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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深广的恐怖的气氛；似乎这种气氛并非属于老妇人一个，而是属于同时同地一般社会的。这就暗示着那一大批的事件的全部轮廓了。篇中所叙老妇人的回想，大都是这种精密的分析；所举一节只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阿弟的回想，却都是借以叙事的。阿弟的心理并不繁复，无所用其描写；而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照情节自然的转变，也只要叙述事实，更来不及说别的。所以在这里追叙一切，并不觉突兀或拥挤；与前文仍是相称的。至于老妇人那一段很长的愤激的话，就中补叙了女儿女婿的年世；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却闲闲写来，若无其事一般。这也是作者用笔巧的地方。又在阿弟转述那“弟兄”的话里，如：
“完了的人也多得很。”
“况且棺木是不让去认的。”
也是暗示着一般的空气的。
老妇人整个心，整个生命寄托在女儿女婿身上，只有他们，没有别的——若有，也只有“就是他们”的他们的孩子。阿弟便不然了：他有“感服”那“弟兄”的馀暇，他有“矜夸的声调”和“真实的笑”，在一个紧张而悲惨的叙述中，他最后还有一些轻蔑他的甥女甥婿的意思，隐藏在他的心里。阿弟是一个平常的商人，他也关切甥女甥婿的事，也多少同情于他们的不幸；但甥女甥婿到底是甥女甥婿，他不能像他姊姊将整个心交给他们，所以便有这些闲想头了。这原是人之恒情，无所谓好坏；只作者能写出来，可见其用笔之细。同样，他写那“弟兄”，又比阿弟冷静得多。他一半可怜，一半可笑地叙述他们处治一对夫妇的事；一壁还悠然地吸着烟呢。然而这一段描写，却也是分析心理的；作者曲折地写出不怕杀人的人也有怕杀人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心里也有一种为难。这正是人性的一面，值得显示出来的。下文湿地里暗夜中认棺木的一段描写，也很动人，因为森森有鬼气。
另外，作者穿插的手法，是很老练的；特别是中间各节，那样的叙述，能够不凌乱，不畸轻畸重，是不容易的。三鲁彦先生的《一个危险的人物》
（《小说月报》18卷10号）本篇写一个叫“子平”的浪漫的人物，暑假中回到离开八年的故乡林家塘去。他和他的乡人相隔太久了，也太远了，他的种种毫无顾忌的浪漫行为，他们是不能领略的，而且不能谅解的。他们由猜疑而鄙视，子平终于成了他们间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两个在县党部里的朋友来看过他一次，不久便有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租谷打七折的“告示”贴到林家塘来；而林家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这种办法是全村极大的损失。他们觉得这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视之馀，又加以仇恨；子平从此便又成了“一个危险的人物”了。况且“几百年不曾看见过的”扫帚星恰巧又于这时“出现在林家塘”，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无疑了。这时候城里回来的人说起清党的事：租谷打七折“是共产党做的事”；共产党是“共人家的钱，共人家妻子”的！大家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危险人物”是更其觉得“危险”了。于是有些人便去讽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绅士“惠明先生”。“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问他知道共产党否？回答是，“书上讲得很详细”。这使“惠明先生”失望、愤怒、恐惧。而子平又是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而却有一份产业的人。于是“惠明先生”当夜邀了几个地位较高的人密议一番，便差人往县里报告，请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树林里打拳，兵来了；林家塘人说他有手枪。兵便先下手，开枪将他打倒。搜查的结果，“证据是一柄剑”！他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话，官长命令……”
我们第一得知道作者并不是在写一个先驱者与群众思想冲突的悲剧。子平只是一个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没有丝毫“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是从林家塘人的幼稚，狭隘，与残酷里生出来的。“莫须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写的悲剧当在这一点上。但是这样写出的一幕悲剧，究竟给了些什么呢？在我是觉得奇异的气氛比严肃的气氛多。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发展的事情，实际上怕是不会有的。子平这样的人会有，“惠明先生”等人也会有；但其馀的乡人，那样的乡人，我觉得怕不会有。我们看，鲁迅先生所写的乡人性格，与鲁彦先生所写的，何其不同呢？在我，前者觉得熟悉，后者觉得生疏，生疏到奇异的程度。因为鲁彦先生所写的乡人，似乎都是神经过敏的。幼稚，狭隘，与残酷，我承认，确是乡人的性格；但写得过了分，便成了神经过敏。作者描写子平的性格，是成功的；但他不知不觉又将某种浪漫的气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这便不真切了。我想这或者由于他描写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简略与平直，因此便觉得有些夸张，夸张多少带来了滑稽的意味，大足减少悲剧的力量。而“几百年不曾见过的”扫帚星之出现，也太嫌传奇气，颇有旧小说里“无巧不成书”之概，这也要减轻事件的重量。至于不知道舞剑，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却知道手枪，也是小小的矛盾——虽然关于舞剑、打拳的林家塘人见解，可用恐惧的心情（神经过敏）来解释，但究竟是勉强的。
至于用笔一面，作者不为不细心。他记出各个乡人的身份（或职业）；各个乡人确没有个别的性格（在这里原也是不必要的），但与“惠明先生”等一般绅士的不同，是显然的。此外穿插与联络，详写与略写或明写与暗写，作者都颇注意。但我觉得这样平列的写法，集合许多零碎的印象而成为一个总印象，究嫌单调些，散漫些；虽然其间还有时间的先后做一个线索，但终觉平直。作者似乎也虑到单调一层，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职业没有一个相同，不用说，这样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个人只能随便简略地叙述着。确然每个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觉有许多实是重复的。这样以全示全，实不及以偏示全；那样可以从容，可以多变化，可以深刻些。——篇中写景诸节，俱能自然地写出一种清幽的境略，却是很好的句子。如：
“新的思想随着他（惠明先生）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
“证据是一柄剑。”
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却很多。如结末：
“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忄妻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说得太详细、太明白，反无馀味了。接着是最后的一语：
“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滞些。——本篇的收场，笔调，实在是不甚圆熟的。
从以上三篇小说里，无论它们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种新趋势。这就是，以这时代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时代的某几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没有的。这时代是一个“动摇”的时代，是力的发展的时代。在这时代里，不用说，发现了生活的种种新样式，同时也发现了种种新毛病。这种新样式与新毛病，若在文艺里反映出来，便可让我们得着一种新了解，新趣味；因而会走向新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艺的力量使这些样式与毛病，简要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对于一般的发展，间接也有益的。我并不想以功利来作文艺批评的标准，但这种自然会发生的副效用，我们也不妨预想着的。这三篇原都不曾触着这时代的中心，它们写的只是侧面；但在我，已觉得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开展了。就中《幻灭》一篇，最近于正面的描写，但只分析了这时代的角色的一两部分之精神与态度而止，这似乎还觉着不够的；我们还不能看出全部的进行来。《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写得很是圆满。有人说，有些婆婆妈妈气；这或者不错。但我们知道，这是过渡的时代，旧时代的气氛到底难以摆脱；我说这正是时代的一种特色呢。《一个危险的人物》虽也涉及时代的事情，但其中实是旧时代的人物——连主人翁也是——在动作；涉及这时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为空的骨架而已。而因描写的不真切，亦不能给多少影响于人。只因既然涉及了这时代，便也稍加叙述罢了。
(载1928年2月17日至3月30日《清华周刊》第29卷第2、5、8期)