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票号始末根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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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相权，把营业地区，逐渐伸张到长江上下游，进而珠江、闽江流域，财势声势更趋壮大。山西一般殷商富豪群起效尤，到了后来，几乎全国各大乡镇都有山西人经营的票号了。

    最早的票号是集中山西祁县、平遥、太谷三县的，大家都称之为“山西帮”，又叫三大帮。票号汇兑业务，虽然几乎被山西帮所垄断，可是久而久之，就有安徽合肥的李经楚设立了源顺润、义善源两家票号，云南昆明巨富李湛阳成立天顺祥票号，跟山西帮抗衡。徽李滇李两家在同治光绪年间鼎盛时期，全国各大商埠也都各设有分号达二三十处之多呢。

    另外又有人说，康家的票号主要的业务是为自己关系企业周转融通，不能算是一家正式票号。第一家正式票号是乾隆元年蔚盛长绸缎庄东家开的蔚泰厚，也有人认为蔚泰厚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还是蔚盛长绸缎庄外柜形态，也算不上正式票号。到了嘉庆年间，日升昌颜料号开的日升昌票号虽然两家字号相同，可是财务独立，业务也是两不相侔，才是第一家正式票号呢。后来大德通茶庄、存义公布店、三阳木厂、乾盛永粮行，都认为票号容易发旺，货币商品可以彼此流通，相辅相成，除了本身业务外，都用自己匾牌增设票庄。大德通、存义公到了民国初年索性把自己的老本行茶叶庄布店收歇，一心一意经营起票号来，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前，大德通在钱庄业还是响当当的字号呢。

    依据《中国财经沿革史》记述：“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的英国人佛尔曼，日本经济学权威平生三郎在他们调查中国金融报告里都说过，中国的票号，不但内部组织严明，采用内外相互牵扯制度，跟欧洲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方式，无形中大致吻合。尤其在信用方面，颇令人惊诧，不管是多大款额，不管商品钱盘，有多大起落，说话算数（上海商场所谓‘闲话一句’），从无拖赖情形发生。比起欧西国家，遇事必须立约签字以为凭信的做法，足证他们在商场上的信用，是令人十分信赖的了。

    “谈到营业拓展，当年合盛元在日本神户、长崎、大阪、东西两京都有分号；蔚泰厚专做西北各省汇兑；大盛州、北安利除了做外人生意以外，库伦、克什米尔甚至印度的旁遮普都有他家分号；大德恒专事向南开拓，除了华南一带之外，远及老挝、越南、暹罗等国；大德玉是专做东北和俄罗斯生意的。”

    照以上这段记载，可见当年票号规模、组织、信誉是非常受人信赖的。再看那些家票号营业范围，在那个时候，交通艰阻，能够披荆斩棘，悉力拓展到国际贸易，他们的精神毅力，实在不能不令人佩服了。笔者同窗好友任相杓是当年大德通票号的少东家，据他所知，山西票号三五人合资经营的占多数，独资经营的全国不超过二三十家。总之不管独资合资，一律是无限责任，股份有的一万白银一股，也有五千、三千、一千一股的。每年底作一次年结，满三年算一次大账，赔赚按股匀摊，统称银股。每家票号另有人力股，又叫身股，是奖励勤奋得力有功执事的。三年分大账，人力股都是优先分配，这跟现在倡导一般企业施行员工入股制度，又暗暗吻合。不过票号钱庄在若干年前，早行之有素啦。

    山西票号用人，只限于山西同乡，有的用人范围缩小到同县，甚至仅用同一家族。票号都是采用学徒制，学徒都是知根知底的十来岁的小孩，只要略通写算就成。照规矩三年零一节才算满师，要是聪明有为才堪造就，虽然没满师不能开工钱，只给购置衣履、日常零用，为了鼓励他上进，可能先给几厘身股，积了三年算大账按股分红，买卖越发达，利润就越厚，身股也跟着往上加，过不了几年，也可以衣锦还乡，盖房子置地了。

    营业鼎盛自然要扩大范围，各处设立分号，新开分号掌柜的人选，必须首先考虑要派总号得力的伙友出任（除非实在没人愿去，才能外聘）。分号掌柜的，既然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到外地去主持业务，当然更为可靠，可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谁一律不准携带家眷。表面上是说把家眷留在当地，总号得就近照应，其实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敢耍花枪起黑票（拐款潜逃的意思），否则全家老小就是最好的人质。分号掌柜的在外，一切开销一律由柜上支应，就是个人开支，也都从柜上支销。每月薪资则由总号径送家中，在外三年任满，回到总号一交大账，如果账目清楚，营运得法，东家除了盛筵款待犒劳庆功之外，立刻增给人力股，可以说是衣锦荣归，回家去老小团聚，可以舒舒服服过上一段清闲的生活，然后再行调优，或是回任。照这样小心翼翼，做个二十来年，自己也就可以开庄立号挑起牌匾当东家了。

    假如不幸在任上身故，他的身股盈利，只要票号存在一天，股息红利照送不误，遗族子弟如是应对便给，举动有度，能写能算有出息的好孩子，也可以入号工作。

    这一套严谨务实的管理办法，只要能跻身票号，只要自己操持严谨，不出纰漏，职业既得保障，生活又能安定，甚至于这一生都不用为衣食再奔走担忧，就是死后还能荫及妻孥。在当年淳朴的社会里，谁能不兢兢业业把这只金饭碗捧得牢牢的，死心塌地黾勉奉公呢？

    孔庸之先生是山西太谷人，他的上代就是经营票号卓著声誉的，他对票号有两句评语是：“不督而动，不稽而检。”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票号鞭辟入里的评赞。

    从清代乾嘉到庚子拳匪变乱之前，可以说是票号黄金时代，全国南北票号多达四十余家，山西票号就占了半数。其所以这样发达，不外当时交通尚未流畅，现金搬运困难，各省协饷都要解往京都，海外贸易日趋频繁，各项牙税征金的收解，还有各省摊派的限额外债，全归各大号划分区域，承揽包做，还能不皆大欢喜，家家发财吗？

    可是好景不长，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举国扰攘，人心浮动，武汉三镇立刻变为金融中枢，各票商的总号在运用调度上发生了周转滞涩现象，而各地分号有的清理账目暂停营业。这一停滞不要紧，立刻影响及于全局，这时候银行兴起，放款有明文规定，凭实物抵押，任何人都可以向银行借贷，与票号论关系讲情面的做法，迥不相同。银行存款分活期与定期、零存整付种种方法，尽量便利顾客。跟票号的老八板旧规矩，利息只给两三厘，甚或不计息，两相比较，自然票号生意做不过银行啦。加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放款方面，一下走眼，血本无归。银行存款方面利润优厚，一切手续照章办理，心明眼亮当然信誉日增，自自然然票号就被淘汰了。胜利之后全国各省已经不见一家票号了，连硕果仅存萧振瀛经营的大同票号也因时势所趋，改为大同银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