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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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早忘掉从前与雅言的淘气，心境比前好得多。建德年来不要她再寄钱去使用，身边的积蓄也渐次丰裕起来。天锡仍在杏官家住着，虽然到小学去念书，因为外祖母非常溺爱他，一早出门，便不定到那里去玩，到放学的时候才回来。学校报告他旷课，杏官也不去理会。玉官从乡间回家，最多也不过是十天八天，那里顾到孙子的功课。

    天锡在学校里简直就是花果山的小猴王，爬墙上树，钻洞揭瓦，无所不为，先生也没奈他何。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同学到郊外一座荒废的玄元观去，上了神座，要把偶像头上戴的冕旒摘下来玩，神像拱着双手捧着玉圭看来是非常庄严的。他们攀到袖子，不提防那两只泥手连袖子塌了下来，好像是神君显灵把他们推到地下的光景。他的脑袋磕在龛栏上，血流不止。那小同学却只擦破了皮，他把书包打开，拿出几张竹纸，忙忙地捂在天锡头上，不到一分钟，满都红了，于是又加上几张，脱下汗衫加裹得紧紧地，才稍微好一点。他们且不回家，还在庙里穿来穿去，那玄元观在几十年前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庙宇，后来因为各乡连年闹兵，外处侨居在城里的，人死了不能就葬，都把灵柩停厝在那里，传说那里的幽鬼很猛烈，所以连乞丐都不敢在里头歇宿。各间屋子除掉满布木板长箱以外，一个人都没有，门窗早教人拉去做火烧了。

    小同学自己到后院去，试要找出什么好玩的东西。天锡却因头痛，抱着脑袋坐在大门的槛上等他。等了一回，忽然听见一声巨响从后院发出来。他赶紧进去，看见小同学躺在血泊当中，眼瞪瞪，说不出话来。他也莫名其妙，直去扶那孩子。孩子已经断了气，走不动，反染得他一身都是血。无可奈何，天锡只得把尸首撂在地下，脸青青地溜出庙门。

    天锡不敢迳自回家，只在树林里坐着，直等到斜阳没后，家家灯火闪烁到他眼前，才颓唐地踱进城去。一进家门，杏官看见他一身血渍，当然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天锡不敢说别的，只说在外头摔了一交，把头摔破了。杏官少不了一面骂，一面忙去舀水替他洗头面手脚，换上衣服，端上吃的。在放学后，天锡每得在外头玩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常是吃完就睡。

    过了两天，城里哄传玄元观里出了命案，引得一般不投稿的新闻访员，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赶出城去看热闹，不到半天工夫，玄元观直像开了庙会，早有十几担卖花生汤、油炸脍、芝麻糖的排在那里。庙门口已有几个兵士把守住，不许闲人进去。人们把那几个兵士团团围住，好像来到只为看看他们似地。不一会，人们在喝让道的声中分出一条小道，县长持着手杖和他的公人大摇大摆地来到庙门口。兵士举枪立正，行礼，煞是威风，在场有些老百姓看见这种神气，恐怕要想自己将来死的时候也得请一位官员来验尸，才可以引得许多人来增光闾里。县长进到后院，用香帕掩着鼻子，略为问了几句，仵作照例也报告些死者的状态。几个公人东张西望，其中一个看见离尸首下远的一个灵柩底盖板是斜放着，没有盖严，便上前去检验。也一掀开棺盖，便看见里头全是军人，还有许多炸弹，不由嚷了一声“炸弹呀！”那县长是最怕这样东西的，一听见他嚷，吓得扔了手杖，撒开腿望庙门外直奔，一般民众见县长直在人丛中乱窜，也各自分头狂奔。有些以为是白日闹鬼，有些以为是县长着魔，有些是莫名其妙，看见人家乱跑，也跟着乱跑一阵。

    县长走了很远，才教几个公人把他扶住，请他先回衙门去，再请司令部派军队去搜查。原来近几个月间，县里常发见私藏军火的地方，闾中也找出画上镰刀、铁锤的红旗。军政人员也不知道那是代表什么，见了军火，只乐得没收，其余的都不去理会它们。庙外还是围满了群众，个个都昂着头，望这里，望那里，好像等待什么奇迹的出现一般。忽听见远地嚷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带着整齐的脚音，越来越近。大家知道是兵队来了，急忙让道，兵士们进到庙里，把发现的枪支炸弹等物分帮运进城里。

    仵作把尸验完，出到庙门口，围着他的群众，忙问死的是什么人。他把死者模样、服饰，略略说出，不到片刻工夫都传开了。当时有一个妇人大啼大哭，闯进庙里，口里不住地叫“儿，心肝，肉”她断定是贼人把她儿子害死，非要把凶手找出来不可。那时兵士们已经回去了，随着进去看热闹的人们中间，有劝她快到县衙去报案的，有劝她出花红缉凶的。她哭得死去活来，直说要到小学校去质问校长。公人把她带到衙门里，替她写状，县长稍为问了几句话，便命人送她回家。

    好几天的调查，搔动了全城的人。杏官被校长召去问话，才知道玄元观的命案与天锡有关，回来细细地问孙子，果然。她立刻带着天锡去找洋牧师，说明原委。洋牧师劝他自首去，说这事于他一点过失也没有。杏官想想也是道理，于是忙带着孙子去找校长，求他做过保证。校长却劝她不要去惹官厅，一进衙门，是非是闹不清的，说不定要用三千两千才能洗刷干净，不如先请牧师到衙门去疏通一下，再定办法，杏官无奈，又去找洋牧师。到了县衙门，县长忙把他请到客厅去，一见天锡年纪并不大，不像个凶首，心里已想不追究，加上天锡自己说明那天的光景，命案一部分的情由就明白了。县长说他还得细细调查那些军火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与天锡和他的同学有关。洋牧师当然极力辩论天锡是个好孩子，请县长由他担保，随传随到，县长也就答应了。临出门时，听见衙门里的人说，月来四处的风声很紧，反对现政府的叛徒到处埋伏，那些军火当然是他们秘密存贮在那庙里的。他带天锡回到杏官家里，把一切的情形都告诉了她。杏官听说大乱将到，心里更加不安，等牧师去后，急急写了一封信给玉官，问她怎样打算。

