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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的耕地与非耕地
我们国人的观念看重土地，西方的古代人则看重人力（劳工）。
春秋时代土地为贵族所有，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起初并非收赋税，也不是要人民做奴隶，后来改成收地税（即贡十分之一的税）之后，土地所有权即转移了，但这并非革命，亦非立法造成。
土地后来分成耕地与非耕地两种。非耕地是指有山林池泽的水草地带，即所谓“水草沮洳”。池塘可养鱼，水草地、山林地有禽兽，可捕猎。周代是要祭祖的宗法社会，习武时在山林中捕猎到的猎品，拿好的来祭祖，贡献给贵族，将次货才分给自己享用。如射鱼亦然，将大鱼给政府取去作祭品，小鱼则大家分享。
耕地是分配给平民的，非耕地则是贵族自己拥有而平民不得进入的禁区。管山林的叫“虞”，管池泽的叫“衡”，虞、衡是政府所派的职员。当时孔子帮季孙氏看牛羊，名叫“乘田”。又如政府雇人制造车轮，叫做“轮人”，是世袭的。又如贵族命工人将兽皮制衣，称为“裘氏”。
春秋后半期有了盗贼，多在山林中出没，政府派军队征伐之。这些盗贼是个人零星的，因此无法捕捉，只能派专人在路口守候并没收其货物，亦称“征”。但此“征”字的意义已与之前不同，故演变成日后对商人的抽税。盗贼者，不去耕田而侵入禁地去做非法的谋生，却因而开了此后的自由工商业。孔子学生子贡初为外交官，后来在途中带土产做买卖而赚钱。子贡可说是中国商人之鼻祖，较后为范蠡（后人说范蠡为陶朱公，可能不可靠）。商人第三出名的为白圭，亦是政治人物兼营商业。
起初时一国只有一城，但到齐国时已拥有70余城，战国时城市兴起，故商业亦随之而发达了。
二、战国时期大城市的兴起
欧洲人的城市兴起，即商业兴起，亦即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临淄在战国时是商业兼政治中心。战国时齐有七十二城，临淄为最大之中心，此是孕育而新增的，并非新的打倒旧的。中国有的所谓革命造反，并非进步，可能只有退步。
当时对临淄的描写道：“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①此处并非是五口之家，五口之家最多一壮丁，如照五口算，已有35万人，照此算则最少已有50万人。由对临淄城的描写可知，当时人民非农奴，亦非地主阶级，而是中产阶级。
临淄有一稷下，有孟子在此讲学，他的生活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②。古代一车用四匹马拉，可见当时的文化情形，已与意大利之文艺城市相似，且有统一的政府，已是现代化的国家了。
战国时另一特别出名的城名“陶”，为天下交通的中心。
齐国七十二城中最小者是薛城（孟尝君受封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达六万余家（汉代时有游侠，“侠”者，挟也）。由此可知此小城至少有十万家，亦可达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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