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近女色，如果亲近女色就是非梵行，这个若在佛教里就是犯了婆罗夷罪。过了这个时期，他就可以在两种生活中自由地选择一种，或是做居士（grihapati），或是做隐士（vanaprastha），做居士的可以结婚过在家的生活；做隐士就不结婚，独居林中，为灵性上较深的修养。到了老年便可以做乞士（sanyasin）。第一和第四种是强迫的，凡人在少年时代都得去当梵志，到老年时代去当乞士。
行者对于女人为什么要厌弃？不，与其说厌恶，毋宁说是舍弃。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三点。
第一，如果要过纯粹的宗教生活，必定要舍弃色欲、情爱，和一切欲望，如名誉、金钱等。行者如不能舍弃这些欲念，他一生就要困在烦恼之中，就不能求上进。一个行者或过纯粹宗教生活的人，最重要的德行便是牺牲，而一切牺牲中，又以色情的牺牲为最难行。自然为利他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牺牲，但完成这种功行的时间，远不如牺牲色情那么难过、那么多引诱或反悔的机会。所以出家人每说他们割爱出家，都为成就众生一切最上的利益的缘故。退一步说，两性生活所给的愉快，从肉感上说，是一切的愉快所不能比拟的。能够割爱才能舍弃世间一切物质的受用，如若不能，别的牺牲也不用说了。有爱染，便有一切的顾虑；有顾虑，终归要做色情的奴隶，终不能达到超凡入圣的地步。
第二，要趋避色情发动的机会，自然要去过出家生活。加以修道的人，行者都是要依赖社会来供养他，如果他带着一家人去过宗教生活，在事实上一定很困难。因为他要注意他家里的事情，和担负家庭经济的责任，分心于谋生的事业，是不能修行的。这是属于经济方面，家庭生活对于行者不利之处。而且男女的性情有许多地方是不同的，在共同生活中，难免惹起许多烦恼。宗教是不要人动性动情的，凡是修道的都应该以身作则，情感发动的机会愈少愈好。在家生活很容易动情感，所以从这个立场上看，宗教是反对一个行者，或是牧师神甫等等，去过结婚生活。这是属于性情方面，家庭生活于修行者不利之处。所以不结婚就可以减轻行者经济的负担，也教他爆发情感的机会少。一个人若是要求少，情感的爆发也就少了。
第三，出家可以断绝生育，或减少儿女的担负。在实际方面讲，如果有了妻子就难免会生儿女，有了儿女就要为他们去经营各样活计，因为儿女的缘故必得分心，不能安然过他的出世生活。这一点本来也可以当做经济的负担看，但从佛教看来，生育是一种造业。世间既是烦恼和苦痛的巢窟，自己已经受过，为什么还要产生些子女迫他们去受呢？有子女的人自己免不了有相当的痛苦，在子女方面也免不了有相同的感觉。佛教对于这一点，在它的“无生”的教义里头讲得很明白。使女人怀胎已经可以看为一种贪恋世界生活的行为，何况生育子女。
宗教以为男子修行当过独身生活，为的是免去种种的关系。它对于女子的态度也是如此。宗教也承认，女人也可以同男子一样地过宗教的生活。如果一个女人嫁了丈夫，她一定受丈夫的束缚，一定不能自由和非常苦恼。至于生育子女的事情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女人出了家，也可以避免许多束缚和灭掉许多烦恼。
出家人为表示他的决心，所以要把他的形貌毁了，像和尚和尼姑都要把头发剃掉是一个显然的例。男子与女子要把容貌毁了，然后能够表示修道者的威仪。所以宗教对于女人的态度总说起来，有两种看法。第一是信者的看法，这不过照社会所给宗教的意见去宣传，它并没有多少成见。第二是行者的看法。它是要保护行者在修道上不发生很大的障碍，所以说女人是不好的。这都是因为宗教是男子所设立的，在立教的时候，女子运动或女子一切问题都还没发生出来，自然不能不依着社会以为女子应当怎样、或应当是怎样去说。
宗教没了解女子，乃是在立教时社会没了解女子所致。我们知道社会也是男子的社会，看轻女子的现象是普遍的，不单是宗教的错处。假使现在有产生新宗教的需要与可能，我敢断定地说，它对于女子的态度一定不像方才所说的，最少也要当她做与男子一样的人格，与男子平等和同工的人。在事实上，现在许多宗教已经把它们轻看女子的行为改过来了。
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对北京大学学生讲