    玄元观发现军火的事，县里虽没查出什么头绪，但杏官听见街上有人说李建德曾做革命党，这事又与他女婿有关，莫非就是他运的。事情又凑巧得很，在兵士运回去的军火当中，发现了有些贴上李字第几号的字条。他们正在研究这“李”字是什么意思。天锡被传到营里问了好些次，终不能证明他知道其中的底细。谁也不知道那些假棺木是从那里、在什么时候停在庙里，天锡也是偶然和同学到那里玩，他家里和常到的地方也没一点与军火相关的痕迹。为避祸起见，杏官在神不知鬼不的觉一个早晨，带着天锡悄悄地离开县城，到口岸去了。

    七

    玉官传教的区域已不像往年那么平静，早晚牛羊牟牟于于声音常从参着军号战鼓的杂响。什么警备令和戒严令，一两个月中总会来几次。陈总司令退出福建以后，兵队随地扎营是好几年来常见的事，玉官和其他民众一样，不加注意。

    自从接到杏官报告天锡的事以后，她一心想回城里去看看，那几天是她在乡间布道的期间，好容易把礼拜天忙过了，想在星期以前赶到锦鲤过夜，第二天一早赶程回家，不料还没看见大王庙，前路已有几个行人回头走。他们说大路上有许多臂缠红布的兵士把住，无论是谁都不许通行。玉官不得已，只得折回，到一个小村里。那里有一家信教的农夫，因为地方不多，他把玉官安置在稻草房里。她闻着稻草房附近的粪堆和茅厕的气味已经不大受得住，又加上大大小小的老鼠，穿出窜进像没理会她也在里头似地。她心里断定，凡老鼠自由来往的屋里必定是有鬼的。不过她已得到陈廉防鬼的补术，把《圣经》和《易经》放在身边，放心躺在稻草上。治鬼虽有妙术，避臭却无奇方，玉官好容易到夜深了才合得眼睛睡着了。

    她在梦中觉得有枪声和许多人的脚步声、吵嚷声，睁开眼已看见离她不远的稻草已经着了火，她无暇思索那是子弹引的火还是人放的火，扯起衣裙，望外便跑，那时已过夜半，全村都在火光里照着。她想事情是凶多吉少，不如逃到瓜田边那座看守棚去躲避一下。棚里的人已不在，她钻进去蹲着，心里非常害怕，闭着眼睛求上帝，睁着眼睛求祖宗。村里的人声夹着火焰四处发射，原来一队臂缠红布的兵到村里掳人。村里的人早就听闻数年来中国各地“闹兵”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有一种军队叫做“土共”，其他还有“红军”，“苏维埃军”等名目。但土与非土到底有什么分别，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只从行为来判断，凡是焚掠村庄，掳人勒索，不顾群众的安全与利益行为和强盗一般的，他们便叫那些人做土共。这次来的大概也是土共，因为他们在村里足足掳掠了一夜。玉官在棚里没敢闭眼睛，直等到天亮。看守棚只是一片竹篷罩成的一个圆穹，两头没什么遮拦，她若不出来，往来的人必要看见她。她想，还是赶回锦鲤去再作计较，可是走不多远，就被几个开路先锋断道无帅拦住。

    她成了那队戴黑帽缠红布的军队的俘虏，被送到另一个村里。被掳来的妇女都聚在一处，有许多是玉官认识的。纷乱了几天，各人都派上一种工作。所谓工作是浣洗，缝补，炊煮等等，玉官是专管缝补的，那队人马的破衣烂帽特别多，把她两只手忙得发颤，到连针也拿得像铜柱一样重才勉强歇，这样的生活于她算是破天荒第一遭。自从当了传教士以后，她的生活的单调，天天循规蹈矩地生活着，没人催促她，也没人监视她。如今却是相反，生活直如囚徒一般，她怀念着在外国的儿子和城里的小孙，又想到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场大难。她没有别的方法，流出几行泪就当安慰了自己。

    有十几天的工夫在村外开了仗，缠红布的人们被打死了不少。他们退到村里，把轻重及其它一切货宝匆忙地收拾起来，齐向村后二十多里的密林退却。村中的男女丁口，马牛羊鸡犬豖，能带的也都得跟着他们走，一时人畜的号叫声响入云际，因为谁也不愿意跟他们做这样危险的旅行，可也没法摆脱。全村顿然显得像死寂的废墟，所剩的只有十几个老公公老婆婆，婴孩能走路也得随着走，在怀抱的就由各人母亲决断，不能带或不愿带的可以扔在路边，或留在村里。受伤的战士走不动的也被打死，因为怕被敌方掳去受刑逼供。

    走了七八里路，队长忽然发现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和一本编号名册留在村里被打死的一个领队的身上。那是最重要的文件，绝对不能遗失，更不能落在敌人手里。队长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扮成夫妇回去搜寻。玉官早想找机会逃脱，便即自告奋勇。她说，她认识几条小捷径，可以很迅速回来。同行的男子是“老同志”，一路监视着玉官，半步也不肯放松，从小道走果然很快就到了村外。那时官兵还没来到，但隔着篱笆，那人已听见村里那几个剩下的老人在骂他们是土匪，官兵一来要怎样做他们的引导。玉官于是教那人就在竹阴底下等着，怕他进去不方便。那人把死者记在臂上的号数告诉她，由她自己进去。玉官本来是想一进村里便躲起来的，继而想到那人身边有枪，若等急了，必会自己进来，岂不又是血斗？她于是按着号数找寻，果然在路边一具尸首的衣袋里找出他们所要的文件。那时全村只是卧着凌乱的尸体和破碎的军需品，各家的门户都关得严严地。玉官在道上来回走了些时候，也没见人。她带着文件到林底下，交给那人，教他飞步向前走，说她走不动，随后跟着来。那人得着地图名册也自很满足，不顾一切地撒开腿便跑。玉官见那人走远了，且自回到村里。她想，那里不能久停，于是沿着田边的小径，向着锦鲤社投奔。

