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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那是她压箱底儿的玩意儿，一般人恐怕都没听过呢。
华子元擅长的“戏迷传”在三十几年前，是顶叫座儿的一档子玩意儿，所谓“戏迷传”其实就是单口相声，不过戏里说学逗唱全离不开京腔大戏而已。华子元有几段绝活，像学孙菊仙《朱砂痣》的借灯光，汪桂芬《取成都》的“听说一声要饯行”，刘鸿升《斩黄袍》的“天作保来地作保”，龚云甫《钓金龟》的叫张义，杨小楼《连环套》“保镖路过马兰关”，真是学谁像谁。但华北沦陷不久，他就闭门不出啦。
对口相声本来是撂地玩意儿，不登大雅之堂的，后来把相声中过分色情粗俗的词句大删大改之后，才成了台上的玩意儿，想不到反倒大受欢迎。笔者听过最老的相声艺人，是张麻子和万人迷，他们二人好在个“冷”字，他们的哏，不讲究招得哄堂大笑，而是让人听完，细一琢磨来个会心的微笑，张、万两人的玩意儿就像电影里的卓别林，滑稽逗乐儿都是有深度的。
高德明和绪得贵这档子相声，在北平也大红大紫了一段时期。高德明人高马大，嗓子能够响堂；绪德贵萎缩而懵懂，十足是个捧哏的胚子。高德明有几段精彩的相声：《永庆升平》学胖马说山东诸城话，走《倭瓜镖》起镖卸镖喊的镖趟子，都是他的绝活儿。可惜后来两人为点小事一拆伙，弄了个两败俱伤，谁也没落好儿。
常连安本来是唱太平歌词的，想不到给儿子小蘑菇捧哏，把儿子捧红了，跟着又出了二蘑菇、三蘑菇一堆蘑菇来。小蘑菇虽然嗓子不够响亮，可是头脑比较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当场抓哏，抗战时期把个华北伪政权，损得体无完肤。例如有一次他说现在大家就要有好日子过啦，洋白面又恢复一块二毛一袋儿了。常连安问他什么袋儿，他说是狮王牙粉袋儿。又有一次他说八月十五日他在前门大街遛弯儿，走到了正明斋门口一看，可乐大发啦，翻毛月饼卖一块钱一个，有磨盘那么大。赶紧进去买几块解解馋，哪知伙计拿出来一瞧，一块月饼比小芝麻饼大点儿有限。于是他指名要窗户台儿上摆的月饼，等伙计拿来一比，跟刚才拿来的一般大小。他走到窗户口一瞧，这才恍然大悟，敢情月饼前头放着一架放大镜，所以照起来有磨盘大。就是这两段相声小蘑菇就逛了两趟日本宪兵队，您想想，要是进了宪兵队还能好受得了吗？可是人家小蘑菇出了宪兵队，照说不误。常连安父子在当时一般人背地里都夸他们是有种的爱国艺人。
还有一位说相声不怕坐牢的叫赵霭如，此人不但身材修长，而且脖颈子也比别人长出好几寸。他是说单春的独角戏，骂日本，骂汉奸真是骂得痛快淋漓，人人称快。赵霭如本来在东安市场南花园摆场子，因为捧场的越来越多，就有人动脑筋约他到杂园子上台去说，哪知园子里腿子特务太多，稍微一溜嘴，就被公安局叫了去大训一顿。后来赵霭如说他自己是撂地卖艺的命，谁约也不进园子，就抱着市场南花园场子死啃，直到胜利他儿子也接上啦，他也就回家当老太爷去啦。
在宋哲元将军主政冀察政委会时期，虽然日本眈眈而视，可是宋明轩有一套因应办法，倒也维持了一段小康局面。那时候物阜民丰，北平出了三个唱手，人们管她们叫“华北三艳”。有一个叫方红宝，唱京韵大鼓，妙曼素雅，不爱浓妆有如玄霜绛雪，学刘宝全也有几分火候。一个叫郭小霞，是唱梅花调大鼓的，长得风姿绰约眉目如画，三弦四胡都是金万昌旧时伙伴，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一个叫姚俊英，是唱河南坠子的。自从乔清秀的河南坠子唱红，不久嫁人，跟着出来一个董桂枝在杂园子献唱，虽然唱得不如乔清秀，可是大家听腻了大鼓，来一段河南坠子，换换耳音也很受台下欢迎。姚俊英肌肤如雪，两只醉眼极为撩人，加上绿鬓新裁，辫长委地，风韵更为可人。三艳一出，当时每晚各大饭馆三人堂唱就唱不过来，所以三艳在园子只能唱日场，夜场就都不能登台啦。当时华北一班政要，虽然大家力捧，可是始终没出什么桃色新闻，胜利前后三艳都找着相当的对象，总算束身自爱的歌伎到头来都能各有很好的归宿。
单弦拉戏也是北平杂耍之一，从前有个巧手陈拉得不错，有胡琴一陪衬，真像一位拉一位唱。据说他是老生贵俊卿的琴师，因为贵俊卿一年到头都在南方登台，他不愿离乡背井，就研究出来单弦拉戏了。后来替王佩臣弹三弦的卢成科，因为是盲人，比较心静，手音又好，他把弦子上再装个铜喇叭，学言菊朋《让徐州》闪板枪板，样样俱全，学程砚秋《柳迎春》里“红梅得雪添丰韵”，他把砚秋的抽丝垫字大喘气，都能拉得丝丝入扣，惟妙惟肖，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杂耍园子里有一个颇受欢迎项目踢毽子，以王武樵、王桂英父女有名。起初是父女两个人轮流踢，后来桂英越练越精，稳而且准，王武樵自己就改耍钢叉了。他们所用的毽儿，全是自己包的，有些翎子特别珍贵，软而不飘，垂直下坠，不怕风吹，所以踢起来得心应手，攸往咸宜。去年有位留德朋友回国讲学，据说王氏父女去了欧洲，在西柏林经营一家皮革厂，大概他们钢叉也不耍、毽子也不踢啦。此外宋相臣、宋少臣父子俩踢毽子也是有名的。
