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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才七点钟，我走进空荡的套房里徒然地喊了声埃米丽亚：原来她出去了，看来不到吃晚饭她是不会回来的。我很失望，从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痛苦；我想去寻找她，并且立即跟她谈女打字员的事。我断定那个吻是我们冲突的起因，我重新鼓起勇气，想说几句好话来消除误会，并把下午的好消息告诉她：影片《奥德赛》的合同，预付金，去卡普里岛的决定。读者也许会反驳我说，只不过晚一两个小时对她做解释罢了，为什么我会感到有一种恼人的失意，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时我对自己的事心里很有把握，谁知道过两个小时以后还会不会有说服力。显然，尽管我自欺欺人地以为我终于理出个头绪来了，找到了埃米丽亚不爱我的真正理由了，但实际上，我却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刚好她又不在家，这就使我重又感到焦虑和烦躁。
我心灰意懒、有气无力、茫然困惑地走进了书房，下意识地从书架上取出平德蒙特[伊波利托·平德蒙特(1753—1828)，意大利维罗纳人，1822年因翻译《奥德赛》而出名]翻译的《奥德赛》。于是，我坐在写字台跟前，把一页纸压进打字机里，点燃了一支烟之后，就着手写起《奥德赛》的概要来了。我想，工作也许能消除我的忧虑，或者至少会使我暂时忘却忧虑：以往我多次使用过这种办法。于是，我打开书本，慢慢地读完第一篇诗章的全部。然后，在纸页上方打上了标题：“奥德赛概要”。在标题下面，我开始写道：“特洛伊战争早已结束了。所有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希腊人如今都回归家园。唯有奥德修斯还远离着自己的海岛和亲人们。”不过，写到这里时，是否得把众神劝告奥德修斯返回伊塔卡去的那场讨论写进去，我犹豫了，因而就打住不往下写了。我想，众神的这个建议很重要，因为它把命运和荣耀的概念引入史诗中来了，同时，也颂扬了人的尊严，以及人类英雄主义的奋斗精神。排除众神的劝说，就意味着排除史诗中超世俗的东西，也就是排除神力的介入，也就是取消那么亲切、那么富有诗意的诸神形象。可是，毫无疑问，巴蒂斯塔是不想把众神写进去的，他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些说天道地的空谈家，认为他们尽给完全有自主能力的主人公们出馊主意。至于赖因戈尔德呢，他只是一心打算拍一部着重刻画人物心理状态的影片，抱着这样令人难以捉摸的意向，当然就更不会突出神权的威力了。突出心理描写自然就是排除天命和神力的介入；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能在人物心灵深处的所谓下意识的渊谷里重新寻觅到天命。这样一来，既没有戏剧性又没有心理特点的诸神就都成了多余的……我昏昏沉沉、疲惫不堪地思索着这些问题。我不时地望着打字机，并告诫自己得继续工作，但我干不下去，手指头一个都不动；最后，我深深地沉浸在空泛的冥想之中，木然地坐在写字台跟前，两眼出神地盯着前方。实际上，与其说是在凝神沉思，还不如说是我在品味心中的酸甜苦辣；然而，我难以确切地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滋味。随后，我的脑子似乎突然开了窍，就像在池塘水底不知待了多久的气泡突然浮到水面上来了似的：“《奥德赛》也逃不过电影编剧惯用的愚蠢的处理办法……一旦剧本完成了，这本书将放回书架上去，跟我写电影剧本所利用的其他书籍放在一起。而我呢，过几年之后，为了炮制另一部电影剧本去寻找另一部将受到糟践的书籍时，我会又见到它，我会回想起来：哦，对了，当初我跟赖因戈尔德一起编写《奥德赛》的电影剧本……后来却没用上……连着好几个月，夜以继日，天天谈论奥德修斯，珀涅罗珀，库克罗普斯[库克罗普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喀耳刻[喀耳刻，精通巫术，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旅客路过该岛就会变成牲畜或猛兽。奥德修斯路经该岛时，喀耳刻就把其同伴变成猪，后来奥德修斯答应在该岛逗留一年，她才把他的同伴重新变成了人。喀耳刻与奥德修斯生有一子一女]，塞壬，后来却没用上……没有用上，因为……因为钱不够了。”想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再次因不得不干这一行而感到烦恼。我怀着切肤之痛，又一次发现这种烦恼情绪来自我肯定埃米丽亚不再爱我了。我一直是为了埃米丽亚，仅仅是为了埃米丽亚而工作的。现在我没有了她的爱，也就失去了工作的目的。
我就这样蜷缩在靠背椅上，面对着打字机，眼睛望着窗子，木然地不知待了多久。后来，终于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那开门声从套房远处传来，随后，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我知道是埃米丽亚回来了。但我仍呆坐在那里，没有站起来。最后，听见我背后的书房门开了，听见埃米丽亚问我的声音：“你在这儿呢？你在干什么？工作吗？”这时，我转过身去。
她站在门槛上，头上还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小包。我立即说道：“没有，我没在工作。我正迟疑不决，究竟该不该接受巴蒂斯塔要我为他编写电影剧本的工作。”刚才我还那么疑虑重重、烦躁不安，现在却表现出这样坦然自若的态度，这确实令我自己也感到惊异。
她关上门，走到我的身边，站在写字台旁：
“你到巴蒂斯塔那里去了？”
“是的。”
