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集卷五 衡论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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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罪，致刑于甸人。虽君命宥，不听。今欲贵人近戚之刑举从于此，则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与疑罪皆重赎。且彼虽号为富强，苟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

    <h2 class="subname">兵制</h2>

    三代之时，举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汉始。三代之时，闻有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闻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汉以来，诸侯之患不减于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槛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蚕而衣，故劳，劳则善心生。秦、汉以来，所谓兵者，皆坐而衣食于县官，故骄，骄则无所不为。三代之兵皆齐民，老幼相养，疾病相救，出相礼让，入相慈孝，有忧相吊，有喜相庆，其风俗优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汉以来号齐民者，比之三代既已薄矣，况其所谓兵者，乃其齐民之中尤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弃。夫民耕而食，蚕而衣，虽不幸而不给，犹不我咎也。今谓之曰：尔毋耕，尔毋蚕，为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将曰：向谓我毋耕、毋蚕，今而不我给也。然则怨从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为乱，不可得也。既骄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为乱，亦不可得也。

    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减于三代，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则遍天下不知其数，奈何民之不日剥月割，以至于流亡而无告也。其患始于废井田，开阡陌，一坏而不可复收。故虽有明君贤臣焦思极虑，而求以救其弊，卒不过开屯田，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耳。呜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于废。陵夷及于五代，燕师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故其人益复自弃，视齐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惩唐季、五代之乱，聚重兵京师，而边境亦不曰无备；损节度之权，而藩镇亦不曰无威。周与汉、唐，邦镇之兵强，秦，郡县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与汉、唐则过，而秦则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虽然，置帅之方则远过于前代，而制兵之术，吾犹有疑焉。何者？自汉迄唐，或开屯田，或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而民犹且不胜其患。今屯田盖无几而府兵亦已废，欲民之丰阜，势不可也。国家治平日久，民之趋于农日益众，而天下无莱田矣。以此观之，谓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时，而乃戚戚嗟嗟无终岁之蓄者，兵食夺之也。

    三代井田，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复。虽然，依彷古制，渐而图之，则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则鬻之，否则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公。职分之田遍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于大藩镇，多至四十顷，下及一县亦能千亩。籍没之田不知其数，今可勿复鬻，然后量给其所募之民，家三百亩以为率。前之敛其半者，今可损之，三分而取其一，以归诸吏与公。使之家出一夫为兵，其不欲者，听其归田而他募，谓之新军。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营。三时纵之，一时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夫籍没之田既不复鬻，则岁益多。田益多则新军益众，而向所谓仰给于斯民者，虽有废疾死亡，可勿复补。如此数十年，则天下之兵，新军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业，则其人必纯固朴厚，无叫呼衡行之忧，而斯民不复知有馈饷供亿之劳矣。或曰：昔者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无乃薄于吏与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为禄，而其取之亦不过什一。今吏既禄矣，给之田则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则不既优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没，非官之所待以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犹愈于无乎？且不如是，则彼不胜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税，取之薄，故民胜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田与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为兵，况诸古则为逸，故虽取之差重而无害。此与周制稍甸县都役少轻，而税十二无异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数百亩之田，征繇科敛不及其门，然则彼亦优为之矣。

    <h2 class="subname">田制</h2>

    古之税重乎？今之税重乎？周公之制，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盖周之盛时，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而又有轻也。今之税虽不啻十一，然而使县官无急征，无横敛，则亦未至乎四而取一与五而取一之为多也。是今之税与周之税，轻重之相去无几也。虽然，当周之时，天下之民歌舞以乐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乐，常若擢筋剥肤以供亿其上。周之税如此，吾之税亦如此，而其民之哀乐何如此之相远也？其所以然者，盖有由矣。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

    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修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垅，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

    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至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之于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