有一天，我到天桥去，看那班“活广告”在那里夸赞自己的货色。最感动我的是有一家剃刀铺的徒弟在嚷着，“你瞧，你瞧，这是真钢！常言道：要买真钢一条线，不买废铁一大片”。真钢一条线强过废铁一大片，这话使我联想到民族的问题。民族的伟大与渺小是在质，而不在量。人多，若都像废铁，打也打不得、铸也铸不得，不成才，不成器，那有什么用呢？反之，人少，哪怕个个像一线的钢丝，分有分的用处，合有合的用处。但是真钢和废铁在本质上本来没有多少区别，真钢若不磨砺锻炼也可以变为废铁。废铁若经过改造也可以变为真钢。若是连一点也炼不出来，那只可称为锈，连名叫废铁也有点够不上。一个民族的存在，也像铁一样，不怕锈，只怕锈到底。锈到底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要怎样才能使一个民族的铁不锈，或者进一步说，怎能使它永远有用，永远犀利呢？民族的存在，也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到极点，便是灭亡。所以这是个民族生存的问题。
民族，可以分为两种，就是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自然民族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这种民族像蕴藏在矿床里的自然铁，无所谓成钢，也无所谓生锈。若不与外界接触，也许可以永远保存着原形。文化民族是离开矿床的铁，和族外有不断的交通。在这种情形底下，可以走向两条极端的道路。若是能够依民族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经验来保持他的生命，又能采取他民族的长处来改进他的生活，那就是有作为、能向上的。这样的民族的特点是自觉的、自给的、自卫的。若不这样，一与他民族接触，便把自己的一切毁灭掉，忘掉自己，轻侮自己，结果便会走到灭亡的命运。我们知道自古到今，可以够得上称为文化民族的有十个。
第一，苏摩亚甲民族（sumerian akkadian）。这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点是从西纪前3200年到1800年。
第二，埃及民族（egyptian）。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2800年到1200年。
第三，赫代亚述民族（hittite-assyrian）。起自小亚细亚中部，最后造成大利乌王（darius）的伊兰帝国。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1800年到800年。
第四，中华民族。发展的顶点是从周到汉，就是西纪前1126年到西纪220年。
第五，印度民族。发展的时代也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但是降落得早一点。
第六，希腊罗马民族。这两民族文化是一线相连的，所以可以当做一个文化集团看。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约1200年起于爱琴海岸直到罗马帝国的末运，西纪295年。
第七，犹太天方民族。这民族的文化生存于从西纪前600年起于犹太直到回教建立以后几百年间。
第八，摩耶民族（maya）。发生于美洲中部，时间或者在西纪前600年到新大陆被发现后。此后西班牙人把这民族和文化一齐毁灭掉。
第九，西欧民族：包括日耳曼、高卢、盎格鲁撒逊诸民族。发展的顶点从西纪900年直到现在。
第十，斯拉夫民族。这民族的文化以俄罗斯为主，产生于欧战后，时间离现在太近，还不能定出发展的倾向来。
我们看这十个文化民族，有些已经消灭，有些正在衰落，有些在苟延残喘，有些还可以勉强支持，有些正在发生。在这十个民族以外，当然还有文化民族，像日本民族、斯干地那维安民族、北美民族等都是。但严格地说起来，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不过是中华文化的附庸，维新后又是属于西欧的。所以大和的文化或者还在孕育的时期罢。同样，北美和北欧的民族也是承受西欧的统系，还没有建立为特殊的文化。美利坚虽然也在创造新文化的行程上走，但时间仍是太短，未能如斯拉夫民族那么积极和显明。
此地并不是要讨论谁是文化民族和谁不是，只是要指出所举的民族文化发荣时期好像都在一千几百年间，它们的兴衰好像都有一定的条件。若合乎兴盛的条件，那民族便可以保存，不然，便渐次趋到衰灭。所以一种文化能被维持得越久长、传播越广远就够得上称为伟大。伟大的和优越的文化存在于伟大的民族中间。所谓伟大是能够包容一切美善的事物的意思，所谓优越是凡事有进步、不落后的意思。包容的范围有广狭，进步的程度有迟速，在这里，文化民族间的优劣就显出来了。进步得慢，包容得狭，还可以维持，怕的不能够容而且事事停顿。停顿就是退步，就容易被高文化的民族、甚至于野蛮民族所征服。然则要怎样才能使文化不停顿呢？不停顿的文化是造成伟大民族的要素。所以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问，要具什么条件才能造成伟大的民族？现在且分列在下面。
一、凡伟大的民族必拥有永久性的典籍和艺术。