    她那一双改组派的尖长脚，要手里的洋伞来扶持才能放步的，如今还得在小径上跋涉，所以更显得蹒跚可怜。好容易走到社口，又被两个灰衣军士拦住。他们不由分说，把她带到营长帐前。营长便命把她发落，颜色好像大失所望。他们都是外省人，说的话，玉官一句也不懂。两个兵士把她领到一间大屋子里，她认得是社里祠堂后院的厢房，那前院还有兵一小队驻扎着，她对二人说，是住在巷尾那间福音堂里，但说来说去，都说不清。他们也不懂得她的话，在屋里已有八九个女人，有在一边啼哭的，有坐着发愣的，也有些像不很关心的。玉官想着，这大概也是拉来替兵士们缝补衣服的罢。

    原来在用武之地，军队的纪律若是差一点，必有两件事情是他们尽先要办的：第一件是点点当地有多少粮食，第二是数数有多少妇女。没有粮食和妇女，仗是不能打的，几个妇女一见玉官进来都围着她哭，要她搭救。玉官在那里工作那么些年，自然个个认得，但她也是女子，自己也没把握。前些日子在那一村被逮的时候，她也承认过自己是教徒，结果是被打了几个耳光，被骂了几句“帝国主义走狗”，所以对于用教会的名义，她有点胆怯。妇女当中有一个是由玉官引进教的，反劝玉官在危难时不要舍弃她的上帝。她从袖里取出一本《圣经》交给玉官，说她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带着那本书，请她翻开选一两节给大家讲讲。这话打中了玉官的心坎，于是从她手里把《圣经》接过来，自己慎重地念了几遍。

    黄昏过后，各人啖了些粥水，玉官便要大家开始唱圣诗，祈祷，她翻开群众中惟一的《圣经》，拣出一章来念，一时全屋里显得很严肃。她越讲越起劲，劝大家要镇定，不要临难慌张，好像大家都预备着见危授命的神情。玉官自己也觉得刚强起来，心里想着所信的教也是常教人为义舍命。她讲过又唱，唱完又解，解完又祈祷，觉得大家像在当日罗马的斗场等待野兽来吃她们一般。这样把时间严肃地磨了几点钟，大约在九点钟后，几个兵士推进门来，就像饿虎扑食一般，个个动手来拉妇人们，笑嘻嘻地要望门外走。玉官因为挨着墙站着，没等来抓她便嚷起来。她叫所有的人停住，讲了一片“人都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爱，不得无礼”的道理。兵士中虽有一两个懂得本地话，但多数是听不明白，不过教堂聚会的仪式，他们是知道的。其中还有曾在别处的教堂听过好些次道理的。玉官叫一个懂话的人同她传译，说得非常诚恳。她告诉他们淫掠是人间最大的罪恶。她告诉他们在教会里男女都是兄弟姊妹。她告诉他们凡动蛮力必死蛮力之下。她告诉他们，她们随时可以舍命。许多许多好教训都从她口里泻出，好像翻开一部宗教伦理大辞书一般。她也莫名其妙，越说越像有像舌头的火焰在身体里头燃烧着。那班兵士不知不觉地个个都松了手，把女人们放开。玉官又教大家都坐下，把本国传统的阴阳哲学如“敬祖利人是种福给子孙”、“淫人妻女自己妻女也淫于人”的话说了一大套。有些话沾染了新思想的说“饮食男女”原是本能，男子动起情欲来要女子，也和饿的时候动起食欲要吃一般。玉官又开导他们说，那原是不错，只是吃也得吃得合乎正义；杀人来吃固然不成，就是抢人所有的来吃，也是自私自利，不能算是正大光明的吃法。要女人是应该的，不过用强迫的手段，将来必要受报应的。兵士们本是要来取乐的，在听玉官起头教训他们的时候，有些还说他们是来找开心，不是来教堂礼拜，可是十几分钟以后，他们越听越入耳，终于大家坐下，听着玉官和那些女教友唱诗。玉官教那些女人都叫兵士们做兄弟，也教兵士们叫她们为姊妹，还允许他们随时可以来谈话。他们来要她们做什么都成，就是不许无礼。有什么要缝补的，她们也乐意服劳。同时又劝他们也感化他们的同伴，不要来骚扰，正在大受感动的时候，又有另一批的兵士进来，说他们等得太久了，屋里那班受感化的兵士便叫他们也坐下，红过几乎动武的阶段，情形也和缓下去了。知道他们外面还有人等着，索性把门关起来，保护着那几个女人，果然门外不断敲门带骂的声音。门里的兵士成排站起来，把门顶住。乱了一夜，鸡已啼了。玉官教兵士们回帐幕去，又教其中的小头目去见营长，请他出一个不许奸淫妇女的手令。这事也不用经过什么困难就办到了，玉官想危险期已经过去。于是教同伴的妇女们随便休息，她心想昨夜就像遇见鬼，平时她想着《易经》的功效可以治死鬼，如今她却想着《新旧约圣书》倒可以治活鬼，她切意祈祷感谢了一回，也自躺下歇息。

    祠堂的前门虽然有兵把着，但后门是常关着的，从后门的夹道转过一条小卷便是福音堂。玉官那里睡得着，她在想着黄昏一到，万一兵士们变了卦，那时怎办？她生来本是聪明，忽然便想起开了后门，带着那班妇女逃到那树起外国旗的教堂里。乡下的教堂就像洋道台衙门，谁敢胡乱撞进去？她立刻把意思告诉屋里的人，大家便抖擞起精神，先教玉官去把后门打开，然后回来领导她们。她把后门倒扣好，前门站岗的士兵还不知道。一进到福音堂便把大门关起，如约教看门的到营盘里问问有衣服要缝补的没有，说妇女们都在福音堂里。