曹四景是抖空竹的泰斗，从前杂耍班子里，总少不了曹四的抖空竹。他空竹上抖的花样多，用的工具也古里古怪，除了茶壶盖、酒嘟噜之外，他能抖各式各样的葫芦。有一回他用放风筝的线轴子，两头各挂一小玻璃缸，里头还有小金鱼，抖起来四平八稳，真叫人替他捏着一把汗。可是人家曹四从从容容，从没看他在台上出过舛错。自从来到台湾，在电视节目里，曾经有一老先生表演过抖空竹。大概年纪关系，有时候突然失手，虽然当场仍旧找回来，可是观众总是替他揪着心。不过此时此地能看见抖空竹的，也可以慰情聊胜于无啦。
变戏法的也是杂耍班子里叫座儿的项目，快手刘、快手卢，都是个中翘楚，他们戏法分小戏法（又叫手彩戏法）、大戏法两种。小戏法虽然用点儿小道具，可是多半要凭指掌上功夫。有一年海京伯马戏团由外国到上海来表演，有位随团的法籍魔术师说：“英美的魔术连印度都算上，所赖于道具者多，要说论手法比中国戏法，那简直差远了。”这是行家的评语，可能不假。
中国变的大戏法，十来斤重的大海碗盛满了水，还有金鱼游来游去，再变大胆瓶里头插着连升三级。这些东西不错是带在身上，从皮兜子里摘下来的，可是您掂掂这份儿重量，甭说是身上带着走上台来变，就用双手来端，咱们也端不动呀。至于大套戏法里的罗圈当当，真当东西现开当场示众，据他们自己说是大搬运法，是真是假，局外人就没法弄得懂了。所谓大套魔术的洋戏法，杂耍班子不管是在圈子里，或者是应堂会，绝不跟洋戏法同台。有一次舍亲府上办生日，东院是八角鼓子带小戏，西院是韩秉谦带着“大饭桶”、“小老头”变西洋魔术，害得大家东院西院跑来跑去，打听之下，才知道两档子从来不同台，说起来也是件怪事。
北平老一辈儿的人，一听说您上茶馆听书，必定劝您不听为妙，因为听书比抽白面儿上瘾还来得快，听个三五回书准保入迷。北平说评书组织非常严密，不但有公会，而且师傅收徒弟也是三年零一节才出师，取的学名都得按字排下去，让人一瞧就知道是哪一辈儿的。笔者听过阔字杰字两辈，再往前的老辈儿，就没听过了。哪几个茶馆带说书，什么时候加灯晚（加夜场），哪位说书的在哪个茶馆说哪一套书，几个月一转，一切都是经过同行公议决定，谁也不能滥出馊主意。
北平说书，讲究一套书说一辈子，不但要专精，而且要熟透。坑坑坎坎，抓哏逗趣，书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神态、口吻、脾气，他一张嘴，老听书的就知道是说谁啦。说书还分大书小书，像《三国》、《东汉》、《西汉》、《隋唐》、《岳传》，全身甲胄骑马弯弓，要说袍带赞、盔甲赞，属于大书。像《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五女七贞》、《七侠五义》以及《聊斋》那都属于小书。虽然不用说盔甲赞，可也有刀枪架儿，譬如说《施公案》的金杰丽，他形容赛罗成、黄天霸抽出单刀准备动手，他一扳左腿立刻来个朝天凳，表演天霸杠刀样子，真是精彩动人。王杰魁自己说吃了一辈子《包公案》，从小到老就说了一部《包公案》。他在中广电台说《包公案》，一到他的时间，所有北平大小铺眼儿，十之八九都打开电匣子，真是行人止步、驻足而听。大家伙儿送他一个外号叫净街王。他把一套《包公案》信口而说，入情入理、细腻动人。我常说假如王杰魁还活着在台湾的话，那华视的《包青天》用不着东拉西扯地找材料，只要把王杰魁请去给说说，再连个一两百集，绝对没问题。
连阔如说《东汉》，在他们说书界也是一绝，说起姚期、马武、岑彭、杜懋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形容战马奔跑，简直就像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而来，大家都叫他跑马连，就凭他那份精气神儿，人人都得伸大拇指头。还有一位说《聊斋》的，把女鬼说得凄厉恐怖令人汗毛竖起，听完灯晚书，真是有人不约伴儿，不敢回家的。假如专拍鬼故事电影的跟那位说《聊斋》的交上朋友，那恐怖的鬼电影我们更有得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