典籍与艺术是连续文化的线。线有脆韧，这两样也有久暂。所谓永久性是说在一个民族里，从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产出的典籍多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艺术作品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间“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典籍和艺术虽然本身含有永久性，也得依赖民族自己的信仰、了解和爱护才能留存。古往今来，多少民族丢了他们宝贵的文化产品，都由于不知爱惜，轻易舍弃。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礼教和风俗是从自有的典籍和艺术的田地发育而成的。外来的理想和信仰只可当做辅成的材料，切不可轻易地舍己随人。民族灭亡的一个内因，是先舍弃自己的典籍和艺术，由此，自己的礼俗也随着丧失。这样一代一代自行摧残，民族的特性与特色也逐渐消灭，至终连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对的，一个民族当先有民族意识然后能保持他的文化的遗产。
二、凡伟大的民族必不断地有重要的发明与发现。
学者每说“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人间也有很需要而发明不出来的事实。好像汽力和电力、飞天和遁地的器具，在各民族间不能说没需要。汽力和电力所以代身体的劳力，既然会用牛马，便知人有寻求代劳事物的需要，但人间有了很久的生活经验，却不会很早地梦想到利用它们。飞天和遁地的玄想早已存在，却要到晚近才实现。可见在需要之外，应当还有别的条件。我权且说这是“求知欲”与“求全欲”。人对于宇宙间的物与则当先有欲知的意志；由知而后求透彻的理解，由理解而后求完全的利用。要如此发明与发现才可以办到。凡能利用物与则去创物，既创成又能时刻改进，直到完美地步，都是求知与求全的欲望所驱使的。
中华民族的发明与发现能力并不微弱，只是短少了求全的欲望，因此对于所创的物、所说的物，每每为盲目的自满自足。一样物品或一条道理被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进前往深追究的人。乃至凡有所说，都是推磨式的，转来转去，还是回到原来那一点上。血液循环的原理在中国早已被发现，但“运行血气”的看法于医学上和解剖学上没有多少贡献。木鸢飞天和飞车行空的事情，自古有其说，最多只能被认为世界最初会放风筝的民族，我们却没有发展到飞机的制造。木牛流马没有发展到铁轨车，火药没用来开山疏河，种种等等，并非不需要，乃因想不到。想不到便是求知与求全的欲望不具备的结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继续地发明与发现的原因。
然则，要怎样才能想得到呢？现代的发现与发明，我想是多用手的缘故。人之所以为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条件之一。由手与脑联络便产生实际的知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区分，只是偏重脑与偏重手的关系。古人以手作为贱役，所以说劳力者是役于人的。他们所注重的是思想，偏重于为人间立法立道，使人有文有礼，故此哲学文学艺术都有相当的成就。现代人不以手作劳动为贱役，他们一面用手，一面用心，心手相应的结果便产出纯正的科学。不用手去着实做，只用脑来空想，绝不会产生近代的科学。没有科学，发明与发现也就难有了。我们可以说旧文化是属于劳心不劳力的有闲者所产，而新文化是属心手俱劳的劳动者的。而在两者当中，偶一不慎便会落到一个也不忙、也不闲、庸庸碌碌、混混沌沌的窠臼里。在这样的境地里，人做什么他便跟着做什么；人说什么他便随着说什么。我们没有好名称送给这样的民族文化，只可说是“嘴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鹦鹉禅的文化”。有这样文化的民族，虽然可以享受别人所创的事物，归到根底，他便会萎靡不振，乃至于灭亡，岂但弱小而已！
三、凡伟大的民族必具有充足的能力足以自卫卫人。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强健的、威武的，为维持正义与和平当具有充足的能力。民族的能力最浅显而具体的是武备，所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伟大民族的武备并不是率禽兽食人或损人肥己的设施。吴起说兵的名有五种：“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