    她们在教堂里安住了七八天，兵士没敢去作非法的骚扰，可是拿衣服去缝补的和到堂里谈道的也不少。玉官惦念她的孙子，想着家里的人知道她被土共掳去，一定也很悬念，便向众妇女辞别，把保护的责任交给住在福音堂里的职员。她出了村门，经过大王庙，见庙口一个哨兵在那里踱来踱去，她给哨兵打个招呼，那兵已经知道她是社里的女教士，也没上前盘问她。过了桥，慢踱到镇上，偶然想起陈廉许久没相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前些日子闹共的时候，他把肉店收起来，带着老本“过番”去了，过番是到南洋去的意思，镇里的人告诉她说陈廉没留下地址，只知道他是往婆罗洲的一个埠头去。玉官本来怀疑陈廉便是金杏的男人，想把事由向他说明，希望他回家完聚的；如今听见他出洋去了，心里却为金杏难过，因为她几乎得着他，又丢失了他。莫名其妙的失意，伴着她慢慢地在大道上走着。

    八

    城里的风声比郊外更紧，许多殷实的住户都预先知道大乱将至，迁避到别处去。玉官回到家门，见门已倒扣起来，便往教堂去打听究竟。看堂的把钥匙交给她，说金杏早已同天锡到通商口岸避乱去了。看堂的还告诉她，城里有些人传她失踪，也有些说她被杀的。她只得暂时回家歇息，再作计较。

    不到几天工夫，官兵从锦鲤一带退回城中。再过几天，又不知退到那里去，那缠红布的兵队没有耗费一颗子弹安然地占领了城郊一带的土地。民众说起来，也变得真快，在四十八点钟内，满城都是红旗招展，街上有宣传队、服务队、保卫队等等。于是投机的地痞和学棍们都讲起全民革命，不成腔调的国际歌，也从他们口里唱出来了。这班新兴的或小一号的土劣把老字号的土劣结果了不少，可以说是稍快人心。但是一般民众的愉快还没达到尽头，愤恨又接着发生出来。他们不愿意把房契交出，也不懂得听“把群众组织起来”，“拥护苏军”，这一类的话。不过愿意尽管不愿意，不懂尽管不懂，房契一样地要交出来，组织还得去组织。全城的男子都派上了工作，据他们说是更基本的，然而门道甚多，难以遍举。

    因为妇女都有特殊工作，城中许多女人能逃的早已逃走了。玉官澹定一点，没往别处去，当然也被征到妇女工作的地方去。她一进门便被那守门的兵士向上官告发，说她是前次在锦鲤社通敌逃走的罪犯，领队的不由分诉便把她送到司令部去，玉官用她的利嘴来为自己辩护，才落得一个游街示众的刑罚。自从在锦鲤那一夜用道理感化那班兵士以后，她深信她的上帝能够保护她，一听见要把她游刑，心里反为坦然，毫无畏惧。当下司令部的同志们把一顶圆锥形的纸帽子戴在她头上，一件用麻布口袋改造的背心套在她身上。纸帽上画着十字架，两边各写一行“帝国主义走狗”，背心上的装饰也是如此。“帝国主义走狗”是另一宗教的六字真言，玉官当然不懂得其中的奥旨。她在道上，心里想着这是侮辱她的信仰，她自己是清白的。她低着头任人拥着她，随着她，与围着她的人们侮辱，心里只想着她自己的事。她想，自己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建德已经留学好些年，也已二十六七了，不久回来，便可以替她工作，她便可以歇息。想到极乐处，无意喊出“啊哩流也”，把守兵吓了一跳，以为他是骂人，伸出手来就给她一巴掌。挨打是她日来尝惯的，所以她没有显出特别痛楚，反而喊了几声“啊哩流也”！

    第二天的游刑刚要开始，一出衙门口便接到特赦的命令，玉官被释，心境仍如昨天的光景，带着一副肿脸和一双乏腿慢慢地踱回家。家里，什么东西都被人搬走了，满地的树叶和搬剩的破烂东西，她也不去理会，只是急忙地走进厅中，仰望见梁上，那些神主还在悬着，一口气才喘出来。在墙边，只剩下两条合起来一共五条腿的板凳。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赶紧到厨房灶下，掀开一块破砖，伸手进去，把两个大扑满掏了出来，脸上才显着欣慰的样子。她要再伸手进去，忽然晕倒在地上。

    不晓得经过多少时间，玉官才从昏朦中醒过来。她又渴又饿，两脚又乏到动不得，便就爬到缸边掬了一掬水送到口里，又靠在缸边一会，然后站起来。到米瓮边，掀开盖子一看，只剩下一点粘在缸底边的糠。挂在窗口的，还有两三条半干的葱和一颗大蒜头。在壁橱里，她取出一个旧饼干盒，盖是没有了，盒里还有些老鼠吃过的饼屑，此外什么都没有了。她吃了些饼屑，觉得气力渐渐复元，于是又到灶边，打破了一个扑满，把其余的仍旧放回原处。她把钱数好，放在灶头，再去舀了一盆水洗脸，打算上街买一点东西吃。走到院子，见地上留着一封信，她以为是她儿子建德写来的，不由得满心欢喜，俯着身子去捡起来。正要拆开看时，听见门外有人很急地叫着“嫂嫂，嫂嫂”。

    玉官把信揣在怀里，忙着出去答应时，那人已跨过门槛踏进来。她见那人是穿一身黑布军服，臂上缠着一条红布徽识，头上戴着一顶土制的军帽，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楞了一会，她才问他是干什么，来找的是谁。那人现出笑容，表示他没有恶意，一面迈步到堂上，一面说他就是当年的小叔子李粪扫，可是他现在的官名是李慕宁了。他说他现在是苏区政府的重要职员，昨天晚上刚到，就打听她的下落，早晨的特赦还是他讲的人情，玉官只有说些感激的话。她心里存着许多事情要问他，一时也不知道从何处提起。她请慕宁坐在那条三脚板凳上，声明过那是她家里剩下最好的家具。问起他“苏区政府”是什么意思，他可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套一套地搬，从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的情形看来，他也许已经成为半个文人或完全学者。但她心里想这恐怕又是另一种洋教。其实慕宁也不是真懂得，除了几个名词以外，政治经济的奥义，大概也是一知半解。玉官不配与他谈论那关系国家大计的政论，他也不配与玉官解说，话门当然要从另一方面开展。慕宁在过去三十多年所经历的事情也不少，还是报告报告自己的事比较能着边际。他把手里那一包东西递给玉官，说是吃的东西。玉官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乡下某地最有名的“马蹄酥”。她一连就吃了二十个，心里非常感激。她觉得小叔子的人情世故比以前懂得透澈，谈吐也不粗鲁，真想不到人世能把他磨练到这步田地。

