爱来代替热情。对于中产阶级，慈爱就是顶伟大的感情了。
而劳动阶级呢？他们视野狭窄，偏见重，缺少智慧，亦属狴犴。一个人绝对不能成为任何阶级的一员。
可是在意大利这里，我却与在这座别墅附近耕作的农夫们进行着默默的接触。我与他们并不亲密，除了问声好以外几乎不怎么说话。他们并未为我劳动，我也不是他们的主子。
可他们就在我附近活动，是从他们那里向我流溢出人的情愫。我并不想与他们一起生活在他们的农舍里，那是一种监狱。可我希望他们就在附近，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织。
我绝不把他们理想化，那想法实在太蠢！那比让小学生理智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坏。我不期望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一个太平盛世，现在或将来都不。但我想生活在他们身边，因为他们的生命在流溢着。
直到现在我才有点明白，为什么我甚至无法步巴里332或威尔斯333这样的人的后尘。他们出身于普通人家但都功成名就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在这世界上有点出息，甚至能有点小名气，人也阔绰一点。
这是因为，我无法从我自己的阶级摇身一变进入中产阶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中产阶级浅薄虚伪的精神自负而抛弃我的热情、抛弃我与本阶级同胞之间、我与土地和生灵之间生就的血肉姻缘，中产阶级一旦在精神上势利起来，就只剩下了这种自负。
（此文曾在1928年被《星期日快报》隆重推出，并配有劳伦斯画像和编者按，称劳伦斯是“我们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之一”。有出版社准备推出一个单行本，但劳伦斯认为文章篇幅过短，出单行本不宜，所以未出。事实上劳伦斯的几个优秀短篇都曾经出过单行本，薄册单行本在英语国家是较为普遍的出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