战争是人类还没离禽兽生活的行为，但在距离大同时代这样道阻且长的情形底下，人不能不戒备，所以兵是不可少的。禁暴救乱是伟大民族的义务。他不能容忍人类受任何非理的摧残，无论族内族外，对于刚强暴逆诸兵，不恤舍弃自己去救护。要达到这个地步，民族自己的修养是不可缺乏的。他要先能了解自己，教训自己，使自己的立脚处稳固，明白自己所负的责任，知道排难解纷并不是由于恚怒和贪欲，乃是为正义上的利人利己。我们可以借佛家的教训来说明自护护他的意义。“若自护者，即是护他；若护他者，便成自护。云何自护即是护他？自能修习。多修习故，有所证悟。
由斯自护，即是护他。云何护他便成自护？不恼不恚，无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于物。是名护他变成自护。”（《有部毗奈耶下十八》）能具有这种精神才配有武备。兵可以为义战而备，但不一定要战，能够按兵不动，用道理来折服人，乃是最高的理想。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谋攻》）这话可以重新地解说。我们生在这有武力才能讲道义的时代，更当建立较高的理想，但要能够自护才可以进前做。如果自己失掉卫护自己的能力那就完了。摩耶民族的文化被人毁灭，未必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的道德高尚或理想优越，主要原因还是自卫的能力低微罢了。
四、凡伟大的民族须有多量的生活必需品。
物质生活是生物绝对的需要。所以天产的丰敛与民族生产力的强弱，也是决定民族命运的权衡。我们可以说凡伟大的民族都是自给的，不但自给，并且可以供给别人。反过来说，如果事事物物仰给于人，那民族就像笼中鸟、池里鱼，连生命都受统治，还配讲什么伟大？假如天赐的土地不十分肥沃，能进取的民族必要用心手去创造，不达到补天开物的功效不肯罢休。就拿粮食来说罢，“民以食为天”，没得粮食是变乱和战争的一个根源。若是粮食不足，老向外族求籴，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正当的办法是尽地力，尽天工，尽人事。能使土地生产量增加是尽地力，能发现和改善无用的植物、使它们成为农作物是尽天工，能在工厂里用方法使一块黏土在很短的期间变成像面粉一样可以吃的东西，是尽人事。中华古代的社会政策在物质生活方面最主要的是足食主义。“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礼记·王制》）无三年之蓄即不能成国，何况连一日之蓄都没有呢？在理想上，应有九年之蓄，然后可以将生产品去供给别人；不然，便会陷入困难的境地，民族的发展力也就减少了。
五、凡伟大的民族必有生活向上的正当理想，不耽于物质的享受。
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不能无节制地享用。沉湎于物质享受的民族是不会有高尚的理想的。一衣一食，只求其充足和有益，爱惜物力，守护性情，深思远虑，才能体会他和宇宙的关系。人类的命运是被限定的，但在这被限定的范围里当有向上的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的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为有利于人群、而不教自己或他人堕落与颓废的物质享受，是可以有的。我们也可说伟大的民族没有无益的嗜好，时时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古人所谓“明明德，止至善”，便是这个意思。我信人可以做到与天同体、与地合德的地步，那只会享受不乐思维的民族，对于这事却不配梦想。
六、凡伟大的民族必能保持人生的康乐。
人生的目的在人人能够得到安居乐业，人对于他的事业有兴趣才会进步。强迫的劳作或为衣食而生活，是民族还没达到伟大的境地以前所有的事情。所谓康乐并不是感官的愉快，乃是性情的满足，由勤劳而感到生活的兴趣。能这样才是真幸福。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免不了情感上的与理智上的痛苦，而体质上的缺陷却很少见。到这境地，人们的情感丰富，理智清晰，生无贪求，死无怨怼，他们没有像池边的鹭鸶或街旁的瘦狗那样的生活。