    玉官并没敢问他当日把杏官的女儿雅丽抱到那里去，倒是他自己一五一十地说了些。他说在苏松太道台衙门里当差以后，又被保送到直隶将弁学堂去当学生。毕业后便随着一个标统做了许久的哨官。革命后跟着人入这党，入那党，倒这个，倒那个，至终也倒了自己，压碎自己的地盘。无可奈何改了一个名字，又是一个名字，不晓得经过多少次，才入深山组织政府。这次他便是从山里出来，与从锦鲤的同志在城里会师，同出发到别处去。他说“红军”的名目于他最合适，于是采用了，其实是彼此绝不相干，这也是所谓士共的由来。

    雅丽的下落又怎样？慕宁也很爽直，一起给她报告出来。他说，在革命前不久，那位老道台才由粮道又调任海关道，很发了些财。他有时也用叔叔的名义去看雅丽，所以两家还有些来往。革命后，那老道台就在上海摇身一变而成亡国遗老。他呢，也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不入八分的开国元勋。亡国遗老与开国元勋照例当有产业置在租借地或租界里头，照便应有金镑钱票存在外国银行里头。初时慕宁有这些，经不起几次的查抄与没收，弄得他到现在要回到民间去。至于雅丽的义父，是过着安定的日子。他们没有亲生的女子，两个老夫妇只守着她，爱护备至，雅丽从小就在上海入学。她的义父是崇拜西洋文明不过的人，非要她专学英文不可。她在那间教会办的女学堂，果然学得满口洋话，满身外国习气，吃要吃外国的，穿要穿外国的，用要用外国的，好像外国教会与洋行订过合同一般，教会学堂做广告，洋行卖现货。慕宁说，在他丢了地盘回到南方以前，那老道台便去世了，一大桩的财产在老太太手里，将来自然也是女儿的，雅丽在毕业后便到美国去留学。此后的事情，也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她从小就不叫雅丽，在洋学堂里换的怪名字，他也叫不上来。他又告诉玉官，切不可把雅丽的下落说给杏官知道，因为她知道她的幸福就全消失了。他也不要玉官告诉杏官说李慕宁便是从前粪扫的化身。他心里想着到雅丽承受那几万财产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叔叔的名义，问她要一万八千使使。

    玉官问他这么些年当然已经有了弟妇和侄儿女，慕宁摇摇头像是说没有，可又接着说他那年在河南的时候曾娶过一个太太。女人们是最喜欢打听别人的家世的，玉官当然要问那位婶子是什么人家的女儿。慕宁回答说她父亲是一个农人，欠下公教会的钱，连本带利算起，就使他把二十几亩地变卖尽了也不够还。放重利的神父却是个慈善家，他许这老农和全家人入教，便可以捐免了他的债，老头子不得已入了教。不过祖先的坟墓就在自己的田地里，入教以后，就不像以前那么拜法，觉得怪对祖先不起的。在礼拜的时候，神父教他念天主经，他记不得，每用太阳经来替代。有一次给神父发现了，说了他一顿，但他至终不明白为什么太阳经念不得。又每进教堂，神父教他“领圣体”的时候，都使他想不透一块薄薄的饼，不甜，不辣，一经过神父口中念念咒语，便立刻化成神肉，教他闭着眼睛，把那块神秘的神肉塞进他口里的神妙意义。他觉得这是当面撒谎，因而疑心神父什么特别作用，是要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或心肝挖去做洋药材呢？或是要把他的魂魄勾掉呢？他越想越疑心那象征的吃人肉行为一定更有深义存在，不然为什么肯白白免了他几百块钱的债？他越想越怕，宁愿把一个女儿变卖了来还债，于是这件事情展转游行到慕宁的军营。他是个长官，当然讨得起一个老婆，何况情形又那么可怜，便花了三百块钱财礼，娶了大姑娘过来当太太。他说他老丈人万万感激他，当他是大恩人，不敢看他是女婿。革命后还随他上了儿任，享过些时老福，可惜前几年太太死了，老头子也跟着郁郁而亡，太太也没生过一男半女，所以现在还是个老鳏。

    玉官问他的军队中人为什么反对宗教，没收人家的财产。慕宁便又照他常从反对宗教的书报中摘出的那套老话复述一遍。他说，近代的评论都以为基督教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贫弱而不合理的神学基础上，专靠着保守的惯例与严格的组织来维持它的势力。人们不愿意思想，便随着惯例与组织漂荡。这于新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设施是很大的阻碍，所以不能不反对，何况它还有别的势力夹在里头。玉官虽然不以为然，可也没话辩驳。他又告诉玉官他们计划攻打这附近的城邑已经很久，常从口岸把军火放在棺材里运到山里去。前些日子，有一批在玄元观被发现了，教他们损失了好些军实。他又说，不久他们又要出发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这是微露出他们守不住这个城市和过几天附近会有大战的意思。他站起来、与玉官告辞，说他就住在司令部里，以后有工夫必要常来看她。

    把慕宁送出门之后，玉官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拆开一看，原来不是建德的，乃是杏官从鹭埠的租界寄来的。信里告诉她说天锡从楼上摔到地下，把腰骨摔断了。医生说情形很危险，教她立刻去照料。金杏寄信来的时候，大概不知道玉官正在受磨折。那封信好像是在她被逮的那一天到的。事情已经过了三四天，玉官想着几乎又晕过去了，逃得灾来遭了殃。她没敢埋怨天地，可是断定这是鬼魔相缠。