“你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是不是他给你开的价太低？”
“给我开的价不低，我们签了合同。”
“那么……是你不喜欢影片的主题。”
“不是，那是个挺好的主题。”
“什么主题？”
我回答之前看了她一眼，她看上去跟平时一样心不在焉和无动于衷，看得出来，她是出于义务不得已而说话。“是《奥德赛》。”我简洁地回答道。
她把小包放在了写字台上，然后，把一只手放在脑袋上，慢慢地脱下帽子，把压实了的秀发甩开。但她脸上毫无表情，心不在焉：也许她没有明白那乃是一部有名的史诗，或是认为那个对她来说并不陌生的题目并无非同寻常的含义。“怎么？”最后她近乎不耐烦地说道，“你不喜欢？”
“不是跟你说了我喜欢吗？”
“不就是中学里学过的那个《奥德赛》吗？为什么你不想干？”
“因为我干不下去了。”
“可今天早晨后来你不是决定接受了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次该是让她做出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解释的时候了。我腾地跳起来，一把抓住她的一只胳膊，对她说道：“我们到那边去，我有话跟你说。”
她吓坏了，也许不是因为我说话的口气，而是因为我抓住她手臂时用力过猛，她说：“你怎么啦？……你疯啦？”
“没有，我没疯，到那边去，我们谈谈。”
这时，我踌躇地拽着她穿过书房，打开了房门，把她往客厅里的一张扶手椅上推：“你坐在这儿。”我坐在她面前，对她说道：“现在我们谈谈。”
她心存疑惑地望着我，并有几分害怕：“好吧，你说吧，我听着。”
我口气冷淡而又呆板地说了起来：“你记得吗？昨天我对你说过，我不想写这个电影剧本了，因为我吃不准你是否爱我……你回答说爱我，你要我编写这部电影剧本……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这样。”
“那好，”我坚定地宣布道，“我认为你是在说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也许是出于怜悯，也许是出于利害关系……”
“什么利害关系？”她气急败坏地打断了我的话。
“你是有所图的，”我解释道，“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待在你所喜欢的这座房子里了。”
她的反应是如此强烈，让我吃了一惊。她站起身来，扯着嗓门大声说道：“谁跟你说的？……我不稀罕这座房子，一点也不稀罕。我随时都可以回到简陋的房间里去住。看来你不了解我……我根本不稀罕这房子。”
听了她这番话，我痛苦极了，就像看到自己做出了很多痛苦的牺牲而换得的一件礼品又被无情地奚落嘲弄了一番似的。再说，她以如此鄙视的态度谈论到的这套房子，乃是我最近两年全部劳动心血的结晶；为了购置这所房子，我放弃了我喜爱的工作，舍弃了我最大的抱负。对此不敢相信的我以极其微弱的声音问道：“你不稀罕？”
“对，不稀罕，”她的声音由于鄙视而带着愠怒，几乎都变调了，“不稀罕……你懂吗？……不稀罕!”
“可昨天你说过，你很喜欢住这所房子的。”
“我那么说是为了让你高兴，因为我想你也许很看重这点。”
我心里一怔：反倒是牺牲了文学创作抱负的我，反倒是从未看重过这类事的我，稀罕起这座房子了。我明白，她是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存心与我过不去，我怎么激她、怎么反驳她都是无济于事的，再怎么提醒如今她执意鄙视的正是以往她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没有用了。何况，房子只不过是一个细节，重要的是别的。“我们不谈房子了，”我极力控制着我说话的声音，以使语气变得更温和、更中听一些，“我要谈的不是房子的问题，而是你对我的感情问题……你昨天对我说你爱我，你在撒谎，我不知你是出于什么动机。为此，我不想再在电影界工作了，因为原来我只是为了你工作，要是你不再爱我，我就没有理由那么做了。”
“谁说我对你撒了谎？”
“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昨天都已经谈过了，我不想再重复说了……这些事只能意会，不能明言……我感到你不再爱我了。”
她突然破天荒地这么坦诚：“可有些事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她朝窗口看着，突然又以忧郁而疲惫的口吻问道：“这是为什么？……有些事你就随它去……这可能对我们俩都更好。”
“那么，”我紧追不舍，“你是承认我说的有道理喽？”
“我没什么可承认的……我只希望平静……你让我平静些吧。”这最后几句几乎是带着一种哭声。然后，她又说道：“现在，我得走了……我去换衣服。”她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可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以往有好几次我也是这样做的：她站起身来说要走，当她从我面前走过去时，我就一把抓住她，因为我突然对她萌生了欲望，这她知道，于是她总是温柔地停下脚步，等着我做第二个动作，也就是抱住她的双腿，把脸贴在她的小腹上，或者拉她坐在我的膝盖上。所有这一切，在经过几番推托和亲抚之后，最后都以在扶手椅上或近旁的沙发上做爱而告终。不过，这一次我的目的不同，我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没有反抗，依旧站在我身旁，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你究竟要我干什么？”
“要你说实话。”
“你一定要我说我们俩的关系很不妙……这就是你希望我说的!”
“那么你承认了这就是会令我不快的实话喽？”
“我什么也不想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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