以上六条便是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现存的民族能够全备这些条件的，恐怕还没有。可是这理想已经存在各文化民族意识里，所以应有具备的一天。我们也不能落后，应当常存着像《礼记·杂记》中所记的“三患”和“五耻”的心，使我们的文化不致失坠。更应当从精神上与体质上求健全，并且要用犀利的眼、警觉的心去提防克服别人所给的障碍。如果你觉得受人欺负而一时没力量做什么，便大声疾呼要“卧薪尝胆”，你得提防敌人也会在你所卧的薪上放火，在所尝的胆里下毒药。所以要达到伟大的地步，先得时刻警醒，不要把精力闲用掉，那就有希望了。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容易教人想到英雄，所以因大风而思猛士不独是刘邦一个人的情绪，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们的民族处在今日的危机上，希望英雄的出现比往昔更为迫切。但是“英雄”这两个字的意义自来就没有很明确的解释，因此发生这篇论文所标的问题————到底英雄是时势造的呢，还是时势是英雄造的呢？“英雄”这两个字的真义需要详细地分析才能得到。固然我们不以一个能为路边的少女把宝饰从贼人的手里夺回来的人为英雄，可是连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做的人，有时候也会受人崇拜。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于英雄的意义划出一个范围来。
古代的英雄在死后没有不受人间的俎豆、崇拜他们为神圣的。照《礼记》祭法的规定，有被崇拜的资格的不外是五种。第一是“法施于民”的，第二是“以死勤事”的，第三是“以劳定国”的，第四是“能御大灾”的，第五是“能捍大患”的。“法施于民”是使民有所，能依着他所给的方法去发展生活，像后稷能植百谷、后土能平九州，后世的人崇祀他们为圣人。（所谓圣人实际也是英雄的别名。）“以死勤事”是能够尽他的责任到死不放手，像舜死在苍梧之野、鲧死于洪水，也是后世所崇仰的圣人。“以劳定国”是能以劳力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使它回复到安平的状态，像黄帝、禹、汤的功业一样。御大灾、捍大患，是对于天灾人患能够用方法抵御，使人民得到平安。这些是我们的祖先崇拜英雄的标准。大体说起来，“以死勤事”是含有消极性的；“以劳定国”，能御大灾、捍大患，也许能用自己的智能，他们是介在消极与积极中间的；唯有“法施于民”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他必须具有超人的智能才成。
看来，我们可以有两种英雄：一是消极的，二是积极的。消极的英雄只是保持已成的现状，使人民过平安的日子，教他们不受天灾人患的伤害，能够在不得已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一切。积极的英雄是能为人群发明或发现新事和新法度，使他们能在停滞的生活中得到进步，在痛苦的生活中减少痛苦，换一句话，就是他能改造世界和增进人间的幸福。今日一般人心目中的英雄多半不是属于第二类，并且是属于第一类中很狭窄的一种，就是说，只有那为保护人民不惜生命的战士才被称为英雄。这种英雄不一定能造时势，甚或为时势所造。因为这类的英雄非先有一个时势排在他面前，不能显出他的本领，所以时势的分量比英雄本身来得重些。反过来说，积极的英雄并不等到人间生活发生什么障碍，才把他制造出来。人们看不到的痛苦，他先看到；人们还没遇到困难，他先想象出来。他在人们安于现成生活的时候为他们创制新生活，使他们向上发展。也许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可能性很小。
真英雄必定是造时势者。时势被他造得成与不成，于他的英雄本色并无妨碍，事的成败不足为英雄的准度。通常的见解每以为成功者便是英雄，那是不确的。成功或由于机会好。“河无大鱼，小虾称王”，在一个没有特出人才的时境，有小本领便可做大事。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还有些是偶然的成功，作者本身也梦想不到他会有那么样的成就。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并没有明了的认识，也没有把握，甚至本来是要保守，到头来却变成革命，因为一般的倾向所归，他也乐得随从。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还有些是剥削或榨取他人的智力或体力，来制造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他的成功与受崇敬，完全站在欺骗和剥削的黑幕前面。有时自己做不够，还要自己的家人亲戚来帮他做，揽到国家大权，便任用私人，培植爪牙。可怜的是混混沌沌的群众不会裁制他，并不是他真有英雄本领。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