    她顾不了许多，摒挡一切，赶到杏官寓所，一进门，便晕倒在地上。杏官急忙把她扶起来，看她没有什么气力，觉得她的病很厉害，也就送她到医院去。

    匆匆地一个月又过去了，乡间还在乱着，从报章上，知李慕宁已经阵亡，玉官为这事暗地里也滴了几滴泪。她同天锡虽然出了医院，一时也不能回到老家去，只在杏官家里暂时住下。天锡的腰骨是不能复原的了，常常得用铁背心束着。这时她只盼着得到建德回国的信，天天到传教会的办事处去打听，什么事情都不介意。这样走了十几天，果然有消息了。洋牧师不很高兴，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他说建德已经回来了，现在要往南京供职，不能回乡看望大家。玉官以为是教会派她儿子到那么远去，便埋怨教会不在事前与她商量。洋牧师解释他们并没派建德到南京去，他们还是盼着他回来主持城里的教会，不过不晓得他得了谁的帮助，把教会这些年来资助他的学费连本带利，一概还清。他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说他的兴趣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现在要做官。学神学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赞叹洋教育是万能万通。玉官早也知道她儿子的兴趣不在教会，她从那一年的革命运动早已看出，不过为履行牧师营救的条件，他不能不勉强学他所不感到兴趣的学科。她自然也是心里暗喜，因为儿子能得一官半职本来也是她的希望。洋牧师虽然说得建德多么对不住教会，发了许多许多的牢骚，她却没有一句为儿子抱歉的话说出来，反问她儿子现在是薪金多少，当什么官职。洋牧师只道他的外国官名，中国名称他的本地活先生没教过，所以说不出来。他只说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当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个什么官呢？牧师也解不清，他只将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写出的官职指出给她看。

    从那次夏令会以后，建德与安妮往来越密。安妮不喜欢他回国当牧师，屡次劝他改行。她家与许多政治当局有裙带关系，甚至有些还在用着她家的钱。只要她一开口，什么差使都可以委得出来。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职务，只要一个关于经济的委员会里服务，月薪是二百元左右。这比当传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不过物质的收获，于他并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听安妮的话。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统制的力量。这力量能镇压母亲的慈爱，教会的恩惠。她替建德还清历年所用教会的费用，不但还利，并且捐了一笔大款修盖礼拜堂。她并不信教，更使建德觉得他是被赎出来的奴隶。他以为除掉与她结婚以外，再也没有其它更好的报答。但这意见，两方都还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她把家乡的房子交给杏官管理，身边带着几只衣箱和久悬在梁上的神主，并残废的天锡。她以为儿子得着官职，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对于教会偿还和捐出许多钱，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虽然没见过面，却已爱上了她。建德见她儿子老穿着一件铁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动弹一点也不活泼，心里总有一点不高兴，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没有用心调护。玉官的身体，自从变乱受了磨折，心脏病时发时愈。她在平时精神还好，但不能过劳，否则心跳得很厉害。建德对于母亲是格外地敬爱，一切进项都归她保管，家里的一切都归她调度。生活虽然富裕，她还是那么琐碎，厨房、卧房、浴室、天井，没有一件她不亲自料理。她比家里两个佣人做的还要认真。不到三个月，已经换了六次厨师傅，四次娘姨，他们都嫌老太太厉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问洋房里，倒也乐融融地。玉官一见建德从衙门回来，心里有时也会想起雅言。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她也会忆起那死媳妇所做的一两件称心意的事，因而感叹起来，甚至于掉泪，儿子的续弦问题同时也萦迴在她心里。好几次想问他个详细，总没能得着建德确实意见，他只告诉她安妮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已经去世了。她家下有一个母亲，并无兄弟姊妹，财产却是不少，单就上海的地产就值得百万。玉官自然愿意儿子与安妮结婚，她一想起来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体内流行，使她几乎禁不起。建德常对他母亲说，安妮是个顶爱自由的女子，本来她可以与他一起回国，只因她还没有见过北冰洋和极光，想在天气热一点的时节，从加拿大去买一艘甲板船到那里去，过了冬天才回来。他们的事要等她回来才能知道，她没有意思要嫁给人也说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过了一年。残春过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来电说她已经动身回国。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里。在那里逗留了好几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虑便点了头。她走进去，拿出从外洋买回来的结婚头纱来给建德看，说她早已预备着听他说出求婚的话。他们心中彼此默印了一会，才坐下商量结婚的时日、地点、仪式等等。安妮的主张便是大家的主张，这是当然的哩。她把结婚那天愿意办的事都安排停当，最后谈到婚后生活，安妮主张与玉官分居，她是一个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们在上海办些婚仪上应备的东西，安妮发现了她从外洋带回来的头纱还比不上海市上所卖的那么时派，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过长久，来不及看见新式货物。她不迟疑地又买上一条，她又强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礼服，所费几乎等于他的两个月薪俸。足足忙了几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儿子已经决定要与安妮结婚，愉快的心情顿然增长，可是在她最兴奋的时候建德才把婚后与她分居的话说出来。老太太一听便气得十指紧缩，一时说不出什么话，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脸上。她想，这也许是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她先前的意识以为革命是：换一个政府；换一样装束；以后世故阅历深，又想革命是：换一个夫人或一个先生。但是现在更进一步了，连“糟糠”的母亲，也得换一个。她猜想建德在结婚以后要与他的丈母同住，心里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结婚的日期和地点，更使她觉得儿子凡事没与她商量，因为他们预定行礼的一天是建德的父亲的忌日。这一点因为阳历与阴历的相差，建德当然是不会记得。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终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举行，玉官要他们改个日子，建德说那日子是安妮择的，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至于在上海行礼是因女家亲朋多，体面大，不能不将就，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满意。她连叹了几口气，眼泪随着滴下来，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晓得喃些什么。

    婚礼至终是按着预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玉官在家只请出她丈夫的神主来，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别扭，她闷坐在厅边发楞，好像全个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来了，他把安妮介绍给他母亲，母亲非要她披起头纱来对她行最敬礼不可。她的理由是从前她做新娘时候，凤冠蟒袄总要穿戴三天。建德第一次结婚，一因家贫，仪文不能具备，二因在教堂行礼没有许多繁文礼节。现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应该排场排场。她却没理会洋派婚礼，一切完蛋糕分给贺客吃了之后，马上就把头纱除去，就是第二次结婚也未必再戴上它。建德给老太太讲理，越讲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顺从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安妮只得穿上一身银色礼服，披起一条雪白的纱。纱是一份在身上两份在地上拖着，这在玉官眼里简直不顺。她身上一点颜色都没有，直像一个没着色的江西瓷人。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条粉红纱出来。她在乡下见人披过粉红纱，以为这是有例可援。什么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红纱压根儿就没有。安妮索性把头纱礼服都卸下来，回到房中生气，用外国话发牢骚，老太太也是一天没吃饭。她埋怨政府没规定一种婚礼必用的大红礼服，以致有这忤逆的行为。她希望政府宣布凡是学洋派披白头纱、不穿红礼眼的都不能算为合法的结婚。

    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学人到庐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强出来与玉官辞行。玉官昨天没把她看得真，这次出门，她虽鼓着腮，眼睛却盯在安妮脸上。她觉得安妮有许多地方与雅言相仿佛，可是打扮得比谁都妖艳得多。在他们出门以后，老太太的气也渐渐平了。她想儿子和媳妇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们，意见不一致，也犯不上与他们赌气。她这样想，立时从心里高兴，喜容浮露出来。她把自己的卧房让出来，叫匠人来，把门窗墙壁修饰得俨然像一间新房。屋里的家私，她也为他们办妥，她完全是照着老办法，除去新房以外，别的屋子都是照旧，一滴灰水也没加上。

    九

    半个月以后，一对夫妇回来了。安妮一进屋里，便嫌家具村气太重，墙壁的颜色也不对。走到客厅，说客厅不时髦；走到厨房，嫌厨房不干净；走到那里，挑剔到那里。玉官只想望好里做，可是越做越讨嫌，至终决意不管，让安妮自己去布置。安妮把玉官安置在近厨房的小房间，建德觉得过意不去，但也没法教安妮不这样办，因为原来说定婚后是要分居的。

    安妮不但不喜欢玉官，并也不喜欢天锡。玉官在几个月来仔细地打听安妮的来历，怀疑她便是那年被她小叔子抱走的雅丽；屡次要告诉她，那是她的骨肉，至终没有勇气说出来。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过，有时两人一天面对面坐着，彼此不说话。安妮对建德老是说洋话，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玉官对建德说的是家乡话，安妮也是一窍不通，两人的互相猜疑从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来，最使玉官不高兴的是安妮要管家。为这事情，安妮常用那副像挂在孝陵里的明太祖御容向着玉官。建德的入款以前是交给老太太的，自从结婚以后，依老太太的意见仍以由她管理为是。她以为别的都可退让，惟独叫她不理家事做闲人，她就断断不依。安妮只许给她每月几块钱零用，使她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她心想，纵然儿子因她的关系做了“党戚”，也不该这样待遇家长。

    安妮越来越感觉到不能与老太太同住，时时催建德搬家。她常对丈夫骂老太太这“老蟑螂”，耗费食物讨人嫌。老太太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纵然把委屈诉给人听，也没有可诉的。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的话；找牧师，牧师也不能为她出什么主意，只劝她顺应时代的潮流，将就一点。她气得连教堂都不去了。她想她所信的神也许是睡着了，不然为什么容孩子们这么猖狂。

    还有一件事使玉官不愉快的，她要建德向政府请求一个好像“怀清望峻”一类的匾额，用来旌表寡妇的。建德在衙门，才干虽然平常，办事却很稳健。他想旌表节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玉官屡次对他要求找一个门径，他总说不行。无论他怎么解释，玉官都觉得儿子没尽心去办，这样使她对于建德也不喜欢。但是建德以为他父亲为国捐躯，再也没有更光荣的，母亲实在也没有完全尽了抚孤成人的任劳，因此母子的意见，越来越相左。

    安妮每天出去找房子，玉官只坐在屋里出神。她回想自守寡以来，所有的行为虽是为儿子的成功，归根，还是自私的。她几十年来的传教生活，一向都如“卖瓷器的用破碗”一般，自己没享受过教训的利益。在这时候，她忽然觉悟到这一点，立刻站起来，像在她生活里找出一件无价宝一般。她觉得在初寡时，她小叔子对她说的话是对的。她觉得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种种的自然结果，她要回乡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不过她先要忏悔，她至少要为人做一件好事，在她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

    她要离开她儿子那一天，没有别的话，只对他说她没对不住他，以后她所做的一切还是要为他的福利着想。儿子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漫敷衍她几句便到衙门去了。儿媳妇是忙着找房子，一早便出门。她把几座神主包裹停当，放在桌上，留下一封信，便带着天锡，悄悄地到下关车站去。

    十

    回到家乡，教会仍然派她到锦鲤去。这次她可不做传教工作了，因为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多走路，所以教会就派她做那里的小学校长。天锡与她住在一起，她很注意教育他。杏官在城里住，反感觉到孤寂，每常写信要天锡去住几天。

    玉官每要把她对于安妮便是雅丽的怀疑说给杏官知道，卸又防着万一不对，倒要惹出是非来。她想好在她的小叔子也死掉了，若她不说，再也没有知道这事的人，于是索性把话搁住。她觉得年来的工作非常有兴趣，不像从前那么多罢虑。教会虽然不理会这个，她心里却很明白现在是为事情而做事情，并不要求什么。建德间中也有信寄回来，有时还给她捎钱来。这个使她更喜欢，她把财物都放在发展学校的事业上头，认识她的都非常地夸赞她，但她每说这是她的忏悔行为。

    两三年的时间就在忙中消失了。玉官办的学校越发发达，致她累得旧病不时发作，不得不求杏官来帮助她。杏官本也感觉非常寂寞，老亲家同在一起倒可以解除烦闷。她把城里的房子连同玉官的都交给了教会管理，所得的租金也充做学校经费，那锦鲤小学简直就是她们办的。

    地方渐次平静，村里也恢复了像从前一般的景况，只是短了一个陈廉。一想起他，玉官也是要对杏官说的，可是他现在在南洋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她只记着当时他是往婆罗洲去的，就是说出来也未必有用。在朝云初散或晚烟才浓的时候，她有时会到社外的大王庙那被她常坐的树根上少坐，忆想当年与陈廉谈话的情景。衰年人的心境仍如少年，一点也没改变，仍然可以在回忆中感到愉悦。