我们细细地把历史读一遍，便觉得时势所造的英雄比造时势的英雄更多。这中间有一条很大的道理，我们姑且当造时势的英雄是人间所需求的真英雄，而这种英雄本是天生的。真英雄是超人，但假英雄或拟英雄也许是中人以下的“下人”（underman）。所谓假英雄是指那班偶然得到意外的成功的投机家而言。所谓拟英雄是指那班被时势所驱遣，迫得去做轰轰烈烈的事业的苦干者而言。所谓下人是对于超人而言。他的智力与体质甚至不及中人。在世间里，中人都很少，超人更谈不上，等到黄河清也不定等得到一个出现。
人间最可怜悯的是下人太多，尤其是从下人中产生出来的英雄比较多。这类的英雄若是过多，就于国族有害。怎么讲呢？因为他们没有中人的智力而做超人的权威，自我的意识太重，每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智能是为他们的光荣和地位而有的态度。这样损多数人以利少数人的情形便是封建制度。
英雄与封建制度本来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应当分别的是，古代的封建英雄于其同时的一般群众中确实具有超人的能力，而现代的封建英雄只是靠机缘。哪怕他是乳臭未除，只要家里有人掌大权，他便是了不得的人物。哪怕他智能低劣，只要能够联络权要，他便是群众的领袖。他的方法是利用新闻和金钱来替他鼓吹，甚至神化一个过去的人物来做他的面具。一个人生时碌碌无奇，死后或者会被人当做“民族英雄”来崇拜，其原因多半在此。
这类神化的民族英雄实际等于下劣民族的咒物。今日全世界人类的智力平均起来恐怕不及高等小学的程度，所以凡有高一点的知识而敢有所作为的都有做领袖或独裁者的可能。不过这并不是群众的福利。我们讲英雄的事业应当以全世界民众的福利为对象，损人利己固不足道，乃至用发展自己民族的口号去掠夺他民族的土地的，也不能算是英雄。今日世界时局的困难多半由于这类的英雄所造成。
如果我们缩小范围来讲一下我们的英雄，我们也会觉得有许多是下人中所产出的。他们的要求是金钱与名誉。金钱可以使他们左右时势，若说他们是造时势的英雄，其原动力只是这样，并非智能。名誉使他们享受群众的信仰，欺骗到万古流芳的虚荣。他们的要求既是如此低下，无怪他们只会把持武力，操纵金融，结党营私，持权逐利，毁群众的福利来增益自己。他们只会享受和浪费，并无何等远虑，以善巧方便得到金钱名誉之后，便走到海外去做寓公，将后半生事业付与第二帮民贼。
我们讲到假英雄之多，便想到在人群中是否个个有做英雄的可能。现在人间还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情况底下过日子。不但是人所享受的不平等，最根本的是智力与体力的差异太甚。英雄是天生吗？不。英雄是依赖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训练所造成的。英雄是有种的。我们应当从优生学的原理研求人种的改善，凡是智力不完、体质有亏的父母都不许他们传后代。反之，要鼓励身心健全的男女多从事于第二代民众的生育。这样，真英雄的体质与理智的基础先打稳固，造成英雄的可能性便多。否则生来生去，只靠“碰彩”，于人间将来的改进是毫无把握的。第二步还要使社会重视生育，好种的男女一生下来当要特意看护他们，注意训练他们，使他们的身心得以均衡地发展。现在已有科学家注意到食物与体质、性格与寿命的关系，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选种，否则用科学方法来培养下人，延长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剥削群众的时间更长，那就不好了。
真英雄是不受时势所左右的。因为他是一个“形全于外，心全于中”的人，他的主见真而正，他的毅力恒而坚。他能时时检察自己，看出自己的弱点，而谋所以改善的步骤。事业的成败不是他所计较的，唯有正义与向上是要紧的。今日我们所渴望的是这样的英雄。我们对于强敌的侵略，所希望的抗敌英雄也要属于这一类的人物。战争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赌博的一种，但在真英雄的心目中，这事是正义的保障。为正义而战，虽不胜也应当做，毫无可疑的。
最后，我们还是希望造时势的英雄出现，唯有他才能拯民众于水火之中。等到人人的智力能够约束自己与发展自己，人间真正平等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不需要英雄。英雄本是蛮野社会遗下的名目，在智能平均与普遍发展像蜂蚁的社会可以说个个都是英雄，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不能自卫，没有一个不能为群众牺牲自己。所以我想，无论各个人达到身心健全、能利益群众的时代，便是全英雄时代，也是无英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