    锦鲤几个乡人偶然谈起玉官的工作，其中有人想起她在那里的年数不少，在变乱的时候，她又护卫了许多妇女，便要凑份子给她做生日，藉此感谢她。这意思不到几天，连邻乡都知道了。教会看见大家那么诚意，不便不理会。于是也发起给她举行一个服务满四十年的纪念会，村庄的人本是爱热闹的，一听要给玉官做寿，开纪念会，大家都很兴奋，在很短的期间已凑合了好几百元。玉官这时是无心无意地，反劝大家不要为她破费精神和金钱。她说，她的工作是应当做的，从前她的错误就是在贪求报酬，而所得的只是失望和苦恼。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荣耀了。话虽如此说，大家都不听她的，一时把全个村庄布置起来。

    传道先生对大众说既然有那么些钱，可以预备一件比较永久留念的东西。有些人提议在社外给她立一座碑，有些说牌坊比较堂皇，玉官自己的意思是要用来发展学校。杏官知道她近年对于名誉也不介意，没十分怂恿她。她只写信给建德，说他母亲在乡间如何受人爱戴，要给一点东西来纪念她。建德接信以后，立刻寄五千元，还说到时候他必与安妮回来参加那盛典。

    玉官知道建德要回来，心里的愉快比受那五千元还要多万万倍，纪念大会在分头进行着。大众商议的结果，是用二千元在社外建筑一道桥，这因为跨在溪上的原来只有一道木桥，村人早应募缘改建，又因大王庙口是玉官常到那里徘徊的地方，还有对岸的树林，政府已拨给学校经营，所以桥是必要修筑的。

    动了四五个月的工程，桥已修好了。大王庙也修得焕然一新，村人把它改做公所，虽然神像还是供着，却已没有供香火的庙祝，桥是丈五宽，三丈长，里面是水泥石子的混凝体，表面是用花岗石堆砌起来的。过了桥，一条大道直穿入树林里头，更显出风景比前优秀得多。

    纪念会的日期就要到了，建德果然同安妮一起回来，玉官是喜欢得心跳不堪。她知道又是病发了，但不愿告诉人。安妮算是给她很大的面子，所以肯来赴会。当时也与杏官见过面，安妮却很傲慢，好像不大爱理那村婆子似地。她住了一两天就催建德回南京去，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在水厕的缺乏。

    建德在乡人的眼光中已是个大得很的京官，因为太太说要早日回京，便不得不提早举行这个纪念典礼。玉官在那天因为喜欢过度，倒是晕过几次，杏官见这情形不便教她到教堂去，只由她歇着。行过礼以后，建德领着大众行献桥礼。大众拟了许多名字，最后决定名为“玉泽桥”。当时的鼓乐炮仗，喧闹得难以形容，加以演了好几台戏，更使乡人感觉这典礼的严重。

    第二天，建德要同安妮回到城里，来与玉官告辞。杏官在身边，很羡慕这对夫妇，不觉想起她的亡女，直向建德流泪。玉官待要把真情说出来时，又怕安妮不承认破口骂人，反讨没趣。她又想纵然安妮承认了，她也未必能与他们住在一起。她也含着眼泪送他们过了那新成的玉泽桥。

    回到学校里，左思右想，又后悔没当着安妮说明情由。等到杏官来，她便笑着问她假如现在她能找着她的丈夫或她的丢了的女儿，她愿意先见谁，杏官不介意地回答说那是做梦。如果她能见到女儿一面，她已很满足，至于丈夫恐怕是绝无希望的了。说过许多话，玉官忽对杏官说，她要到城里去送送儿子和儿媳妇上船去，杏官因为她精神像很疲乏，不很放心，争执了半天，她才教杏官陪着她去。

    她们二人赶到城里，建德与安妮已经到口岸去了。幸而船期未到，玉官与杏官还可以赶到。她们到教会打听，知道建德二人住在洋牧师家里。见面时，安妮非常感动。她才起头觉得玉官爱她的儿子建德是很可钦佩的，玉官对他们说她的病是一天一天地加重了，这次相见，又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希望他们有工夫回来，说得建德也哭起来了，他允许一年要回来探望她一次。

    玉官在那晚上回到杏官的药局，对杏官说她还有一件未了的事要赶着去办完。杏官不了解她的意思，问了几遍，她才把要到婆罗洲找陈廉的话说出来。她说，自从她当了洋教士的女佣以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杏官的恩惠。原先她还没理会到这层，自从南京回来以后，日日思维，越觉得此恩非报不可。杏官既知道陈廉的下落，心里自然高兴万分，但愿她自己去。玉官从怀里取出船票来，说她日间已打听到明天有船往南洋去，立即买了一个舱位，只有她知道怎样去找，希望杏官在家里照顾天锡，料理学校，她也可以藉此吸吸海风，养养病。

    第二天一早，杏官跑去告诉建德说他母亲要到南洋去休息休息，当天就要动身。他也不以为然，说他母亲的心脏病，怕受不了海浪的颠簸，还是劝她莫去为是。来到药局，玉官已上了船，于是又同杏官和安妮到船上去。建德见她在三等舱里，掖在一班华工当中，直劝她说，如果要走，可以改到头等舱去，何必省到这步田地。她说在三等舱里有伴，可以谈话，同时她平日所见的也都是这类的人，所以不觉得有什么难过之处。安妮是站都站不住，探一探头便到头等舱的起坐间去了。杏官看看她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个铺盖和一个小提箱。她笑问玉官说，那小的箱子装些什么？玉官也笑着回答说那还是几十年随身带着的老骨董：一本白话《圣经》，一本《天路历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经》。玉官劝他们不必为她担忧，她知道一切都无妨碍，终要平安和圆满地回来。她指着建德回头来对杏官说他还是她的女婿，希望她不要觉得生疏起来。她此行必要把事情办妥才回来，请她回锦鲤静候消息。又复劝勉了建德一番，船上催客的锣才响起来。

    杏官们上了舢板，还见玉官含泪在舷边用手帕向着他们摇幌，几根灰白的头发，也随着海风飘扬。到了岸边，船已鼓着轮，向海外开去。他们直望到船影越过港外的灯台，才各含着眼泪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